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在文学研究中的精神至上导致了文学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审美化的结果，然而真正使对象加以区分的是物质性的非常具体的因素。高度抽象的精神具有非个人性，这也是全人类经典的文学具有可交流性的根本原因，但是纯粹抽象的精神分析又只会使人的感情标签化和类型化，每一种体验在不同的语境里都是特殊的。于是，只有当我们把文学放在具体的物质层面来考察人类的精神现象时，文学才成其为文学，因为文学总是以感性的方式表达可以交流的人类情感。抽象的精神或相似的情感体验只是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可能，而使这种交流得以展开的是具体的物质对象，文学说到底是在寻找不同的交流媒介并把普遍的人类情感表达出来。
当我们习惯于用精神化的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甚至想用文学来拯救社会的时候，文学高度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使得文学更加的非个人化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文学中的民族特色和所描绘的对象的个人性会被慢慢抽空，这将加剧民族文学的焦虑感。
文化研究是对这一焦虑的回应之一。从根本上讲，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中精神至上倾向的纠正。文化研究就民族文学而言是对个性的推崇，他们要为普遍存在的精神找到物质的基础，这也是在八十年代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之一。相对于其他方式的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把文学带到一个更加现实的层面来。它把关注的重心放在文学所表现或者流露出的在种族、性别、阶级上的看法表达出来。它更执着于把文学也当成是实体来考察，将文学还原为语言、文化和习俗等。
对文学而言，文化研究的方法其实是结构主义的，它让我们看清楚，承载一个巨大精神的各个实体究竟是什么，将精神再次转化为物质。并最终让我们明白，文学作用于生活的方式其实是始于物质终于物质的。
文化研究还原文学中历史的成分，它看起来有泛文学倾向，实际是挑出文学中非文学的部分，这才为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内的合法性找到依据。文化研究是以反文学的态度来研究文学的，它反对定义，反对任何学科规范的约束，却意外地证实了各学科交集的部分，这是每个学科都难以揽括的。文化研究的物质性表明了这一区域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
二、文化研究的物质性特征
具体来讲，文化研究的物质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是关注对象的具象化。文学往往将精神寄托在月亮、石头、钟声等意象之中，每一种感悟的得来都要借助于意象的物质性感悟。
其实文学表达的过程就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质对应的过程，文学创作就是将主观情感物质化的过程。文化研究关注的对象更具体，更社会化，更关注形而下的物质层面，它相对其他研究而言有精神下放的倾向。比如在研究张爱玲的作品时发现，她的文章中充满了物质感，有很多对象描述都是可以再现的。她的文章中很少有私人化的情绪词汇，很多情感体验都是从她冷漠的书写中体会到的，而不是她直接告诉读者的。这些情感隐藏在对声音、色彩、服饰等淋漓尽致的描写中，甚至她的话语让我们不仅看到而且触摸到对象，比如，她说一个人胖，是胖得曲折紧张。这不仅有了视觉效果，在触觉上也非常有质感。
第二，操作范式的科学化。随着脑科学、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来解释人的思维，解释人的心灵世界，将以往对文学情感的猜测变成了科学考证。我们甚至用把精神物化、量化的方式来考察文学的精神含量，努力地挖掘外在性、客观性，来阐释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同样是精神分析，我们会借助心理学的知识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点。
比如，通过写一个人有“狼顾”的动作特点，或者时常的眼神迷离来表现一个人精神上的漂移，读者可以由这些外在的动作更直接地感受到人物善变的性格。
第三，表达语汇的专业化。比如我们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引入了色素、色差、光等非常专业化的概念，来描述一个文学对象，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揭示文学如何通过对外在世界的改写来作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这样看来，不但文学本身的词、音和记录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文学形式所表征的意识模式、各种关系、认知和交流过程都是物质的。文学活动的实现就是“物质”向客体转化的过程。
突出文学的“物质性”特征使得文化研究在下面几点上区别于其他研究：首先，文化研究成了艺术实践的中介。文化研究强调物质性的对象在精神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起到了沟通的作用。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必须借助物质，因为纯粹的情感是很难表现也很难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实现有效沟通的，我们必须把情感附着在可再现的对象上，通过有情的对象唤起读者对生活的体验。比如中国注重意象的挖掘，西方注重典型的提炼，都是这一艺术表达内在要求的结果。
说到底，文学是用隐藏精神的方式来表现精神的，真正出场的还是物质的因素，这种物质的因素在文学中具体表现为文学形象。
有没有具有很强物质性特征的审美形象是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物质性特征不强，文学的个性就不会突出，但如果只有物质性文学又会变成科学，文学总是小心翼翼地寻找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在具体生活层面的表现。倘若我们直接讲人生的感受和意义，那可能是心理学美学或哲学，而必然不是文学。同样，我们进行艺术消费时也必须借助物质，比如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深度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作品可再现的力量。文化研究指引了我们，文学作为精神消费，我们究竟消费到的对象是什么。从这一点来说，文化研究充分展示了文学的可观赏性。其次，文化研究成了人类精神考古学的范本之一。
文化研究不仅要展示文学中物质的因素，还要揭示这种物质的因素是在何种层面上与精神发生关系的，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有精神考古学的味道了。它不仅要将内在的情感还原为物质，还要告诉我们这种情感或情绪是从哪里来的。比如，我们在唐诗中看到写得最出色的牡丹花，从再现的层面看，我们感受到了它雍容华贵、艳冠群芳、大气霸道的特点。文化研究不仅要让我们在艺术作品中实在地看到这种花，还要展示这种花背后的民族精神与整个时代。文化研究把对艺术欣赏所获得的精神愉悦放在了整个历史的语境之中，从而激活了人类历史的感性生命。
文化研究是在充分尊重文学的物质性的前提下，在虚构诗学的语境中谈文化研究的物质性，这样我们想从具有写意传统的中国文学中了解现实要跨越更多的情感障碍。而传统的文学研究却更多地采取了非物质主义的取向，甚至有点精神至上的猵狭，这就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走了一条从情感到情感的重复之路。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物质性”特征的强调，并以此为基础提供了一条考察人类精神存在的通道，而对文学“物质性”的强调又使文化研究在发掘文学的文化资本方面有着作为文学实践的中介和人类精神考古学的双重作用。
诚然，如贾平凹先生所说：“中国文学一般而言是走的两个路子，一个是比较写实一个比较写虚的，有一种规律在这里面，如出现李白就会出现一个杜甫。这种传统一直流传贯穿到现在，如有沈从文就有茅盾这两派文风，再比如苏州、昆山一带有袁枚、张岱这些人，而陕西、西北就有司马迁这样的人。这两条路子都能出现大家。所以在写作时得抓住两种不同文化的精髓。作家起步时都会有意识地学习大家的作品，如学习司马迁学不好就会写得呆板、太实，文章升腾不起来，学袁枚、张岱学不好就会显得太虚、轻浮、没内容。但从地理环境比较而言，南方文体比北方文体灵性要大，它的自然、山水、饮食等方面都形成了这一风俗。”（涂昊：《论贾平凹“心目中的小说”创作理想与实践》，《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二期。）
我想我们的文化研究在关注内容与文化关联的同时，是否也可以多探讨一些特殊的文学形式所传达的文化意义，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一下文学的物质性因素，从而为文学虚构找到一个更合理的现实根基和言说途径。
“现实表征”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现状考察对这些问题有过梳理之后，我们再来看当代文学，有几个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从虚构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存在的几个问题1。拆除所谓“民众的文学”
在物质不富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于是在文学中我们极力去呼吁。而今，当物质的生活都有着落时我们显得比较冷静，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往集体叙事能产生一种公共使命感，使代言显得更有力量和气势。中国民族精神中无个人的特点，使得对自我缺少发现，对自我的观察不够深刻，习惯以别人为参照，习惯借圣人言或代群众言才显得理直气壮。而面对个人意志追求、欲望的言说一向是微弱甚至是为人所不齿的，也是被压抑和被克制的。我们的语系中从根本上缺乏这一套话语表达，导致我们在言说的时候借助西方术语表达一种寄生的夹生情感。
同时，长期对自我生命的漠视导致在当代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西方表达个性是内在要求，而我们的呼唤是时代赋予的，骨子里的群体感使我们无法自信地面对个性的生活。在中国人的信仰中是没有上帝存在的，但是内心深处却有另一个看得见的上帝即群众。从众成了不自觉的选择，但是文学创作是个人化的事，当文艺变成集体化大生产大制作，从艺术本身来讲是无法想象的。当集体制作成为文艺生产的主流模式，将艺术中的不可能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可能，反艺术的效果成为一场闹剧。真正经典的文学永远只能为大众所瞻望而不是拥有，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写诗的时候，诗便不再是诗歌了。
事实证明，文学一旦成为大众的活动就失去了它本身的精神优越性。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进一步明确文学的独立性，它关注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而不是专为某个时段，某个阶级服务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放弃的是文学为大众服务的观点才可能创造出好的文学。
2。缺乏对永恒性的深度思考
在抛开了文学只写个人经验，文学只为特定阶级服务，文学作为集体代言等观念之后，文学要开始独立地思考自己的终极价值。我们必须把文学放在探讨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用新写实小说的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新写实”小说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市民形象和市民文化心态，关注普通大众庸常的世俗化生活，即从“精神幻象世界”到“世俗生存世界”。作家也在文化意识而不是纯粹的政治意识的支配下，更宽容、更驳杂地摄取市民的生活内容，文化意识的渗透使作家更深入、更公正地表现市民文化与市民心态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新写实”小说坚持让作者退出，努力使小说返回它的故事形态，即由“劝诫者”到价值判断的“缺席”。应该说相对于以前的命题写作是有非常大的改观的，提供了比较多的优秀作品。尽管新写实小说关注当下的生存问题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它似乎刻意回避了“终极”、“意义”、“价值”等问题，因而使其作品最终没法成为经典。当然其中我以为也有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曾以《伏羲伏羲》加入“新写实”小说潮流的小说家刘恒，在将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成电影时，他对这篇小说的分析和处理，就很有代表意义。《万家诉讼》是用相当朴实的手法叙述一个农村妇女因丈夫被村长殴打而向上级告状的故事，刘恒和张艺谋将其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
在艺术处理过程中，刘恒发掘并突出了这篇写实小说故事内涵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最外在、最肤浅同时又是具有一定社会性的层面，一个民告官的故事，一个普通百姓与小官僚斗争不服输的故事；第二个层面是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层面，一个受到损害的弱者维护自身尊严的故事，由此展开的是人与人的相互影响，有时甚至发展到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方面去了；第三个层面是哲学命题的层面，涉及到对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的思索：世界上充满了利益的冲突，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都存在紧张的利益冲突，但人类为了生存，终究还是需要沟通、理解，化解紧张冲突”（转引自李秀金：《文学生态语境中的话语隐喻——关于新写实小说的话语阐释》，《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四期。）。
这样的理解和处理，正反映了目前一些写实小说家的追求。虽然采取的是朴素的写实手法，但并不满足于仅叙述一个生动平实的生活故事，而是在努力追求故事内涵的多层意味，升腾起哲学玄思。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使作品“具有‘形而上’的大构思和‘形而下’的表述方式”，这是“新写实”显示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层面。我想今后的创作如果能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思考，那么将会有更加优秀的作品出现。在叩问永恒这个问题上，创作可以考虑实现以下几个转换：
一是，从自我经验走向他者。王尔德说，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尽量虚构自身。我想这是说出了人生的终极所在。如果我们只是再现和复制自己，那么人类是无法前进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艾略特所提倡的艺术的非个人性显得尤为恰当，如果只是局限于自我经验只会形成倾诉和交流，无法产生超越对象的力量。要获得人类情感的普遍体验，艺术可以充当人类交流的媒介，关键在于艺术源自人的心灵，而人的心灵具有相通性。荣格说：“个人色彩在艺术中是一种局限性甚至是一种罪孽”（转引自（美）G·墨菲、J·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8页。）。艺术家是更高意义上的“集体的人”。只有走出自恋主义的作家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能够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读者才能通过对他者的观察和体验获得真理，所以真正伟大的作家只有忘却自我。纵观当代文学，能够走出自我经验的非常少。
我非常欣赏苏童的创作，他能把读到的故事写得像真实发生的一样，即把创作主体从自我经验和现实处境中拯救出来，这也是他的创作能高出一筹的重要原因。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难的事情。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国，人与土地的关系相对固定，再加上“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恋家”情结显得特别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