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时我母亲侯焕良因身体不好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刘兰阿姨、中央戏剧学院的顾平阿姨分在一个小组，白天她们在房后北山坡下的菜地里劳动，比如种菜、拔草、割韭菜等等，有时还要值班看菜地，防止大家的劳动成果遭到破坏。顾平阿姨眼睛不好，自己无法看报，我母亲和刘兰阿姨就每天晚饭后去给她读报，她们每次都多读一些，让顾平阿姨多听一些，不厌其烦。要是读到一些有趣的事件，还免不了要议论议论，逗逗笑笑，日子过的也很开心。刘兰阿姨患有相当严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可能发作，有一次她正要出门去顾平阿姨家读报，忽然感觉有点不舒服，但还是准时出了门，可没走多远就犯病摔倒了，我母亲刚好走到她家附近，马上招呼住在旁边的同志们把她抬回屋里，那时她连从衣兜里取出急救药的力气都没有了，亏得大夫很快赶来，采取措施才没有酿成危险。有一段时间，我母亲发现房前屋后的地里生长着一些可以当作草药的植物，比如薄荷等，于是就对照着书本上的彩图，把它们采集起来，交给医务室张大夫。
我的母亲是烈士的遗孤，七岁时父亲就为革命牺牲了，抗战时她随大人们逃难到上海，靠着当家庭教师和翻译短篇文章挣钱上了大学，她会英语、俄语和德语等多国语言，解放后在北京出版总署工作，1952年被国家派往苏联，1957年回国后分配到文化部出版局，一直工作到去丹江。1972年从丹江回京后，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直到离休，翻译有《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德译中）及《最精彩的外国童话传说》（英译中）等作品，她是一个正直的人，从小教育我们要诚实，不要占别人的便宜。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曾把单位的信封信纸拿回家里，受到她的批评，告诉我公家的东西不可以私用，一定要我送回去。
我的父亲尤开元是个开朗健谈的人，我爷爷死得早，他16岁时就离家外出谋生，1945年奔赴延安的途中在重庆参加了革命，曾在重庆、武汉和上海的新知书店工作，三次遭特务逮捕，幸得革命友人营救出狱，但他一如既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1949年进入苏联主办的上海时代出版社，1950年调北京出版总署翻译局翻译组任组长，同年入党。1952年作为中国专家组组长由国务院派往苏联，先后在莫斯科外文出版局、莫斯科马列主义大学和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学习，1960年奉调回国。组织上给他安排了很好的工作以及舒适的公寓，但他选择了人民出版社，放弃了优厚的待遇。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冠以叛徒特务的罪名进行批斗并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3连烧炭，但他逢年过节总会来到丹江，和我们一起生活几天，1971年春他被宣布平反并第一批被国务院调回北京，重新开始他挚爱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基本理论及经典作家回忆录和传记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他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六十余年，为马列主义经典原著的编辑出版和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马列主义理论和经典著作版本的研究成果备受关注，由他编译出版的书籍有的被改变成电视专题片或广播节目播出。他是新闻出版署的优秀共产党员，2001年获得第七届中国出版韬奋奖。他坚持原则，正派正直，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待人宽容，严于律己，勤劳节俭，公而忘私，只求奉献，不思索取。1994年起，他以七十高龄出任东方出版服务公司总经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顾年迈体弱，为党和国家的出版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6年8月5日因黄疸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住进医院，一周后病情恶化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期间多次抢救，2006年10月11日晚，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1岁。
我的外婆是知名烈属，我外公侯绍裘在19世纪20年代初与人在上海松江合办了一所新型学校——松江景贤女子学校，学校的宗旨是：打倒封建主义，解放妇女。他们办学的目的是培养新型妇女，改革落后的社会。办学方针是艰苦奋斗，宣传马列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他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1927年时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将他秘密逮捕并残忍地杀害后装入麻袋抛入南京秦淮河，当时他才32岁。如今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还保存并展出他的部分遗物。外公牺牲后外婆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三个儿女，使他们健康成长。她勤劳能干，为人谦恭，是位有知识懂事理的女性。解放后她来到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照料我们的生活。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她，按月发放生活费并让她享受干部医疗，逢年过节还会派人来看望她，并送来慰问品，在她去世前两年，她从政府给她的生活费中拿出几百元捐助希望工程，受到政府的褒奖。1993年12月18日凌晨，她因心肌梗死离开我们，享年99岁。
我的奶奶也是个家庭妇女，据说爷爷毕业于黄埔军校，早年军阀混战时战死疆场，她除了我这个孙子外，还有一个大孙子，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不是奶奶生的（她是继母），但奶奶很疼爱他，带着他们（他和母亲）一起在上海生活。她让儿媳在家照看小孩，自己不顾体弱多病，出门做小生意，辛辛苦苦挣钱供三个人吃饭，这样度过了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能够这样爱护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小辈，可见她的心胸是相当宽大的。从“文革”开始时起，她从上海迁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1984年9月25日在我出差去上海后几个小时，她老人家辞世，享年100岁。
和我们一起到丹江的还有我的妹妹小妹（大名尤国丰），她是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恢复高考后于1979年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朝阳医院，1986年初被美国克拉克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五年后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三年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终身教授。
在丹江的日子里，我们自己基本不开伙，都是在大食堂打饭，我的妹妹承担了一日三餐打饭的任务。记得开始时我们吃不到肉，大家纷纷托外地的亲友买罐头肉寄来，一时间丹江小小的邮局里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装罐头的邮包，后来办事处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就自己养起猪来，这样就可以经常吃到新鲜的猪肉了。吃肉的问题解决了，但要吃到完整的鸡蛋也不容易，据说蛋白都用于国防了，所以我们只能吃到炒蛋黄，即便如此，大家也还吃得津津有味。逢年过节食堂改善生活，品种还是蛮丰富的。说起吃猪肉，不能不提起中央音乐学院著名的音乐教授曹安和老人，因她一直没有结婚人们都尊称她为曹姑姑，当时她也有六十多岁了，但她承担了养猪的任务，大家都佩服她吃苦耐劳的精神。这项工作是很累人的，首先得收集食堂及各家的残羹剩饭和择菜时丢弃的残帮老叶，还得剁碎煮熟，然后装桶挑到猪槽，她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实现，所以她劳动特别认真，累了也要求自己忍受。但是食堂挑猪食的木桶很大，她挑不动，于是自费托人买来了一对小号的木桶，这样她就挑得动了，一项本来不能胜任的工作变得可以胜任，她的心情非常愉快，干劲也随之增长。对于其他的劳动，她也是自觉参加，真叫人佩服。
在丹江的日子里，虽然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大家还是很愉快的，办事处经常在大礼堂组织文艺演出和放映电影，记得在演现代京剧《沙家浜》时，还把我家的八仙桌借去作过道具。老少同台演出，是那样的亲切。
记忆最深刻的是吃忆苦饭。为了不让我们这一代忘记旧社会的苦日子，在到丹江一年左右时，有一次办事处组织我们吃忆苦饭，那天把丹江所有的孩子都集中到大礼堂，关上大门，每个人都发给两个用麸子和野菜做的窝头，对于吃惯了白面馒头的我们，忆苦饭是那么地难以下咽，军代表看着我们，不许吐出来，逼着我们咽下去。当时是不能理解大人们的良苦用心，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是必要的。
1972年春，我们全家和众多家庭陆续回到了北京，结束了两年多的丹江干校生活。这段经历大多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仿佛仍在眼前……回北京后，由于种种原因和大多数人失去了联系，2007年夏天我妹妹从美国回家，有机会和张浩、滨滨和元元重逢，心中感慨万千。弹指一挥间，我们都已进入中年，但回忆起在丹江的日子，依然是那么亲切。感谢丹江口市给我一个回忆往昔的机会，值得书写的很多很多，宥于时间，限于篇幅，不再展开。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字辈能有机会全体集合，重返故地。
2011年8月1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