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叶赫那拉氏的起源，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元末明初时，已在叶赫河建立了叶赫城的叶赫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氏族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为了使叶赫那拉氏臣服，就指着大地说道：“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而叶赫那拉的首领听了一阵大笑，他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氏最后打败了爱新觉罗，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一支部落。
叶赫那拉氏是满族中的大姓，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之一。叶赫那拉氏最早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海西女真，其始祖叫星垦达尔汉，原姓土默特。叶赫那拉氏的始祖，原来是蒙古人的扈伦部，他招赘在那里，那拉的意思就是爱，他领有其地，并成为一国，因为他的国是在叶赫的河边建立的城市，所以叫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其中也先后出过许多文豪武将，如历来被誉为“清初学人第一”的满族杰出文人纳兰性德就姓叶赫那拉。但真正使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叶赫那拉氏的三位皇后。
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世世代代都是血统之亲，努尔哈赤就是叶赫那拉氏所生，也是叶赫那拉氏家的姑爷，他的儿子皇太极也是叶赫那拉氏所生，在大清朝时有一个说法，叫叶赫那拉家世代出美女。
努尔哈赤的皇后，也就是皇太极的母亲，就是大清第一位皇后孝慈高皇后。孝慈是叶赫部长杨吉努之女，在明万历十六年（1587），她14岁时是作为建州女真与叶赫女真结军盟的条件嫁给努尔哈赤的，她与努尔哈赤生活了15年，仅生下皇太极一子。她29岁便病逝，于清崇德元年（1636）被皇太极追溢为太祖高皇后。在孝慈与努尔哈赤共同生活的15年间，正是努尔哈赤积极向外扩张，统一女真各部的辉煌时期。
在历史上，慈禧曾经三次垂帘听政，执掌清朝皇权48年，是一位影响巨大却又颇有争议的人物。据史载，慈禧是非常聪明能干的。
在她14岁的那一年，她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慈禧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道光时担任清户部员外郎，负责中央金库。但就在他卸任十几年后，在查账时，查到了库银亏空几十万两，道光接到奏报以后，非常气愤，下旨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期，凡是在银库的工作人员都要一查到底。但经过反复的调查，最后竟查不出个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光下令，也就从亏损的那一年一直到现在，所有工作人员平摊这些亏空的银两，对于已经去世的，由他的儿子、孙子偿还。当时慈禧的曾祖已经去世，就把她的祖父给抓了起来。事情一出，家里立时乱了。而年少的慈禧却表现得非常镇她劝自己的父亲惠征，将家里仅有的一点银两拿出来，交了出去，而后，又让父亲带着她去亲戚和朋友家，借了一些银两。但她没有让父亲将这些银两全部交上去，而是用这些钱去上下通融。因为，慈禧的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员外郎，有许多老关系，她的父亲也时任安徽的后补道台，也有很多朋友关系，正是在年少的慈禧的指点下，惠征打通了上下关系，很快将她的祖父营救了出来。她也因此受到了当时她所接触的那些满族贵族特别是她的父母的偏爱。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6~1908），乳名兰儿，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惠征女。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1854年进封懿嫔。1856年生子载淳。次年进位为“储秀宫懿贵妃”。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年号“棋祥”，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年11月，那拉氏与恭亲王奕新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那拉氏实行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1873年，载淳成年，那拉氏宣布撤帘归政，但仍把持朝政。次年，载淳病死，那拉氏立宗室载恬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复行垂帘听政。
1889年，载恬大婚成年，那拉氏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光绪帝实际居于傀儡地位。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年，适逢那拉氏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国，一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景点，广收贡献。故于“朝鲜事求速结”，支持李鸿章等对日采取妥协投降主张。
“六旬万寿庆典”活动从年初即开始筹备，八月中日战事愈烈，户部上书“请停工程”，那拉氏大发雷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被迫改口上奏：“查停工一条，系指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一些主战派廷臣纷纷上疏，请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那拉氏怒不可遏，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9月，中国陆海军先后败绩，那拉氏求和之心更切，9月27日强使主战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到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停战求和之事。10月18日便下令王公大臣及外省封疆大吏，将“六旬万寿贡品”统于10月23日星进。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这一天正是那拉氏生日，前方军情急电雪片般飞来，那拉氏却不为所动。在颐和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连续赏戏三天，公事皆延置不办。
11月22日，北洋水师基地旅顺沦陷，那拉氏仍不以为然，并反将矛头指向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11月26日，那拉氏于仪銮殿召见军机大臣，时光绪帝不在座。突然宣布“谨、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并将谨、珍二妃之兄礼部右侍郎志锐遣戍乌乌里雅苏台。珍妃为光绪宠妃，并支持光绪对日主战。当时朝廷内一些主战官员，不满于那拉氏、李鸿章对日屈膝，于是结二妃之兄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推动光绪对日抵抗。10月28日，文廷式又亲自上奏：《倭夷人寇枢臣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请交部严加议处折》，弹劾李鸿章等不思督军应敌，“但欲求和”，“束手待攻”，“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这时，正值那拉氏起用恭亲王奕主持对日议和，主和空气甚嚣尘上。那拉氏选择此时处罚光绪之二妃及其兄，目的在于打击主和派及向光绪示威。12月4日同时下令授恭亲王奕为军机大臣和撤销满汉书房，进一步的加强了主和派势力和剪除光绪周围的主战派力量。
1894年底，清廷在战事上愈不可为，那拉氏求和之心更加急切。1895年1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日本政府借口中国使臣全权不足，拒绝开议。议和未成，使臣被拒，那拉氏万分惊恐，曾命顺天府准备车骡，拟逃往山西。
日本政府于广岛拒和后，立即向北洋水师另一基地威海卫进攻，27日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覆灭。3月初又发动辽河下游作战，六天之内，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至此，以那拉氏为首的投降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投降。3月，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再次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后，举国大哗，愤怒声讨那拉氏、李鸿章等人的卖国行为。人们在北京城门贴出。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的对联表示抗议。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军于6月间开始派兵侵入台湾，遭到台湾人民的奋勇抵抗，那拉氏一面下令台湾大小官员内渡，并严厉禁止接济台湾抗日军民，同时又在颐和园搭起天棚，准备避暑。人们又题了“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的对联，痛斥那拉氏的卖国罪行。
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帝愤于战败割台，欲思振作，决心变法，改革政治。1898年6月发布“明定国事上谕”，实行变法。9月，那拉氏发动政变，扼杀新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开始复出训政。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拉氏挟光绪出逃西安。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颁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政策。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2年回到北京。自此之后，那拉氏“惕于外人之威，几所要求，曲意徇之。”
不可否认，慈禧对权力的争夺和维护是她内政外交的出发点。一方面，她为了维持权力而“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面，她为了维持中央权力的制衡关系而支持恭亲王的洋务运动。她因为恼怒列强长期压制，尤其是干预她另立新君而利用义和团不惜和列强开战，又因为战不过而曲意讨好，丧权辱国。但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此后数十年中国当政者必须全面、慎重地处理对外关系。慈禧太后重用汉人改革家，实行开明专制，基本体现了应有的对待西方的理性态度。由于长期受西方列强的压制，慈禧太后在洋务运动失败后对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剧，并最终不顾一切地对八国宣战，又反映了她非理性的一面。晚年慈禧突然决意进行比戊戌变法还要激进的改革，标志着她最终被迫向时代承认错误，但历史不再给她机会。
慈禧太后的对外观念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追求权力的强烈愿望、权力斗争中她所处的地位和外国的压力。对权力的追求是她的核心目标，地位和压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到她谋求和维持权力的手段。由此我们看到慈禧的对外观念处于仇外和媚外的剧烈摇摆之间。
慈禧太后的性格决定了她的政治手腕和风格，也影响了她的对外观念。
不研究人物的性格就不能真实地把握政治人物的行为。慈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她权倾三朝，慈禧在晚清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官闱，亦一异也。”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个女人。在她衰老的肩膀上，却担着一副关系全国安危的重担。
她个人的命运是晚清王朝的缩影。在人治的帝王统治时代，政治对统治者个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她不得不追求权力、维持权力和扩大权力。
也许慈禧太后并不昏聩，相反她极清楚宫中那些臣子的种种毛病，如虚荣、自大、虚伪等等。太后也并不是一个孤陋寡闻、心胸狭窄的老妇人，因为人们认为她是很难得到禁城外面去的，所以总是用一些老朽、固执、守旧等词语来描绘她。实际上，西太后有渊博的知识，她的知识决不比任何人知道的少。
然而慈禧特别喜欢弄权，虽然享用的一切都远在别人之上，可她并不满足，手中倘无实在的政权把握着，所有的荣华富贵便等于零；因此她不顾各方的非议，冒着风险，拼命地紧握着政权。慈禧往往为着一件棘手的事，终日寝食不安。当然，如果仅仅把慈禧的权欲理解为个人的私欲，那么这是一种无法证伪的解释。包括她的失败的政坛盟友兼敌手奕，也曾偏颇的断言：“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
但是，如果慈禧不是为了大清宗社，又是为了什么？
毫无疑问，作为十九世纪在世界政治中仅次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力的女性，慈禧的身世却是一团迷雾。而早年慈禧的生活，据说并不富裕。一位美国人认为，慈禧“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深知穷人生活的困苦。她也曾体验过饿漫之苦。由于她的早年生活经历，她同情成千上万个女孩为摆脱被漠视的命运、为挣脱陈旧的风俗而做的抗争——这种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声不响中悄悄进行的。她晚年曾经表示过让女孩也读书识字的想法，谁能说这与她童年时的抗争和穷困的生活阅历没有关系？”
由于出身卑微，因而慈禧喜欢弄权，由于弄权，她也必须真实地了解政坛的实际斗争，这些都促成了她办力斗争的角度出发务实地处理内政外交的风格。在内外交困的紧要关头，刚刚被封为太后的26岁的慈禧，联合恭亲王发动政变，接管了朝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赞襄政务王大臣”的专权，就一定比慈禧和开明能干的奕之间联合把持国政的局面更好么？慈禧太后在许多方面比大臣们更清醒。
在中国传教十三年的田贝上校说：“可以肯定地说，慈禧在满洲人中是第一个认识到了中外关系的重要性。”
辜鸿铭盛赞慈禧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清当时对慈禧的评价与后世之明显差异。他写道：“我恐怕很难使那些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历史不熟悉的外国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灾难频仍、动荡不宁的岁月里，像皇太后这样的国家掌舵之人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风范、胆略、坚忍不拔和治国之才。1861年她和东宫太后一起听政的时候，已有十三个省份惨遭叛军蹂躏。但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驰。同时还唤起了举国乡绅的勇武精神。为了她这个可怜无助的拖着幼主的寡妇，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绅士在曾国藩侯爵的率领下奋起翊戴，他们以其炽热之心和抑悲之调哭喊着：“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辜鸿铭或许言过其实了，但他的立场仍然代表了晚清相当一部份官僚仕子对慈禧太后的认识。
辛酉政变前慈禧对外持坚决的强硬态度。此后则因权力斗争而转向温和，她在权力中心的制衡地位为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
慈禧早年干预政事，“凡关于外国之事，慈禧进言于帝，多主强硬，吾等亦不异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爱尔金占居大沽，政府派钦差琦英令其退出，不得要令而返，此常事也。而慈禧则视为极要，当即下谕，令其以白带自尽，此尚为朝廷恩意。”可见其态度非常蛮横强硬。所谓“中国自来女主专政者，廖廖无几，而慈禧可称特者，彼时位不过贵妃，年不过二十余，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为罕见者也。”
当英法联军入京之时，咸丰帝无决断国事之力。“慈禧下一严厉之谕旨，严令统兵大臣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晓谕中外。”其谕大略是说夷酋反复无信，狡诈已极，不但要索赔兵费，开辟商埠，并欲驻兵京师，万难允从。“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斩黑夷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斩白夷一名者，赏银百两；获斩头目者，赏银五百两；击毁夷船一艘者，赏银五千两。”可见初涉外事的慈禧是以强硬手段著称的，可惜满清朝野已无人能敌外侮。
辛西政变后，清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内忧外患”。而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此后数十年中国当政者必须全面、慎重地处理对外关系。
慈禧在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都改变了原先满族的“种族傲慢气焰”。
对于外交事务，清廷原只知有“夷务”而无“外交”，后来用“洋务”取代“夷务”，毕竟反映了朝廷上下有识之士对外观念的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