对于转型经济中的宪政问题，激进模式的倡导者认为，经济转型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部分，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在短期都具有破坏性，但人们绝不会否认这两次宪政转轨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上产生的长期正面效应。扬小凯等人还从分工理论出发，对转型研究进行了拓展。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而劳动分工的演进是由社会通过实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信息和个人关于实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作为劳动分工演进同一过程的交易扩展，支撑其不断走向复杂、精致和效率的基本制度，是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的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宪政秩序等。计划经济的失败也证明了离开这些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的完善，仅模仿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虽然能在一定时期内能达到实现工业化的目的，但只能产生短期的增长绩效，当模仿的潜力被耗尽，或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趋复杂时，这种方式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不能给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给予无制度上的支持。渐进模式的坚持者认为，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在转轨经济中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即市场制度的完善是一个从发育到成长再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它需要时间上的不断积累。产权保护、合同实施的市场秩序，以及合理的企业治理和政府治理结构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毫无疑问，宪政制度是市场制度的元制度。在宪政制度下，人们将学会并开始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因为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但转轨经济面临的是一个动态的世界，动态世界要求经济和制度在互动中成长，此时，如何处理制度变迁中的演进成分和可构建成分就决定于对制度变迁的理解，激进模式的倡导者显然过分强调了制度的可构建成分的作用，对制度变迁过程采取了静态的、理想化的理解。即使在对两种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中，我们不以一时经济的增长还是衰退作为判定优劣的惟一尺度，但激进模式的转轨所导致的长达10年以上的经济衰退，在宪政经济尚未建立之前，其普适性仍有待证明。
二、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区域经济增长特征
中国经济自转型以来的20多年间，GDP保持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中国奇迹发生的过程中，区域经济的增长也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并且，这些特征同中国特有的转型模式有着内在的关系。
（一）“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与体制的区域突破
地方政府在大多数国家往往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但在中国的体制转轨中，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却大于消极作用，尤其是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相结合，促进区域经济成长方面，地方政府的作用最为突出。研究中国转轨经济的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或“财政联邦主义”。“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转轨经济中实现体制上的区域突破，是同中国特定的转轨路径相一致的。首先，伴随着分权和分税制的实施，不但在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长期财政契约关系，使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趋于硬化，而且也给地方政府提供了聚集财政的激励，为地方政府依靠地方经济的发展实现其目标最大化创造了可能。其次，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一个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同时还是一个资产的所有者，这一方面刺激了其寻求最有效率的经营方式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通过行使资产的处置权，实现要素的优化组合提供了便利。第三，在预算约束趋于硬化和金融体制高度集中的背景下，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的方向，不仅仅取决于地区间的“政策洼地”效应，更大的吸引力来自区域的产业基础和商业环境。因此，地区竞争的方式除了减免税负、地区封锁、重复建设这些易于模仿的内容外，必然会有区域创新内容大量的出现。最后，转轨前中国经济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块块”的组织化程度远大于“条条”的组织化程度，而转轨中的“条条”组织往往是改革的对象，以及转轨过程中以GDP的增长为基本指标的地方官员晋升机制，是中国“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兴起的另一原因。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从能力和动力两个方面说明，在渐进模式的转轨中，地方政府效率导向的制度创新是其成为体制转轨的“第一行动集团”。它不仅是微观主体制度需求与权力中心制度供给意愿的沟通者，更重要的是权力中心代理人的角色，使其可以同正式制度安排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使正式制度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向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方向演变。借助这些优势，转轨中的地方政府在推动制度创新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了区域创新。中国在转轨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产业集群与区域块状经济的崛起
中国经济的转轨和转型是在整个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进行的。受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和外资投向的影响，中国生产力的空间布局由原来的分布相对均衡走向了区域集中，促使这一现象发生的微观主体是转轨中出现的大量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它们大都是中小企业。由于实现了地理上的集中，由这些中小企业“扎堆”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具有了独特的集聚优势。不同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壮大，促使块状经济在地域空间崛起。这些块状经济内部的中小企业往往同属一个价值链和技术阶梯链，企业之间既有纵向关联，又有横向关联，产业内部的专业化水平较高，竞争比较充分，它们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创汇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块状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中国的区域经济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和经济带雏形。
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区域块状经济的崛起中，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兴办园区经济的措施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各种形态的工业园区对培育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构建地区环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的园区在产业链上寻求优势环节，有的园区依托现有或具有可能形成的企业集群，有的园区利用区位优势集聚区外生产要素，有的园区以市场为依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园区经济。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出现的这一现象，是市场的自生自发力量和政府积极倡导有机结合的结果，这一方面说明转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远比人们想像的复杂，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转型经济中有不同的生产制度结构可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不是只有一种。
（三）非均衡发展战略与地区差距的扩大
经济体制转型前，中国一直坚持的是“充分利用沿海，实现均衡布局”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采取了非均衡战略，即优先发展沿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路。中国自20世纪70年末开始实施沿海开放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一方面推动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的差距。面对非均衡发展战略引起的地区发展差距过大，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重点越来越重视中西部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等都是对缩小地区差距的努力。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又以“五个统筹”为原则，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面对如何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难题，目前的理论热点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转型经济中的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的讨论。一般认为是由于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差距（按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计算）的不同步也证明了这一点。二是对于经济转型中如何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一般认为要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正确区分市场经济中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的因素和可能扩大地区差距的因素，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好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三是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一般认为中央政府应在区域发展战略，财政转移支付，扶贫开发及跨区域开发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三、研究落后地区经济“双重转型”的基本框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既面临着经济体制上的转型，又面临着从不发达到现代化的经济结构的转型，但无论是发展经济学还是转型经济学对这一“双重转型”的现实重视不足，都把经济的成长阶段和市场制度的发育水平作为独立的两个因素来看待。显然，这样的理论状况是难以满足欠发达地区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研究需要的。中国沿海地区实现经济“双重转型”给落后地区的启示是：首先，要对自身的发展阶段进行准确把握和定位；然后，要对现有组织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这是东部乡镇企业崛起的组织支撑点；最后，要对地方性知识进行组织化的开发，这是专业化产业区培育区域竞争力的基点。但目前这些新的东西仍没有引起转型经济研究的重视。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在吸收中国转型经济的最新成就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研究落后地区经济“双重转型”的基本框架。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区域自生能力”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假定是：在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和市场竞争日益充分的情况下，任何区域都能够通过比较优势原理，在产业价值链中找到适合自己要素禀赋特征的恰当地位，并发挥出最大的区域竞争优势，区域自生能力把区域发展不仅仅看要素的积累，更将其看成是能力的培育；区域自生能力的培育不仅不能脱离区域的现有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成长的阶段，而且还要深入到区域的历史及地域文化中去挖掘区域自生能力的根植性；对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言，区域自生能力更多地把它看成是演进的过程，是同区域内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共同进步的过程，因此，在区域自生能力的培育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家能力的培养；区域自生能力的培育又是一个自发过程和自主选择的统一，因此，要通过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在发展的趋势、转型的路径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契合点，这样，才能使体制转型和经济转型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