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谏院范镇指出：“吏部诠曹在接到仁宗批示以后，有了疑议，申述自己的观点。这是官府常事。讲谗言的人诬为是侵权。这样一来，上下官员彼此畏惧，恐怕没有谁敢于议论朝政是非了。”他请求公布进谗言者的名单，给予处罚，恢复欧阳修等人的原职。
殿中侍御史赵也上书论救欧阳修，说：“最近这段日子，正直的官吏纷纷出守外郡，侍从大臣当中，象欧阳修这样贤明的能有几个？只因为公正行事，不会逢迎权贵，就被逼出朝廷。这样办事，受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大臣们再三进言，仁宗渐渐有了醒悟。
八月十五日，刘沆出任宰相。去年，他以参知政事兼任《新唐书》提举官，实际主持纂修事务的宋祁出知外郡，唐书局缺乏一位主持工作的刊修官。第二天，他上朝面请仁宗，留下欧阳修刊修《新唐书》。仁宗当即同意了。并且对他说：“你召见欧阳修，向他说明这件事。”刘沆回答：“明天，欧阳修就要上朝向您辞行。您当面挽留他，那样，恩惠就是出自陛下。”仁宗照办了。十七日，欧阳修被任命为《新唐书》刊修官，主持唐书局工作。
九月一日，欧阳修被提升为翰林学士。次日，又被任命兼史馆修撰。第一次赴翰林院当班，仁宗特地赏赐他一套服装、一条金带、一匹金镀银鞍辔马。不久，又被差遣管理三班院。当时，曾公亮由翰林学士改任侍读学士、出知郑州（今属河南），宰相刘沆奏告欧阳修还没有主判单位，请求让他顶替曾公亮判三班院。于是，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欧阳修入翰林院，担任史官，主管三班院。
从此，他由一个流徙罪官变成侍从宠臣。他穿起对衣，系着金带，跨上装有镀银鞍辔的骏马，参加宫廷值班。“凌晨更值九门开，驱马悠悠望禁街。霜后楼台明晓日，天寒烟雾著宫。山林未去犹贪宠，樽酒何时共放怀。已举萧条悲晚岁，更怜衰病怯清斋。”（《内直晨出便赴奉慈斋宫马上口占》）
对于这种侍从宠臣的生活，欧阳修并不留恋。特别是对用四六文起草内制的翰林职务，十分反感。于是他一面向仁宗推荐富弼为相，一面自己请出蔡州。这时恰适辽兴宗耶律宗真病逝，宗真之子耶律洪基登位（辽道宗），欧阳修便被命充任贺使，前往契丹。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春，欧阳修从契丹归来；夏末，梅尧臣也由南方到京。欧阳修闻讯赶往城东赚河迎接。梅尧臣感动地写道：“世人重贵不重旧，重旧今见欧阳公。昨朝喜我都门入，高车临岸进船篷。俯躬拜我礼愈下，驺徒窃语音微通：‘我公声名压朝右，何厚于此瘦老翁？’”（《宛陵集》卷四十八《高车再过谢永叔内翰》）欧阳修也曾作诗奉答，表示对梅尧臣的敬重。自从尹、范、石、苏死后，欧阳修越发珍惜与梅尧臣的友谊。为帮助梅尧臣摆脱窘境，欧阳修荐举他做了国子监直讲。同时被欧阳修举荐的，还有王安石、包拯、胡瑗、吕公著等人。
王安石从曾巩那里，早已听说欧阳修对他的好意，但他直到至和末、嘉祐初，才登门拜访欧阳修。欧阳修对他姗姗迟来并不介意，当即倒屣而出，众宾客也随着倾坐相迎。此后，欧、王之间诗文赠答，书信不绝。欧阳修《赠王介甫》云：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翰林风月”指李白的诗歌。在欧阳修幼年诵习过的《云台编》中，就有咏李白“高吟大醉三千首”的名句。“吏部”指韩愈。“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寂寥二百年，至今埋无光。”（《读蟠桃诗寄子美》）欧阳修这时已年届五十。他深感“平生所怀，有所未毕”，便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等人身上。不阿权贵的翰林学士欧阳修，对一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晚辈后生竟如此真挚热情，在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和他一同负责这次贡举的，还有韩绛（字子华）、范镇（字景仁）、梅挚（字公仪）、王（字禹玉）。他们推举梅尧臣为参详官，又称小试官。梅尧臣五十岁才被赐同进士出身，如今当了试官，不免向欧阳修表达内心的感慨。他们在监场之馀彼此唱和，写了不少诗歌。
这时的科场，依然盛行着四六时文。特别是京师国子监出身的举子们，普遍追求四六文用语的新奇怪僻，钩章棘句，借以取胜。所以人们把四六时文称为“太学体”文。正是由于“太学体”四六文在科举中几乎独擅胜场，它对整个文坛风习也就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欧阳修和他的前辈、同辈们，已经为反对这种文风做过很多努力，可惜都收效不大。这次，欧阳修决心以他古文写作方面的威望和选拔人才的权力，痛革科场积弊，从而刷新文风。他知道京师许多权贵人家和浮薄子弟是“太学体”文的支持者，力矫文弊风险很大，但仍然不顾一切地严申考场纪律，提倡应试文字要采取比较实用的散文，并明确规定，本次衡文标准，力斥险怪奇涩、空洞浮华的文章。当时一个喜作险怪文字的士人（刘几），在试卷中空论一番后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在他文后戏批说：“秀才剌，试官刷！”用大朱笔横抹一道，黜落不取。另一位举子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得通达畅快，雄浑朴茂，颇有《孟子》之风。梅尧臣建议擢为头名，欧阳修疑是同乡门生曾巩，为避免他人闲话，便置为第二名。后来才知道，这位举子并非曾巩，而是苏轼。曾巩和苏轼之弟苏辙等，也同被录取。
那些写四六文的名流们，大多落榜了。他们深怀嫉恨，俟机报复。一天清晨，欧阳修上朝走过大街，这伙人一哄而上，拦住马头，辱骂诋斥，怨谤喧然，连街司逻卒都难以制止。甚至还有人写祭文送到他家中，咒他该死。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兄弟的日子也不好过。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中举进士，没有任何旁门，全然靠自己写得一手行云流水般的古文。他后来在欧阳修的吸引下，坚持不渝地致力于散文创作，获得辉煌的成就。苏辙（公元1039－1112年）字子由，才能虽不及乃兄，却直言敢谏，写的策论尤为切至。苏轼、苏辙的父亲苏洵（公元1009－1066年）字明允，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他两试不中，便埋头深究六经、百家书。这次携二子来京，才谒见欧阳修。欧阳修称赞他那贾谊、刘向似的议论，代他延誉。后来又写了《荐布衣苏洵状》，苏洵因而成名。
不论一些士大夫怎样咒骂欧阳修，这次贡举还是狠狠打击了四六时文，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庆历新政”提出的科举改革任务。从此以后，场屋风习幡然转变，人们纷纷寻找汉、唐古文诵读，韩愈的文集又重放光彩。
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韩愈逝世，到宋仁宗天圣、公元（1023－1031年）初韩文遭人冷落，恰是二百年左右。欧阳修开始学习韩文而在科举中两度落第，是天圣初年的事。自那时起，直到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已由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变成了五十岁的老人。从伊洛之滨到颍水河畔，从黄牛峡口到琅琊山麓，他始终把韩愈的文章作为学习的楷模，时时研习。只有不追时好，不逐势利，不急名誉的崇高志趣，才能在上上下下的宦海浮沉中“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才能坚持不懈地为古文运动的胜利而奋斗。
由于欧阳修奖引和荐拔了大批优秀散文作家，特别是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他倡导的古文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终于以波澜壮阔的声势扭转了形式主义文学逆流，他本人也成为文坛公认的领袖。
十二、汴城秋声
嘉祐三年（1058）六月十一日，朝廷任命欧阳修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作为北宋的京都，设府尹为行政长官，以亲王出任，但是不常委派，一般以权知府事行使职权，由侍制以上的官员担任。权知开封府，是一个重要而事繁的职位，它主管京城的民政、狱讼和社会治安。
欧阳修《辞开封府札子》恳切陈词，诉说自己只是擅长文章，不善于治民临政，加上早衰多病，体力不支，只求在《新唐书》成书以后，委派一个外任，养病保身，安享晚年。当朝宰相富弼和韩琦拒绝了欧阳修的辞命。欧阳修只得硬着头皮，勉强走马上任。
欧阳修为政讲究宽简，遵循人情事理，不求赫赫声誉。有人替他担心，说道：“前任包拯威名震动京都，有着古代京兆尹的风采。你却没有任何动人的地方，怎么是好？”欧阳修回答说：“人的才气、个性不一样，各有长短，只要各自扬长避短，都可以达到预期目的。怎么可以丢掉自己的长处，用自己的短处去曲从习俗，博取声誉呢？我应该尽自己的努力去工作，胜任不了就退下来。”他上任以后，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行事，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七百多年后的清嘉庆年间，有人在开封府衙东西两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另一边写着“欧宽”。欧阳修的“宽简”与包拯的“威严”，代表着封建循吏的两种风范，同时流芳，传为千古美谈。
六月十五日，欧阳修上奏《论编学士院制诏札子》，建议由翰林学士院编纂立国以来朝廷所颁布的制诰文书，保存当代历史档案。宋朝建国以来，仁宗明道年间以前的制诰文书，虽然有所编录，但是没有区分类别卷次。景祐初年以后的，则渐渐散失。欧阳修进翰林院后，曾经试图按类辑编，发现百分之五六十已经丢失。为此，他请求仁宗组织人员将宋朝立国以来由学士院起草的文书，分门别类，依照年月，汇编成册，题名为《学士院草录》。对于已经散亡的，寻访搜求，予以补足。自今以后，应委派专人逐年编纂，使本朝史料不致散佚湮没，仁宗同意他的建议，下令由翰林学士院实施。
七、八月间，京师权贵犯法现象日趋严重。推究其原因，在于权贵们有恃无恐，一旦触犯刑律，常从宫中乞得恩命，以逃脱惩罚。欧阳修莅职不满两个月，就遇上十起此类案件。对于权贵倚仗权势，为非作歹的行为，欧阳修深恶痛绝，决心严加惩处。他上奏《请今后乞内降人加本罪二等札子》，请求允许今后对替别人谋求内降的人，连同罪犯一并治罪；凡是罪犯自行求得内降的，一律施以加重本罪二等的处罚，切实制止宦官小人扰乱朝纲，败坏法纪。当时，一个叫梁举直的宦官，私自役使官兵，触犯了朝律，被交付开封府处置。然而，从宫廷接二连三传出内降，要求宽恕免罪。欧阳修坚决顶住，三次内降，都被拒绝，终于将罪犯绳之以法。权贵势要、皇亲国戚看到新知府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不得不规矩起来。京城顿时晏然无事。
嘉祐四年（1059）正月到了，按照往年习俗，京城元宵节要大闹花灯，万民出游，欢庆新春。然而，去年冬天以来，开封地区雨雪霏霏，天寒地冻，柴炭米蔬价格暴涨，老百姓难耐饥寒，有投井跳河的，有活活冻死饿死的。作为父母官的欧阳修，一方面组织人员赈灾济贫，一方面上奏《乞罢上元放灯札子》，请求仁宗罢免今年的元宵放灯，以表示敬畏天命，忧虑民生。仁宗批准了欧阳修的奏议，罢弃了元宵灯节。
正月里，欧阳修一直处在病休当中。为了不贻误职事，他三次上书仁宗，请求免去权知开封府事，让自己出知洪州（今江西南昌）。二月三日，朝廷鉴于欧阳修的健康实况，同意免除权知开封府职务。但是没有派他出知洪州，而是超转一官授他给事中，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让他在京养病。
二月二十八日，仁宗亲临崇政殿主考礼部奏名进士。欧阳修身体已有好转，被任命为御试进士详定官，负责审定由初考官和复考官评定的成绩等次。仁宗亲笔书写“善经”二字赐给欧阳修。详定地点在崇政殿后院，同事有翰林学士、集贤校理江休复，端明学士韩绛等人。
三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包拯改任三司使，在朝廷内外引起一片哗议。当初，张方平担任三司使，因为购买富豪家产，被包拯劾奏罢免。宋祁继任三司使，包拯又连章弹劾，说宋祁在四川做官生活奢侈，游宴过度，又说他的兄长宋庠现任枢密使，做弟弟的理应回避，于是宋祁改知外郡，由包拯出任三司使。包拯不避嫌疑，欣然受命。这引起欧阳修的不满。
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指出朝廷用人，要推尊名节之士。所谓名节之士，知廉职，懂礼让；义不苟得，自重其身。他惋惜包拯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连续弹劾两位三司使，自身取而代之。这是《左传》上所讲的，“牵牛蹊田而夺之牛”，做得太过分了。有人牵牛践踏了某人的田地，某人就夺了他的牛作为惩罚，这种处罚未免太重了。退一步说，即使包拯自己问心无愧，也不可不避嫌疑。他建议朝廷另选三司使，改任包拯其他职务，以保全包拯的名节。奏章上呈以后，包拯不敢赴任，居家辞命，然而朝廷不肯改任。过了许久，包拯才去三司就职。
七月，欧阳修上奏《论史馆日历状》，主张革除史馆弊端，健全史官职责，保存当代史料。古代的国史由宰相监修，翰林学士修撰。在这以前，有两府宰执撰写《时政记》，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编纂《起居注》，再由著作郎与著作佐郎会集修撰成《日历》。到了仁宗末年，史馆虽然有馆员，但是荒废了职事。《时政记》、《起居注》和《日历》记事简略，朝廷大事百不存一。有些大事，史官想记载却不敢下笔。古代国君并不阅读本朝史籍，如今史籍撰述完毕，一定要抄录奏报，因此史官有所忌讳，不敢直言记事。欧阳修建议：《时政记》、《起居注》和《日历》必须秉公直书，按月上报史馆，并请求史籍撰成以后，不必进本，恢复古代修史的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