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打没有那么频繁了，它变成了一种威胁，一种只要他不能给出满意答案便随时会遭到殴打的恐惧。现在，审问他的已不再是身穿黑色制服的恶棍，而是党的知识分子，一群行动敏捷、戴着眼镜的矮胖子。他们隔一段时间换一次班——他想，他不能确定——有一班竟持续了十或十二个小时。这群拷问者不时便让他吃一些小苦头，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制造疼痛。他们抽打他的脸，拧他的耳朵，揪扯他的头发，让他用一条腿站着，不让他小便。他们用刺眼的光照射他的脸，直到他流出眼泪。但这不过是让他感到屈辱，摧毁他争辩、讲理的能力。他们真正的武器是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毫不停歇地向他提问，让他说错话，让他堕入陷阱，歪曲他讲的每件事，证明他所讲的都是自相矛盾的谎言，直到他因为羞愧和精神疲惫失声痛哭。有时，一次审问他就要哭上六次。大多时候，他们都扯着喉咙辱骂他，只要他稍有迟疑，就威胁将他重新交给看守。但有时，他们也会突然改变腔调，称呼他“同志”，以英社和老大哥的名义祈求他，悲悲戚戚地问他是不是对党足够忠诚，想不想刷清自己的罪恶。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审问后，他的精神已濒临崩溃，即便是这样的祈求也能让他哭哭啼啼。最终，这些啰啰嗦嗦地问话比看守的拳脚更能将他彻底击垮。他成了简简单单一张嘴，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成了简简单单一只手，让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他只想知道他们究竟想让他供认什么，然后他就可以赶在恐吓到来之前，快速地供认出来。他承认他暗杀了党的杰出成员，他承认他散发了煽动性的小册子，他承认侵吞公款、出卖军事机密以及进行各式各样的破坏活动，还承认早在1968年，他就做了东亚国的间谍。他坦陈自己信仰宗教、杀害妻子——尽管他和审问他的人都明白，他的妻子还活着。他说他和高德斯坦因的私人往来以持续了很多年，他说自己是地下组织的成员，并说该组织吸纳了几乎所有他认识的人。坦白所有事情，连累所有的人，这些都相对容易。再说，从某种角度看，这的确是事实。他是党的敌人，在党眼中，思想上的敌人和行为上的没有差别。
他还有另外一种记忆，这些记忆断断续续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就像一幅幅被黑暗包围的图片。
他被关在一间牢房里，不知那里是开着灯，还是关着灯，因为除了一双眼睛，他什么都看不见。在他的手边，有一个滴答作响的、慢却准确的仪器。那双眼睛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突然，他从座位上飞了起来，坠到了眼睛里，被眼睛吞没。
他被绑在一张椅子上，椅子的周围布满了刻度盘。灯亮得刺眼，一个白衣男子看着刻度盘。门外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门开了，那个长着蜡像脸的官员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看守。
“101号房。”官员说。
白衣服的人既没有转身，也没有看温斯顿，只一心盯着刻度盘。温斯顿被推进一条足有一公里宽的、巨大的走廊，走廊里充满了灿烂的金色光芒，他笑着，喊着，用最大的声音招了供。他什么都招，甚至把严刑之下都坚持不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他将他的整个人生都告诉给这些早就知晓一切的听众。看守、其他审讯人员、穿白衣服的人、朱莉亚、查林顿先生，都和他在一起，都在走廊里大声地喊叫着、笑着。一些潜藏于未来的可怕之事被跳了过去，未能发生。每件事都很顺利，痛苦不再，他生命中的所有细枝末节都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得到了理解和宽恕。
他从木板床起来，恍惚听到奥布兰的声音。虽然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都没有看到奥布兰，但他有种感觉，觉得奥布兰就在他的身边，只是看不见罢了。奥布兰正是指挥这些事情的人。他命令看守打他，又不让他们将他打死。是他，决定温斯顿什么时候应该疼得尖叫，什么时候需要恢复，是他，决定什么时候让他吃饭，什么时候让他睡觉，什么时候把药物注射到他的身体里。是他，提出问题并暗示答案。他是折磨者、是保护者、是审讯者，他也是朋友。一次——温斯顿想不起来是在药物的作用下睡去的，还是自然睡着的，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睡着——有人在他耳旁低语：“别怕，温斯顿；你正在我的照看下。我观察了你整整七年。现在到了转折点了。我要拯救你，我要让你变得完美。”他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奥布兰的声音，但这和七年之前的那个梦里，对他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的声音是一样的。
他一点都不记得审讯是怎样结束的。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黑暗后，他来到现在所在的牢房，或者说“房间”，他慢慢地看清了周围的景物。他一直仰面平躺着，不能移动。他身体的每个重要部位都被绑住了，甚至后脑勺都被什么东西紧紧地固定住。奥布兰严肃又忧伤地俯视着他。从下面看他的脸，会发现他皮肤粗糙，神情憔悴，他的眼睛下有眼袋，因为疲惫从鼻子到下巴都长着皱纹。他比温斯顿想的要老，大概有四十八或五十岁。在他的手下，有一个带着控制杆的刻度盘，盘面上有一圈数字。
“我和你说过，”奥布兰说，“假如我们会再次相见，就是在这里。”
“是的。”温斯顿说。
奥布兰的手没有任何预兆地轻轻地动了一下，疼痛充斥了温斯顿的身体。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恐惧的疼痛，因为他看不见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觉得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不知道伤害是真的造成了，还是电流造成的痛苦。他的身体扭曲得变了形，关节也被缓慢地扯开。疼痛让他的额头渗出汗珠，最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的脊椎骨会断掉。他咬紧牙齿，艰难地用鼻子呼吸，尽可能地保持沉默。
“你怕了，”奥布兰说，他看着他的脸，“再过一会儿就会有什么东西断掉了。你特别害怕它发生在你的脊梁骨上。你可以很生动地想象你的脊椎爆裂，脊髓流淌。你是这样想的，不是吗？温斯顿？”
温斯顿没有回答。奥布兰把控制盘上的杆子拉了回来。疼痛很快便消失了，几乎和它来时一样快。
“只有40，”奥布兰说。“你能看见控制盘的数字最高是100。希望你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记得这点，任何时候，我都有能力折磨你，想让你多疼就让你多疼。如果你对我说谎，或者试图以任何方式搪塞我，又或者你的表现低于你平时的智力水平，你都会马上疼得叫出声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温斯顿说。
奥布兰的态度不再那么严厉。他一边思考着什么，一边正了正眼镜，来回走了一两步。再开口时，他的声音变得温和而有耐心。他表现出一种医生、教师甚至是牧师的气质，只想解释说服，不想惩罚。
“我真为你发愁，温斯顿，”他说，“因为你值得。你非常清楚你的问题在哪儿。很多年前你就知道了，但你不肯承认。你精神错乱，记忆方面有缺陷。你记不住真正发生的事，却说服自己记住没发生的事。幸运的是，这是可以治疗的，可你从来没想过将自己治好，因为你不愿意。只要在意志上稍微做些努力就可以，但你偏偏不准备这么做。即使是现在，我也清楚，你仍然坚持着这个毛病，还把它当成一种美德。现在，让我们举个例子吧。此刻，大洋国正在和哪个国家打仗？”
“我被抓的时候，大洋国在和东亚国交战。”
“东亚国，好的。大洋国一直在和东亚国打仗，是不是？”
温斯顿吸了一口气，他张开嘴巴想说点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他无法将目光从刻度盘上挪开。
“请说实话，温斯顿。你要说实话，告诉我，你觉得你记得什么？”
“我记得就在我被抓的一个星期前，我们还没有和东亚国交战。我们和他们结盟，在和欧亚国打仗。战争进行了四年。在这之前——”
奥布兰挥挥手，让他停下。
“再说个例子，”他说，“几年前，你的确产生过一个非常严重的幻觉。你认为有三个人，三个曾经的党员：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在彻底地坦白完罪行后以叛国和破坏罪被处死——你觉得他们并没有犯那些指控给他们的罪。你认为你看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他们供认的东西纯属捏造。你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真的存在那么一张照片，还认为自己真的亲手摸到过它。就是这样的照片。”
奥布兰用手指夹起一张剪报。在温斯顿的视线中，它大约出现了五秒。那是一张照片，不用怀疑，就是那张照片，另一个版本的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出席纽约党大会的照片。他在十一年前碰巧看到过，还立即将它销毁。它在他眼前只出现了那么一瞬，紧接着就消失了。但他毕竟看到了它，没错，他看到了它！他努力忍受痛苦，不顾一切地扭动着，想让上半身挣脱开来。而不管往哪个方向动，他都不可能挪动一厘米。此刻，他几乎忘记了刻度盘。他只想再一次地抓住那张照片，至少再看上一眼。
“它存在！”他喊。
“不！”奥布兰说。
他穿过屋子，记忆洞就在对面的墙上。奥布兰将洞盖打开，不等温斯顿看到，那张薄纸就被一股温暖的气流卷走，被火焰烧尽。奥布兰从墙的那边转过身来。
“变成灰了，”他说，“甚至不是那种能够辨认出来的灰。它是尘埃，它不存在，它从来就没存在过。”
“但它存在过！它存在的！它存在在记忆里。我记得它，你记得它。”
“我不记得它。”奥布兰说。
温斯顿的心沉了下去。那是双重思想。他感到死一般的无助。如果他能确定奥布兰在说谎，那它也许就不重要了。但很有可能，奥布兰真的把这张照片忘得一干二净。若是这样，那他也已经忘掉他曾否认他记得这张照片，进而忘记“忘记”这一行为。如此，你要怎样确定它只是个骗人的把戏呢？也许，他的精神真的出现了疯狂的错乱。他被这种想法击溃了。
奥布兰低下头看他，沉思着。和之前相比，他更像教师了，好像正辛苦地教授一个身在歧途又仍有希望的孩子。
“党有一句关于用控制的方法对待过去的口号，”他说，“如果可以，请重复一遍。”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温斯顿顺从地重复道。“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奥布兰说，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这是你的观点吗？温斯顿，过去真的存在吗？”
突然，温斯顿又一次有了无助的感觉。他快速地看了眼刻度盘，他不仅不知道要怎样回答才能使自己避免遭受痛苦，是“是”还是“不是”，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相信哪个答案。
奥布兰微微一笑：“你不是玄学家，温斯顿，”他说。“直到现在你都没想过‘存在’意味着什么。让我说得更准确些。过去是有形地存在于空间中吗？在某个或是什么别的由物质所组成的世界里，过去仍在进行着？”
“不。”
“那么过去究竟存在于哪里呢？”
“档案里。它被写了下来。”
“档案里，还有呢？”
“在意识里。在人的记忆里。”
“在记忆里。非常好。那么，我们，党，掌控着所有的档案，且控制着所有记忆。那么我们就控制了过去，对不对？”
“但是，你们怎么能让人不去记住那些事情呢？”温斯顿喊了起来，又一次忘记了刻度盘。“它不由自主，它不受控制。你们怎么能控制人的记忆呢？你就没能控制我的记忆！”
奥布兰的样子又严厉起来。他将手放在刻度盘上。
“刚好相反，”他说。“是你没能控制住记忆，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儿来。你到这儿来是因为你不谦卑，不自律，你的行为没能服从于理智。你更愿意当一个疯子、一个少数派。只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得清何为真实，温斯顿。你相信现实就是客观的、外在的、按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的东西。你还相信现实的性质不言而喻。当你被这种想法迷惑时，你就会以为你看到什么，别人也和你一样看到什么。但是，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的意识里，除此它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然而，它不是存在于某个个体的意识里，因为个体会犯错误，且无论如何都会很快消失。现实只存在于党的意识里，党的意识又是集体的，不朽的。党主张的真理，不管是什么，都是真理。如果不用党的眼睛来看，你就不可能看到现实。你必须重新学习，温斯顿，这就是事实。它需要你摧毁自我，这是一种意志上的努力。你必须先让自己卑微起来，然后才能成为理智的人。”
他稍停片刻，以便对方能充分理解他所说的话。
“你还记得吗？”他继续说道，“你在日记中写‘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记得。”温斯顿说。
奥布兰举起左手，用手背对着温斯顿，将大拇指藏起，其余四指伸出。
“我举起了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
“如果党说不是四而是五呢？——那么又有几根？”
“四根。”
话音未落，他就疼得喘息起来。刻度盘上的指针一下子指到了55。温斯顿大汗淋漓。吸入肺里的空气在呼出来时变成低沉地呻吟，就算他咬紧牙齿也无法令呻吟停止。奥布兰看着他，仍旧伸着四根手指。他拉回控制杆，疼痛只减轻了一点点。
“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
指针指到60。
“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四根！还能说什么？四根！”
指针肯定升上去了，但他没往那里看。他只看到沉重而严厉的面孔和四根手指，这四根手指像四根又大又模糊的柱子一样竖立在他眼前，它们似乎在颤抖，但毫无疑问，就是四根。
“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停下，停下！你怎么可以继续下去？四根！四根！”
“几根手指，温斯顿？”
“五根！五根！五根！”
“不，温斯顿，这没用。你在说谎，你仍然觉得是四根。请问，几根手指？”
“四根！四根！四根！随你的便。只要让它停下，别让我疼！”
靠着奥布兰环在他肩膀上的手臂，他猛地坐了起来。有那么几秒，他似乎失去了意识。绑住他身体的带子松掉了。他觉得很冷，不禁浑身颤抖，牙齿也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他的脸上布满泪水。有那么一会儿，他像小孩子一样抱住奥布兰，而抱着他厚实的肩膀让他有种奇怪的舒适感。他觉得奥布兰是他的保护者，疼痛是外来的，来自于别人，只有奥布兰才能将他从疼痛中拯救出来。
“你学得很慢，温斯顿。”奥布兰温和地说。
“我能怎么做呢？”他哭嚎着，“我要怎样才能看不到眼前的东西？二加二就是等于四。”
“有时是这样，温斯顿。有时，它等于五，有时它等于三，还有时三、四、五都对，你必须再努力一些。变理智可不容易。”
他把温斯顿放到床上，温斯顿的四肢又被带子绑紧，但疼痛已经消退，颤抖也已停止，只剩下虚弱和寒冷的感觉。奥布兰用头向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人示意，整个过程那人都一动不动地站着。白衣服的人弯下身，仔细看了看温斯顿的眼睛，又感觉了下他的脉搏，听了听他的心跳。他敲敲这儿，弄弄那儿，然后冲奥布兰点了下头。
“继续。”奥布兰说。
疼痛占据了温斯顿的身体，指针一定指到了70、75。这次他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手指仍在那里，仍是四根。最重要的就是活下来，直到疼痛结束。他不再关心自己是不是哭了出来。疼痛又减退了。他张开眼睛。奥布兰拉回了控制杆。
“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我猜是四根，如果我能，我希望看到五根，我试图看到五根。”
“你希望什么？是想说服我你看到了五根，还是真的看到五根？”
“真的看到五根。”
“继续。”奥布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