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76）
1976年10月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做出最后的决定，逮捕“四人帮”。“四人帮”
以及其他不知情的委员都未参加。10月6日傍晚，当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走进中南海准备参加华国锋召开的一次会议时，被汪东兴指挥的部队逮捕。大约在同一时候，毛远新和江青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遭到逮捕。据说，江青被带走的时候，还对着逮捕她的人大声怒骂。
邓小平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还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总之，这时的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在这时候开始恶化。他患有帕金森综合症。1972年又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了。尽管这些讲话充满完全相左的论点，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在心理上，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他已经很少接见党内同志和家人。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主掌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声望，他的一句话就足以确立或推翻某项政策，造就或毁掉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想要成功地推动一件事情，必须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任何人想取得或保持政治权力，毛泽东是否支持也是成败关键。在决定什么人将在他死后担任什么职位的问题上，他也拥有最重要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在1972年5月的一次例行健康检查中，他被发现患了胃癌。在1973年春，他虽然相当活跃，但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他不可能活得比毛泽东久，而且就算他活得比毛泽东久，他也无法有效地施展他的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泽东死后他是最有资格担任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但如果大家一致鼓掌通过，要他担任党主席，他倒未必会拒绝。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1973年3月9日，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
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查；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待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担任领导职务。这两个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打出的口号是反极“左”派。毛泽东并未反对，因为林彪的背叛、逃亡与死亡，对他的心理和政治声望打击很大，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他本人就是“左”派，而且也一直自认为“左”
派。所以，周的反“左”口号一定会令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也对“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大字报与红卫兵，感到非常自豪。最重要的是，林彪的叛逃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林彪在位时，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掩没，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益于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地位并不很有保障。虽然，1972年毛泽东同意把他从流放中召回任职，并称赞他是很难得的人才，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做过贡献”。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他不能相信毛泽东会永远支持他。周恩来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但在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时，周恩来不管在身体上还是政治上都很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都是他的好朋友，但他们两人也是靠着附和毛泽东的某些见解，才逃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斗争的。康生和江青对他的敌意仍然未消除。另外，还有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他们一定很担心，如果让邓小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他是不是会善待他们。
从所担任的职位上看，邓小平的地位也不很安稳。
身为副总理，他有权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下指示给各部部长，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但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无权参加任何党的高级别的会议。
很巧的是，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碰上非常不利的政治形势。毛泽东在1972年年底1973年年初做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项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和林彪都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现在，他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可靠，政治生命又可以保持长久的人。周恩来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被列入考虑，而且毛泽东也认为他在政治上并不可靠。在激进派方面，康生年纪较大，体弱多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三个人除了搞党内斗争之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才能。毛泽东年轻时是热心的女权运动者。这可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中看出来。在财产与离婚问题上，该法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权利。但他知道，根据中国的政治文化，对女性统治者的偏见是很强烈的；同时他也知道，江青的思想觉悟是很差的，对行政工作没有兴趣，而且声望并不高。张春桥曾经当过上海市革委会主席，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外围找出一位或多位继承人选，相反，他采取了一项很出人意料的行动，充分显示出他这时候的做法实在相当任性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中共的领导圈内。王洪文是来自上海的一位激进分子，当时只有38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而且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很少听说过他。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筹备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据说，他让王洪文在他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教导他了解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真是如此，那王洪文可说是学得不多。根据他在1976年被捕后，中共一份内部传阅的文件可以看出，王洪文资质迟钝，个性懦弱。他很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他没有主见，每次江青要他对她的看法提出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江青的见解。他没有什么政治深度，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项决定是改变对林彪的政治判决。毛泽东突然宣布，林彪是极右的代表，而非极“左”的代表。
这项改变对他有两个好处。其中之一是拉大林彪和他的政治距离。另一项好处是，由于大多数人根深蒂固地认为，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亡之时的行为，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改变对林彪的政治判决，可以打破这种想法。在政策上，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保持革命的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
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声名来葬送这些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很快就意识到，毛泽东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泽东准许他们发动公开反对周的行动，对周本人进行批判。毛泽东反对这样做，他说，周恩来的声望太高，对他发起批判，对发动者本身是不利的。但他同意他们发起“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会出现。在江青和王洪文的策动下，北京最着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群作家撰写一系列文章批评孔子和被孔子当作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很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员，对于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性统治者，全都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相当惊讶。所有希望林彪死后，社会能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进步的”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
那些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在读到“周公恢复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已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的说法时，都感到非常失望。
周恩来并没有被这场运动打倒，却被迫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据说，他曾经多次阻止报纸编辑刊登某些特别荒谬或恶毒的文章。在江青还不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时，周恩来一直待她很好。例如，他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访问苏联时，还特地到距莫斯科有段距离的一所疗养院看望江青。而且，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乱不安的时期内，他也一直试着和江青维持友好的关系。但现在这场运动终于迫使他不得不把江青看作敌人，而且绝对不能心软。
在这场运动的某个阶段里，邓小平也成为必须被打倒的目标之一。但很矛盾的是，这项运动进行的时期，也就是1973年夏天到1974年夏天，正是邓小平的政治生涯蓬勃发展的时期。
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秘密召开，共进行了5天。这次会议，是激进派的一大胜利。周恩来在会上做政治报告，担当了毛泽东1945年、刘少奇1956年、林彪1969年扮演的角色。但他显然很了解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定，所以，他所采用的报告内容是王洪文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为他准备的。王洪文在会上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充满了激进派的色彩，包括重申“文化大革命”路线和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必要性，还讲阻挠群众批判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的。果然如毛泽东所希望的，会后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和江青两人成了政治局常委会委员。
邓小平也是十大的党代表，并且入选主席团。
大会结束时，他再度当选中央委员；另外还有许多人也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们在1956年时是八大的中央委员，但在1959年被除名。这是邓小平恢复党的高级职务的第一步，但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新政治局时，他没有能够更上一层楼。他可能事先就知道这个结果，因为中委会开会时，他的名字不在候选人名单上。在当时激进派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他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意外。他也没有必要感到失望；因为如果当上政治局委员，反而会使他和激进派发生正面冲突，而没有时间来争取毛泽东对他的积极支持。
当年秋天，毛泽东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据推测，毛泽东把他们两人安排在一起，目的是要他们两人彼此试探对方，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及是否有可能共事。可惜的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两人在这次联合视察时共处的情形，但邓小平后来说王洪文是“坐直升机”升上来的。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看法。
这次视察结束后，毛泽东问他们两人认为在他死后，中国会发生什么状况？王洪文回答说，全国会继续实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并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团结。邓小平比较精明，或是比较诚实，他回答说，军阀将再度出现，全国会陷入混乱中。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比较好。
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这时决定放松军队对全国政治生活的控制。地方省委会收回了在1969年九大前后被革命委员会夺走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在革委会中当权的一些军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很多省份改组后的党委委员或书记。毛泽东希望用文人取代这些军人，大幅度降低军人在各级党委会所占的比例。他同时也希望打破中共11个军区司令员过去多年在地方上建立起来的势力。他也许想到了邓小平的预言：
在他死后，将会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总之，毛泽东相当清楚，一出了北京，都是“枪杆子”在指挥党。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采取了行动。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他要对各军区司令重新改组，并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个意见。他说，军委并没有尽到处理军事事务的责任。为了获取军委会成员的信任和支持，他承认在对包括朱德在内的许多“革命英雄”的经历和政治立场问题上，他曾被林彪蒙骗过。为了不让各军区的司令员们担忧接受改组意味着丧失地方军队的权势，而无任何回报，他提议让邓小平这位可靠的军队英雄重新参加军委工作。毛泽东的策略相当成功。正式调令下达后，八大军区的司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他们的军区，而且没有任何怨言。
毛泽东同时向军委会建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项建议当时并未立即付诸实施。
但邓小平已经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会委员。这使得他的地位至少与激进派同级。但激进派的两名成员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党内的排名还在他之前。不过，他们在军队与政府方面的地位都远不及邓小平。
从1974年年初起，周恩来也开始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对邓小平来说，这是新的工作领域。很快，邓小平在外交工作上就表现出与周恩来不同的作风。周恩来那种柔和，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手法不见了。从1971年1月秘密访问中国，到1973年11月，基辛格前后共访问中国大陆四次，并和周恩来建立起相互尊敬与谅解的关系。
但他发现，邓小平较难打交道，而且不容易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