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与扇子，何谓夸张
陈舜臣
在日本，提及弓箭方面的名人当属那须与一。早在源平争霸（屋岛之战）那华丽的舞台上，遥远的浪波之中，浮现出一艘上下起伏的小船，小船上立着一把带扇轴的折扇。那须与一仰天向神灵祈祷之后，一箭射去，准确无误地射中了扇轴。被射中扇轴的扇子如同花朵绽开一样飞向天空，飘然犹如蝴蝶翻飞一般地落入海中。
相比之下，中国的弓箭名人姓纪，名昌。哪个朝代的人物无据可查，但他的故事出现在《列子》这本古书中，肯定是太古的人物了。那么，他射的是什么呢，他是用一根动物尾巴的细毛，射中了悬吊在窗户上一只虱子的心脏。
那箭穿透虱子的心脏时，一定发出了“噗嗤”的声响。这与犹如花朵绽放、蝴蝶翻飞的扇子相比，作为标靶的虱子鲜活淋漓得令人瞠目结舌，看似不太雅趣吧。
话虽如此，但人世间并非全部由美丽组成。这里或那里均有污垢，是个有点儿脏的世界。就算是较量本领的标靶，那画着一轮太阳的扇子实在是绚丽得过头了。兵法书中记载，兵（武器）乃不祥也。用于争斗的道具等物绝非可喜可贺之物。弓箭既然也是屠杀的道具，那么虱子作为彼此较量的目标岂不是挺好。你能嗅出生活的气息，而且很实在。
读过某杂志上讨厌中国的人说的一段话，意思是有关中国人的夸张。那么，浪涛中摇摆不定的船上的扇轴和吊挂在窗户上的虱子的心脏，到底哪个夸张呢？我以为彼此都很夸张。只是基准不同，而无法相提并论罢了。折扇的扇轴是华丽的夸张，虱子的心脏则是生活的夸张。
任何事情如能明了易懂地昭示给我等凡庸之徒，哪怕是掺杂一些略微的夸张，实是一件好事。明与暗分明的画卷让我们容易看得懂；善与恶分明的小说也一样让我们容易心领神会。让人清晰明了，的确需要艺术的夸张。
茶，该如何去喝，最初是一位名叫陆羽的中国人教给了我们。而将喝茶升华至艺术，成为“茶道”的却是日本。嗓子渴了，抓起茶碗咕咚一口本是一件很爽快之事，将喝茶搞得儒雅、形式化的便是茶道，可以说这正是给了“喝茶”一个华丽的夸张。而在中国，喝茶与生活乃是密不可分之事，因此没有诞生所谓的茶道。
既然说到了夸张，那就再聊两句夸张。我以为，这扇子和虱子也恰恰体现了日本与中国在气质上的不同。
虱子，一种吸食人的鲜血、且让人产生不愉快瘙痒的虫子。虱子几乎没有一点好处可言。大概这虫子的唯一作用就是用作占卜的时候。当人病入膏肓、生死不明之时，抓来一只虱子进行算命被称作虱子占卜。这种占卜是在危重病人的身旁放下一只虱子，这虱子如果爬向病人，钻进病人的身上，这病人一定可以治愈；如果虱子背离病人而去别的地方，这病人就没救了。虱子以吸食活人的鲜血为生，其本能可辨别人的“鲜血”与“死血”。虱子对将死之人的血连看都不看，这连普通人都能想到。占卜这类事，以非科学居多，但虱子占卜却不得不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在卫生思想和医药远不如现代发达的那个年代，虱子比起现在要贴近人类许多。晋朝的王猛在见到桓温时，捉住他身上的一只虱子，然后一边用力捻死虱子，一边和桓温谈论国家大事。篡夺晋朝王位的是桓温的儿子，但这个桓温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力派人物。都说桓温是个好客之人，想必来访的客人们也都是毕恭毕敬的。与那些来客相比，王猛则有着旁若无人的傲骨之气。而证明这傲骨之气的正是这虱子。
弓箭名人纪昌从师飞卫，师傅告诉他“不眨眼睛”是射箭的秘诀，于是他就躺卧在妻子的织布机下。当然，他可没有偷窥石榴裙下的胆魄，而是练习在眼花缭乱不停转动的物体前面“不眨眼”的功夫。之后，把虱子吊在窗前，练习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紧紧地盯着看，那目标便会逐渐地扩大，练习了三年之后，据说将目标可看成车轮的大小。如果那虱子变成车轮的大小，其他物体岂非不是山一样大了吗？
山一样的标靶，就算是闭上眼睛也一定可以命中。纪昌当然是弓箭的名人了。但是，能否坐上弓箭的第一把交椅呢，只要师傅飞卫还活着，自然不能说这头把交椅属于自己。于是，纪昌决定杀死师傅飞卫。在日本小说家的作品中也出现过这位弓箭名人的故事。据说，两人射出的箭在空中相碰落到了地上，而且两支箭落地时竟没有尘埃扬起，一次势均力敌的绝技较量。
师徒两人均为对方的绝技而感动，相拥而泣。“弓箭名人有我二人足也，我们不会再传授给任何人！”两人当下发誓。
就这样，他们的弓箭神技从此绝迹于后世。说得牵强一些，两人都是靠这绝技吃饭的，一个人独占可达到利益最大化，所以才想到杀死对方。而当得知无法置对手于死地之后，两人便决定联手，以求共存。当一项技术扩散出去，如果连自己的饭碗也要丢掉，那么将这门技术变成一门绝技不再传授给后人，这类事情不是很多吗？我想，这种紧盯虱子的修炼方法也许可以挖掘出某些棒球选手被忽视的绝技呢……
闲话扯得太长了。不过，假设这类故事发生在日本，那夸张绝不是虱子，一定会用一个美丽的东西，连同一个日本式的“包袱”结尾一同编写的。
有文化，首先要有气度
张鸣
前一阵，有关上海话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新民晚报》发了一本书的摘编，说到浦西浦东不一样，在浦东少有人讲上海话，讲上海话会被人认为没文化。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话居然激起了轩然大波，网上一片声讨，《新民晚报》为此道歉，当班的编辑停职。其实呢，看完那篇文字，就会发现，那句惹祸的话，无非是作者为了强调浦东的开放，本土色彩淡薄而做的适度夸张。据说，作者和当班的编辑，都是地道的上海人，绝无成心贬低上海话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句话之所以变成风波，还是因为它触动了方言，尤其是一向有自豪感的上海方言的那根与文化有关的神经。
上海话是方言。四川话也是方言，全国各地，每个地方用惯了的当地话，都是方言，不过，在近代历史上，上海话却是比较牛气的方言，一度连香港这个地方，能说上一口地道的上海话，都带着荣耀。上海话，意味着洋气、牛气和优越感。
其实，这种牛气的上海话，形成时间很短。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模样，正是在那个时候，上海才开始从一个小小的县城，变成华洋杂处并五方杂处的商埠。发展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变成中国第一，甚至远东第一的大都市，上海话才有了模样，也随之变得牛气起来。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中国最时髦、最洋气的地方，有点儿银子，总要上上海走一遭，吃吃大菜（西餐），坐坐四轮马车（后来变成汽车），逛逛大世界。不过，即使在20世纪中叶，说无锡话、苏州话和宁波绍兴话，在上海一样吃得开，没有人敢笑话，如果能说几句哪怕是洋泾浜的英语，那就牛上加牛，被人仰视了。只有苏北话，才会被人看不起，哪怕仅仅露了一句，也大事不妙。
上海话很怪，说是属于吴语系统吧，但是跟吴地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都不一样。最早的小县城里的上海话，现在早就变成了上海的乡下话，一张嘴，就惹人笑话，我们在现在宝山等地，还能找到若干操持上海土话的老人，像活古董一样。现在的上海话，既有无锡、苏州一带的吴侬软语的基因，也有宁波绍兴一带的又硬又快的方言的遗传，也未必没有上海人不屑的苏北话因素，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洋泾浜英语词汇，比如小开（kite），大班（banker），克拉（colour），台型（dashing），噱头（shit），邋遢（litter），等等，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独一份儿。
上海话的背后，是上海文化，那时的上海文化，是时髦、开放、洋气、创新、冒险和别具一格的代名词，被人称为“海派”文化。什么东西一旦沾上海派的边，就变得不一样了，保守的人往往对此带着不屑，但不屑之中也有那么一丝艳羡。从清末到民国，文化上事事海派都别具一格，跟京派唱对台戏。京剧兴盛时期，全国几乎到处都唱，名角走穴。但是，只有上海这个地方，可以兴起自己独特的京剧风格，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在京剧史上，异军突起，硬是可以跟具有悠久传统和众多名家的北京分庭抗礼。至于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海派也是从不让人，电影和出版业，干脆就是中国的中心。那个时代，各地的文化大师、思想家，无论出身在什么地方，最终都会走到上海，在上海这个地方发光。
海派文化，是开放的文化，也是包容的文化，上海话，也是个杂凑起来的方言。当然，说上海话的人，没人敢讥笑为没文化，连在上海生活时间长了的外国人，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甚至犹太人，都喜欢说上几句上海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海派文化变了味道，上海话也变了味道，原来文化里的那种大气、开放、包容和思想性，悄然消失了，或者变淡了，代之以敏感、自负和小气。外地人如果当着上海人学上海话，说不了几句，人家就会说：“拜托，别说了。”似乎某些上海人特别在意上海话的纯洁性。此次上海话的风波，说明上海人不唯受不了玩笑、讥讽，连一丁点儿不经意露出的异议也受不了。因为这样语义并不明确的一句话，这么多人大动干戈、义愤填膺，至于吗？
我的理解，上海人现在的敏感，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昔日的海派文化已经随风逝去，今日的重建，又在特殊的环境下，流于形式。方言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上海话，从它的源头看，却是具有很强开放性甚至国际性的一种文化形式。操上海话的人们，沦落到今天这般神经过敏，实在可悲。什么时候，上海人像过去那样，不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了，也许，海派文化才会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灵魂，也找回了自己的底气。
以舍为有，知足常乐
仁孜尼马
一对夫妻生了两个女儿，他们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可是夫妻俩晴天也哭，雨天也愁。因为大女儿卖雨具，二女儿卖冷饮。晴天夫妻两人怕大女儿赚不到钱，雨天又怕二女儿生意不好。整天愁眉苦脸。有一天，他们夫妻碰见一位智者而开导他们说：“你们两位老人家大可不必天天忧愁，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下，换个思路呢？晴天的时候，应该为你二女儿高兴，她的冷饮生意一定不错；雨天的时候，应该为你大女儿高兴，今天雨具一定好卖。这样一来你就不用天天愁眉苦脸了，可以天天快乐了。老人如此一想，果真天天开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