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俄亥俄大学教育研究学者克赖格·郝利与马歇尔大学的学者罗伯特·比克尔的共同研究证明，小型学校在减低贫穷因素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学童暴力行为，以及增加父母亲对教育的参与、培养学生对自己行为与学业成绩的责任感方面，都有正面的效果。他们在七个州做了四个不同的研究，研究结果重复的显示，贫穷家庭的小孩，如果转读于小型的学校，他们的成绩可以明显的改善。另一项跨四个州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贫穷与成绩不佳间的因果关系，大型学校是小型学校的十倍。帕特·韦斯利负责的一项研究显示，小型学校学生的成绩，要优于大型学校的学生，而且学生、教师、家长及社区志愿者均对学校感到很满意，因为他们觉得在小学校内，大家关系非常密切。小型学校学生的成绩之所以优异，一个重要原因，是小型学校可以将学校中那些无人注意的“无名氏”的比率减到最低，让每一位学生与学校每一位老师、同学都彼此认识，这样对每一位学生的成绩都会有正面的影响。此外，韦斯利也发现，由于小型学校的师生彼此相互认识，因此校园亦比较安全，较少有暴力事件发生。学生也承认，由于大家相互认识，所以他们很少打架，同时也具有责任感。由于小型学校所具有的优点，韦斯利建议都市内所有的学校应小型化。另外，一项研究显示，小规模的学校有下列潜在的优点：1.中途辍学率特别的低；2.成绩较高；3.学生的出席率较高；4.功课不及格的比率较低；5.学生表现出继续求学直到毕业的倾向；6.功课停滞不前的情况很少；7.在阅读方面，学生得到较高的测验成绩。
虽然，小型学校有上述的优点，但研究人员指出，光是靠着建立一个“小”的学校仍然不足以达到提高教育水准的目标，他们建议还应考虑下列因素：
（1）小型学校要达到小而好的目的，需有内在与外在有利因素的配合，在芝加哥地区所有的学校，均有校外的合作者提供各项援助。此外，教育主管机关亦应对小型学校提供相当的协助。
（2）小型学校之所以办校成功，最主要因素之一是所有的教师和校长均有充分的时间，来对学校未来的远景作规划。
（3）学校应该有进修计划来帮助教师吸取最新的知识，因为依据各种资料来作规划的学校总比附和潮流的学校要来得好。
（4）小型学校之所以能让学生有好的成绩，并不是因为学校小，它的“小”’只不过是成为好学校的重要因素之一，“小”并不是一种万灵药。小学校因为比较脆弱，所以遇到问题时，更需全体教职员同心协力来解决。
韦斯利认为，要建立小型的学校，可以将大型学校重新规划成为学校内包括数个小型的子学校或在大型建筑物里面改装分出许多小的学校。他的设想已得到美国联邦教育部的支持，教育部长理查德W·利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曾表示：今后学校建设将朝着小校小班的目标方向进行。
决定学生学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学校规模的大小。创建小规模学校已成为纽约市教育改革的新动向，即由在校学生规模不超过400人的小型学校替代大规模的低绩效学校。在低绩效学校的转变方式上，可将绩效差的大规模学校转变为数所小型学校。为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这些小型学校将共同使用原有的校舍和设备，形成“校中校”格局。同时，学校的自治权给予小型学校很大的特色发展空间，各类人文学校、科技学校、青年发展学校、民主与领导学校等特色学校在纽约市层出不穷，满足了不同孩子和家长的教育需求。小型学校显示出大型学校无可比拟的优势。
全纳式的特殊教育
美国有专门的法律保证智障、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只要家长要求，每个学校必须接收，并且必须制定专门的培养计划，他们要求和普通儿童有同样的学习环境和交往环境。
在美国一个叫做木桥镇小学的一个资源教室里，两名老师正在给3个学习困难的学生补课；另一个资源教室有4个智障儿童，每个学生由一名老师负责，教室内有厨房和卫生间。每名老师基本上是手把手地在帮助着学生。这所学校52个教室中就有10个资源教室，专门给学习有困难、弱智和残疾儿童使用。这些儿童的教育由普通教师、专门教师、专职教师、生活教师共同负责。在长春藤附属小学，一个5年级班正在图书和计算机中心上课。这个班19名学生通过抽签被分成两组。一组查找图书资料并在旁边的阅览桌上阅读。另一组在计算机上创建电脑网络图，巩固他们所学知识，其中两名学习有困难学生在老师专门陪护下学习。一节数学课上，3名学习困难的学生座位就在讲桌前，助理教师坐在他们身旁，大多数时间都在专门辅导这3个学生。一节体育课上，有一个坐着轮椅的脑瘫学生。这个学生全身都不能动被固定在轮椅上。生活老师专门拉着他和普通学生一起上课、一起做游戏，当老师抢到游戏的鱼给这个学生看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学生发放统计运动量的计步器，这个学生也得到一个，与普通学生完全相同。
在有的教室里除讲课的教师外，还有1—2名教师，事实上这些教师不是在下面辅导，而是照顾个别弱智、残疾学生上课，这些学生由老师一对一的全天跟踪照顾学习和生活。针对这类学生的身体和智力特点，学校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进行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学校配备专门的教师像父母亲一样关心照顾其学习、生活和健康。
美国的特殊教育是全纳式教育，真正实现了无障碍的受教育环境和教育机会的均等、零拒绝的教育理想。美国对特殊学生的经费支持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一般学生的经费每年4400美元，轻度残障儿童每年9000美元，中度残障儿童每年13000美元，重度残障儿童每年的经费高达80000美元，在美国社会和学校的卫生间、停车场、会议室都有专门给残疾人专用设施或位置。这些都充分表现了美国社会、家庭、学校及学生本人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
美国中小学的学校几乎都设有医务室（Clinic），医务室的工作在美国红十字会和当地卫生部门的指导和协助下进行。医务室将家长姓名和电话号码等记录在卷，并要求家长提供孩子对食物、昆虫、药物等的过敏史。校医务室工作人员的职责是，当小孩体温在100°F（38℃）以上时，通知家长接走，并给家长一份怎样处理的指导说明，并由医务室负责检查全班学生是否已经感染，被感染的孩子要待完全治好并不再感染时才能返校学习，并要提供医生证明。有气喘病并在发病时需要使用呼吸器的孩子，应存放一个呼吸器在校医室，而不应将呼吸器放在自己的书包里。当孩子需用药时，家长必须亲自将药物送到校医室，而且药物必须保存在原始包装里，家长必须每天给校区一张书面的用药说明，包括用药的原因，确切的服药时间和服用量。在紧急的时候，如呼吸困难，大量出血，不省人事，抽搐，头、颈、背部受伤，思维紊乱等，学校管理部门会用电话通知护理人员（Paramedic），并通知家长，必要时，叫救护车送往医院。如果孩子送进了急救室，一切费用就都由家长负责，所以学校要求家长必须给孩子办理医疗保险。对于不严重的伤病，学校会在叫护理人员前尽量和家长联系，除非有生命危险和家长的同意，不会请医生和护理人员治疗。
学校特别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桃树小学有两个确认了资格的法律和心理顾问，一个是专职的法律顾问，一个是兼职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他们工作的重点是预防一些问题的出现，也做调解工作。他们根据情况单独地或以小组形式和学生谈心，分担孩子的烦恼并答应为他保守心理小小的秘密，他们也在班级讲授心理健康课程或进行生活能力教育。比如对四年级学生着重培养他们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培养他们控制时间的能力，对自己行为的责任心，应付困难的能力，自我安全意识处理与同龄人关系的能力以及怎样培养个人兴趣爱好，应付考试的心理准备等等。如果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个人表现、人际关系等表示关切，他们也给家长提供支持和帮助还对家长与孩子交读使用的语言提出指导和建议。比如，鼓励孩子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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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本管理”的三种模式
为了调动学校教育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增强学校的生机和活力，提高教育质量，美国重视采取各种措施，改善中小学的内部管理机制，以便将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的权力、责任统一起来。实施并完善学校董事会（或理事会）制度。
美国通过推广校本管理模式，学区的权力转移到了学校，大大增加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在学校又实行广泛的决策参与。不过，这种学校权力在学校层次或学校内部的分配还有许多不同方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一、达德县（Dade County）模式
佛罗里达州的达德县公立学校系统是全美四个最大学区之一，拥有272所学校和1.4万名教师、25.4万名中小学生。
1986年达德县学校委员会（School Board）根据地方教育督导和地方教师协会的一份特别报告，全票通过“校本管理”试验方案，旨在适应重建教育结构运动，开展学校管理改革不同范式的探索。围绕“校本管理”，委员会从改革教师合同入手开展活动，着手打破分散性和非个性化的学校体制；同时对工龄3年以上教师的工资人均增加28％。委员会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学校教育水平，增强学校灵活性及教师的计划、聘用和预算发展的责任心，同时鼓励社区参与学校事务管理。
同年7月，达德县学校委员会经过与教师工会的协商，开始实施“以学校为基础的公立/分享决策”试验计划，从学区的272所学校中选择32所学校进行试验。其目的是要使日趋庞大和非人化的教育过程人性化。达德县模式仿照日本企业中的质量管理模式建立了理事会。理事会通常由校长、工会代表、教师代表、学生、职工和家长代表组成。教师和其他成员花在理事会上的时间不算作其正常的工作量。教师和其他成员通过理事会在决定预算、人员雇佣、教学计划等方面获得了比以前广泛得多的参与机会，校长更多地以合作与协商的角色出现。不过，由于“校本管理”方案的实施，学校决策结构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校本管理”的驱动力来自教师协会，其意图是促使教育管理过程个性化。在运作过程中，该模式强调决策的分散与参与，并没有将真正的权力转移给理事会。校长仍然保留着对任何事情的最后决定权。
二、芝加哥革命模式
芝加哥的公立学校体系庞大，如1989年芝加哥有595所学校，在学中小学生406832人。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传统上曾经以其注册学生多和官僚主义严重而著称。教育委员会3000多名教育行政官员均由上级任命，家长组织参加学校决策的现象并不存在，即使中小学校的校长和教师权力也局限在学校和班级的日常事务之中，组织和管理学校的权力极为有限。1988年12月1日，在父母激进积极分子、社区领导和地方官员的率先驱动下，伊利诺斯州州长签署了《芝加哥学校改革法》，芝加哥革命自此开始。该模式的核心是在各所学校建立一个地方学校理事会，由6位家长、2名教师、2位社区代表、1名学生代表（无投票权）和校长组成。除校长外，所有理事会成员选举产生，任期2年，均接受有关学校管理方面的培训，以适应他们角色的需要。芝加哥革命模式将真正的学校管理权力移交给新建立的学校理事会，意义非常重大。一般而言，理事会拥有分配预算、进行教学改革、聘用和解雇校长的权力。由于理事会中的大多数会起决定作用，因此占多数票的家长占据了控制学校的地位。更引人注目的是，芝加哥的540个地方学校董事会根据校长合同，被授权可以任免校长。据美国《教育周刊》统计，1990年芝加哥276所学校的校长中有49名被理事会解聘，30名校长转而从事教师工作。
三、洛杉矶模式
经过教师联合会与学校委员会的艰苦斗争与协商，双方签订了一份合同，自1989年洛杉矶统一学区开始实施校本管理。该模式在每个建立一个地方学校理事会，每个地方学校理事会都着眼于“提高学校运作水平，使教师成为更有效的教师，使学生成为更成功的学习者”。根据每所学校规模的大小，一般在6～16人之间。校长、家长或社区成员代表、学校非教学人员代表（有时包括1名学生代表）占学校理事会成员的50％，另外50％由地方教师联合会主席和教师代表组成。校长和联合会主席共同担任理事会主席，教师拥有决定性控制权，洛杉矶“校本管理”模式中，教师具有真正的权力去参与学校管理。理事会通常每月召开2次会议，1次在教师的工作日期间，1次在家长和社区成员方便的时间。该理事会通过合同的形式获得了有关教师发展培训、学生纪律、行为规则、活动日程、学校设备使用等方面的决策权。此外，教学仪器材料、彩券基金、教材费用和学校每年福利基金等特定预算项目方面的管理权也一并移交给理事会。总的说来，理事会工作的重心是制定政策、确定方向，而不是进行日程的行政管理或政策与计划的实施工作。理事会仍无权力聘用和解雇校长或教师。与此同时，洛杉矶还成立了高水准的中心理事会，特别在“校本管理”改革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调节器。它负责教师培训，为地方学校理事会执行权力提供和反馈信息；研究和提供更有效的操作方法。其核心功能是“研究、评价和表决校本管理方案，开展各地方学校理事会关于校本管理的经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