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他囚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在变法中，司马光与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从王安石变法中，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
在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编纂史著，“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宋英宗治平元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8卷，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之费尽由国家供给。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范祖禹等人作为助手，他们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丁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谙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从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直到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担任了相职，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爆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农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干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像，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