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
王蒙
当我在商店里看到店员与顾客的恶言相骂，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乘客之间的污言秽语，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诸如对于制造假药、假农药，捕杀大熊猫、白天鹅，砍伐电线杆、盗卖铜线等罪犯的审判，走到街上看到一座座新盖好的楼房玻璃被顽童打碎，一个又一个公用电话亭被捣毁，还听到一些出国人员——既包括学者也包括官员——在洋场大丢其丑（如住一个晚上就把旅馆房间冰箱里的饮料全部转移到自己的行李箱里），这种种时候，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这些现象究竟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是孔子还是老庄？是神宗还是道教？谁主张过这种野蛮、自私、损公害己？而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知识界热烈讨论的传统文化问题，究竟有多少针对性？是否有的放矢？我们讨论、争论的对象到底还留存了多少？就是说，目前我国的大众，特别是青年大众之中，究竟还保留了多少传统文化？尤其是究竟还保留了多少文化传统？传统文化，诸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孔孟之道、程朱之学、诗书礼乐、琴棋书画、仁义道德、忠孝节义、四维八纲、正心诚意……现在到底还剩了多少？
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主义虽然不同，毕竟还是文化，毕竟还都有一种或曾有过、可能有过的规范的作用，协调的作用，凝聚的作用，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引导人类去进一步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作用，以至升华的作用。因此，一种文化固然可能逐渐暴露其陈旧鄙陋、束缚人的发展之处，但仍然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不能或缺。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其历史内容阶级内容各异，其献身理想的文化精神则一。
呜呼，而今呢？
何况文化中还有许多超出主义、超出社会制度的制约的内涵。比如语言文字，比如科学技术，比如某些文艺形式与审美特性，比如某些民俗风习。这些东西更多的差别在于民族性、地域性，而不在于时代性和社会性，它们的存在正是与之不同的文化形态存在的前提，也就是说，它们的差别主要是横的差别不是纵的差别。有了差别才有了特性，有了特性才能算文化。它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主导意识形态下存在和继承，相安无事。它们又能有多少罪孽！
文化的对立面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文化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另一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这就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的传统，“绝圣弃智”的传统，耍光棍、耍流氓的传统……前者如果表现为士大夫文化以及宫廷文化、庙堂文化、乡绅文化，后者则表现为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中间还有市民文化之类。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同样是源远流长，历史上，它们常常大模大样地走进农民起义的队伍，打出革命或新潮的大旗。刘邦与项羽就以烹父的流氓的故事名声大噪。“刘项原来不读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把这句诗又弄得行时起来。另外则是“书读得愈多愈蠢，愈反动”。
首先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历史是文盲比文明多。无文化的传统说不定比文化传统还要强大。其次历代政权更迭靠实力而不是靠文化。事实上，“霸道”总是比“王道”厉害得多。朱元璋的御批里常带粗话。粗话变成佳话，老粗与权力相靠拢。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出现的也是诸如“油炸”“火烧”“砸烂”之类的字眼。其次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太古老、太衰败了，需要一个大的改造和再生的过程。许多年来不绝其生命力的与其说是文化传统不如说是无文化与非文化的传统，一些民间流行的文化观念与其说是证明了文化传统不如说是证明了无文化的传统。“拼一个够本儿拼俩赚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些都有明显的破坏性，居然也被社会所接受。后来又发展成“活着干死了算”，一副亡命徒相。“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压根儿就非法理、非道德、非一切行为规范，如今又成了一批无文化而有“商品意识”的人的信条。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单打没眼的”，反文化一直比文化还要行时。当然也有另一面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一忍百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些不见经传而至今活着的“箴言”，究竟应该算传统文化还是传统无文化呢？这种破坏性、冒险性、讹诈性与奴隶性，这种敌视文化的特性，终于愈演愈烈酿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说起批传统文化来，我们的调子始终是够高的。批胡适、批俞平伯、批孔、批儒；批《武训传》、批海瑞、批道德继承论；批梁漱溟、批梁思成、拆城墙；消灭地主阶级，取缔会道门；批“温良恭俭让”。历次运动中鼓励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早把孔老二丢到了茅屎坑。一直到进行了远远比港台以及海外走得远得多的文字改革……这中间，有的该做而做得急了，有的该做而且大体上也做得好，做得适时，有的却有点不该做。但无论如何，什么时候我们对传统文化手软过呢？
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而且有武器的批判。不但消除了地主阶级而且粉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器。不但消灭了“变天账”也消灭了诸如家谱、宗庙之类的东西。但传统文化的阴魂似乎仍然不散。阿Q主义没有散，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没有散，赵太爷的“不许姓赵”也没有散。新的腐败现象正在出现。大力“破四旧”的结果恰恰是“四旧”的全面高涨。于是觉得批得还是不彻底，没有“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传统文化斩草除根，于是进一步批爱国主义、批集体主义；批长城、批龙、批黄河；批李白、批屈原，一直批到鲁迅；批民族性、国民性、国特色……这种激进的批评再加上无孔不入的唯钱是图的风气，简直称得上是地毯式的轰炸。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劣根性似乎未见消除多少，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已经或正在被非文化、反文化、无文化的愚昧野蛮所冲击。我们非常重视与不同质的，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文化争斗，却不重视与愚昧野蛮斗争。于是愚昧与野蛮就趁各种文化之间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但愿人们把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讨论——至少是把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力——引导到封建与积累的健康方向上去。能不能先请各种各样的“文化”（只要是真正的文化）之争降降温，先联合起来讨论一下诸如扫盲、讲卫生、职业道德、爱护公共财物这一类较少争议的问题呢？
自我意识与人的确证
易中天
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当过爸爸妈妈的知道小孩子学会的第一个动词是什么吗？小孩子学会的第一个动词是“不要”。你看一个小孩子他要东西，比方说他要喝水，他说水水，他要吃奶，他说奶奶，够了。他不用说要吃水，要喝奶，他不用那个“要”字。但是你给他水喝，他不想喝，他怎么说呢？“不要”。也用不着说水水。所以小孩子是很节约的，他懂得节约成本，懂得效益最大化，懂得产出投入比。
好了，从刚才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因为小孩子学会叫妈妈，然后学会叫爸爸、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称呼，所以他首先要解决的是人际关系问题。第二个结论，“不要”是人的基本人权。因为儿童学会的第一个词是“不要”，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它是一种天赋人权了。事实上我们看一个社会有没有人权，看一个社会是不是人权社会，很简单，只要看这个社会的成员有没有说“不要”的权利。咱们中国古代就没有这个权利。谁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不知大家知不知道，叫作“君有赐，臣不敢不受”，就是他给你东西，你也不能不要。生杀予夺都在万岁爷。他杀你固然是没有价可讲；他给你，你也不能讲价。比方说我刚刚撮了一顿，酒足饭饱；这个时候太监来了，说万岁爷有赐，赐你一只烧鹅，这么大一只鹅，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跪下来，一个头磕下去说“谢主龙恩”，然后在太监、在使者的监视之下，一口一口把这只鹅吃下去，没有拒绝的权利。因此，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专制主义政治下的社会，它是没有人权的。
小孩子称呼自己都是用自己的名字。比方说有个小孩叫贝贝，你给他水喝的时候，他不要，他怎么说呢？“贝贝不要”，他是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这个问题早在两百多年以前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用人类学》这本书里面已经谈到了，当然他也可能说“不要”，但是如果一定要表示这个主语的话，他是用别人称呼他自己的那个称呼来称呼他的。他不会说“我不要”，他不会说“我”，很小很小的孩子都不会说“我”。如果这个时候大人给他水，他说“贝贝不要”，大人就会教他说“我不要”，他就会说“我贝贝不要”。如果说他要一个什么东西，大的孩子不给他，大人在旁边说“给他、给他”，他也会说“给他、给他”，他也不会说“给我”。这时候大人会教他说“给我”，他会怎么说呢？“给我”，他声音会很低，他没有底气。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不知道“我”是什么。儿童最先学会的字、词都是名词，而且是一些感性的、具体的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名词，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水水、果果、蛋蛋，都是和他有关系的、很具体的、可以辨认的这些事物的名称。“我”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是爸爸吗？“我”是妈妈吗？“我”是水水吗？“我”不是东西呀。但是他又发现“我”这个最不是东西的东西，他最是东西。爸爸也说“我”，妈妈也说“我”，哥哥也说“我”，姐姐也说“我”，他们都是“我”，那么到底谁是“我”？他不明白，他弄不明白这个问题，而且他弄不明白既然妈妈是“我”，那么我要妈妈抱我，怎么不能说“我抱”呢？我还得说“妈妈抱”，“我”到底是什么？他不明白。而且大人和他说话也不说“我”，说“我们”。当妈妈的知道，你带小孩子出去买衣服，会说“宝宝我们出去买衣服”。然后给他买了衣服、帽子，给他穿上，“我们漂亮”、“我们乖”、“我们出去玩儿”、“我们喝水”，她就是不说“我”。所以儿童是不会说“我”的。这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儿童没有自我意识。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著作有《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等。
突然有一天，这个小孩子学会说“我”了。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对一个人来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康德有一个说法，他说，在这个时候，他的心中就像是出现了一道亮光。而且康德说，他从此再也不会回到他从前说话的那种状态去了。康德说，从前他只是感觉到自身，现在他是思维到自身了。康德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个儿童学会说“我”，也包括我们人类学会说“我”之前，他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他不能思维到自身，他只有自我感觉，也就是说他只能感觉到自身。这种感觉是动物也有的，动物也能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比方说一只猫，它不会去咬断自己的尾巴，因为这个时候它会疼。当它疼痛的时候，它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但是动物只是在它的有机体受到外界刺激的时候，它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它想不到自己的存在，它也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所有的动物都不会照镜子。人要照镜子的，“镜子里面不是我吗？脸儿长得多么漂亮”，人会照镜子。动物不会，动物也不认识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画像。
人比动物厉害的还在于什么呢？人不但不用照镜子，也不用在身上捏一把，他就知道自己存在。那么我想问大家，人是怎样知道自己存在的？是想到的，是通过思想和意识知道自己存在的。这就是人有自我意识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能够通过思想和意识知道并证明自己的存在。有一个笑话：一个差人押解一个和尚上路，每天出发之前这个差人都要清点人数，包袱、雨伞、和尚、我。有一天晚上这个和尚把这个差人灌醉了，然后把他头发剃掉，换上和尚的衣服，第二天早上这个差人起来，点包袱、雨伞、和尚，我呢？“我”没有了。这个笑话之所以是笑话就在于“我”是不可能没有的。请大家想一下，“我”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死了，死了就是“我”没有了，而人怕死的原因正在于此。人为什么怕死？请大家想一想，他们说死很可怕。你死过？谁死过？你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死是可怕的呢？死不一定可怕呀，“安乐死”就不可怕，怎么就可怕呢？可怕的是“我”没有了，他想不通这个问题，“我”怎么会没有了？“我”没有了，“我”到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我没有了？非常可怕。所以，人下定决心，即便“我”死了，“我”也得弄清楚“我”死了以后是怎么回事儿，“我”死不瞑目。这是人才能做到的，动物做不到，动物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但是人可以，人可以做到。人可以拒绝死亡，人可以选择死亡，比方说是死得重于泰山，还是死得轻于鸿毛；是死得轰轰烈烈，还是死得窝窝囊囊。这个我是可以选择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有自我意识，我们能够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这一生，我们要活得像个人样，我们要死得像个人样，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择来证明我是一个无愧于真正的人的称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意识、这样的一个思想，以及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我就称之为“人的确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