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功盖珞珈“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吴骁、程斯辉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由武汉大学档案馆馆员吴骁与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程斯辉教授合著，为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与教育史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余子侠共同主编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第二辑中的一部，全书共35万余字，目前已进入清样校对阶段，即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以第一手档案史料为据进行研究和创作，首次公开披露了大量与国立武汉大学及王星拱本人有关的众多原始史料，其主要的资料来源即我馆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中的文书档案，以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等民国报纸杂志。
以上这些著作，充分体现了我校、我馆的档案、校史工作者对于深入开发利用我校档案馆馆藏的珍贵档案史料，从而促进和推动整个校史研究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也或多或少地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校史研究均不无裨益。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和国内众多兄弟院校相比，我校对于自身历史的挖掘和研究还远远不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大幅落后，既严重缺乏大型的、全面的或专门的档案史料汇编等基础性编研成果，更缺乏高层次、高质量的校史研究论著，亟需我们这些档案、校史工作者知耻后勇，迎头赶上。除此之外，据笔者的了解，在各种既有的编研成果中，对于开发、利用档案史料方面，亦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主要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部分档案史料在整理出版或刊行时未遵循历史原貌。首先，过去在整理、公布一些校史资料的过程中，有的整理者因出于某些政治上的顾虑（事实上多属“过虑”），对于某些比较“敏感”的人物、事件或用语，进行了一些删节甚至改动，此行为虽也可以理解，但在删改之后，却没有作任何的文字说明，这便有隐瞒甚至篡改历史之嫌了。其次，某些整理者由于自身的视野、眼界或文化程度的局限，对于民国时期的某些特定用语不甚了解，或是对于某些与今日不尽相同的用词和标点习惯不够尊重，便随意地按照今日的标准进行修改，有些改动尚且对原意基本无损，但有些却已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原文的歪曲，实属多此一举，弄巧成拙。最后，由于某些编辑整理者在文字录入、校对、印刷等环节上工作疏忽，把关不严，还造成某些正式出版刊行的校史资料在文字上出现了不少疏漏、讹误或是其他背离原文之处。以上这些错误，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相关的研究者来说，均是一种不良的误导；二是某些校史类书籍，在利用或引证档案史料或其他历史资料时，未能充分、严格地遵循学术规范，以添加注释以及列出参考文献资料的方式，注明其具体来源，这样也给其他研究者“按图索骥”地搜寻和查找更多的相关史料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均是我们在今后整理和使用校史资料的过程中，应当尽量予以避免及彻底修正的。
三、对于深入开发利用“国立武汉大学”档案的几点建议及前景展望为了尽快改变我校校史研究的滞后局面，我们应当首先从基础工作开始“补课”，亦即从武汉大学浩如烟海的校史资料中，充分挖掘和挑拣出最有价值的精华部分，陆续整理出版。而我馆珍藏的1万多卷“国立武汉大学”档案，无疑应当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对于如何深入开发利用这批珍贵的档案资源，笔者主要有如下两点简单的建议：
（一）编辑出版全面系统的校史资料汇编
这项工作是全方位、高层次地深入开展校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兄弟院校在这一方面遥遥领先、硕果累累，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大学等。其他高校的此类成果，既在客观上给我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和奋起直追的动力，更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可资借鉴的既成经验。我校完全有必要、更有能力编辑、整理并公开出版一套全面反映本校自建校直至当下100多年发展历程的、系统而完备的《武汉大学校史资料汇编》（暂名），以满足研究武汉大学校史乃至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学术需要。
就我校校史本身的发展特点和可供挖掘的实际资源来说，从1893年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最早的历史前身）直至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这30多年的历史固然也非常重要，但由于史料相对缺乏，其分量远不能与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应当集中主要精力，率先将1893—1949年间（其重点为1928—1949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重要校史资料整理出版，为整套的《武汉大学校史资料汇编》开好头，打好基础，接下来再去谋划1949年以后各个历史阶段校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
在全面、系统地整理好武汉大学百余年来的校史资料的基础上，我们还可对其进行一个初步的加工整理，编写一套《武汉大学编年史》（暂名），以详尽、准确的史实和凝练、客观的语言，为这所百年名校清晰地勾勒出一条真实而完整的发展轨迹和线索。在完成上述两套大型丛书的基础上，便可进一步开展更高层次上的校史研究工作，并且努力取得一大批与武汉大学在全国的学术地位相称的高水平、高质量的校史研究成果。
（二）编辑出版各种专门的校史资料集锦
除了编辑整理出全面、系统的校史资料汇编外，我们还可就武汉大学校史中的某些极具特色和魅力的领域，深入挖掘，编辑出版一些专门的校史资料集锦。比如，我馆藏有大量反映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校园风貌、人物风采以及办学成就的珍贵历史图片，主要散见于各种历史档案之中，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系统地汇集起来，编成一本《武汉大学老照片》（暂名，或称《武大旧影》、《珞珈旧影》等），这样既对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生动和集中的展示，以及另一种形式上的“珍藏”，同时又极具可读性，有利于在全校师生校友中甚至是全社会的范围内更好地宣传和普及武汉大学校史知识。
再如，在国立武汉大学办学21年间所产生的3000多份学生毕业论文中，有超过一半的论文副本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武汉大学档案馆。当时，武大学生的毕业论文水平普遍较高，既能体现出扎实、深厚的专业素养与学术功底，又不乏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独到创见，很多论文甚至光从标题上便可看出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选题眼光。与此同时，不少论文本身就是一部优美的书法作品，在给人以深刻的学术熏陶和思想教育之外，还能充分地给人以美的享受。在这批论文中，有少数属于翻译作品，更有大量论文甚至是直接用英文完成的，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武大学生极高的外语水平和学术水平。总的来说，这批论文虽因年代久远，某些具体的观点和结论可能已与当前的学术发展实际脱节或不符，但其史料价值仍不可低估，有些论文甚至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当时武大本科毕业论文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便是由著名历史学家、国立武汉大学史学系1934年的毕业生陶元珍在李剑农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毕业论文——《三国食货志初稿》，在当年甚至直接由商务印书馆予以出版，由此可见武汉大学当时的本科教学、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水平之高。
为了能让这批代表着武汉大学较高本科教学水平的论文重见天日，让广大师生校友乃至学术、教育界人士充分领略到武大前辈学长们的学术精神与风范，推动今日武大的校风、学风建设乃至相关领域内的学术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将这批论文精选一部分，以重新排版或是影印的方式，编印出版一部《国立武汉大学学生优秀毕业论文选编》（暂名），以激励广大师生潜心学术、刻苦钻研，更好地推动学校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此外，我们还可以专门查找出所选论文作者的学籍档案，作为各篇论文的重要背景资料与补充材料，与论文本身一同刊印出来，使其更具完整的史料价值。不同学科论文的具体筛选工作，可邀请学校各个学科领域里的有关专家学者来进行严格的鉴定，首先应考虑其本身的学术性，及其对现今相同或相近领域研究工作的借鉴意义，其次还可适当地考虑一下论文作者本人在国内外学术、教育界的名气和影响，以充分地彰显其“名人效应”。对于后一点，笔者不揣冒昧，凭着自己对武汉大学校史的较为熟悉，已逐一列举了不少本馆收藏的国立武汉大学知名校友的毕业论文名称及其指导老师、完成年代等基本信息，并依次以当时的学院、系别和论文完成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作为本文的附录。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馆馆藏的1万多卷“国立武汉大学”档案，固然是研究国立武汉大学历史最重要的史料和凭据，但也仍然是不甚完整的，社会上另有大量我校没有收藏的武汉大学校史资料，仍散布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某些档案馆、图书馆或是其他学术、教育、文化机构。据笔者目前所掌握和了解的情况，在武汉大学校外，藏有国立武汉大学史料的地点和单位，大致有武汉本地的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图书馆，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教育部、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州的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四川乐山的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设的“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湖北崇阳的雪艇图书馆，以及台湾的“国史馆”、“党史馆”、“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等等。对于散落在外的这些武汉大学校史资料，我们也应当花大力气，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其一一征集或复制回来，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我校的馆藏档案资源和校史资料，为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开展校史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