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81）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解除地方上“四人帮”
余党的武装。“四人帮”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行动。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解除地方上“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四人帮”
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行动。
三人在收回上海的控制权方面，并未遭遇太大的困难。曾有人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华国锋等人巧妙地调回了北京，并一一被逮捕。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突有多少是支持“四人帮”的民兵发动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势力范围的省级领导人发动的。这些动乱蔓延的范围很广，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直到1977年年底1978年年初，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里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帮”的正规部队并没有控制首都或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权。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15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消息使成千上万的人欢乐无比，激动地涌上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连续几天，首都主要街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工厂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停止了工作。同春天的那次游行不同，这次的游行是多姿多彩、热热闹闹的，人们有组织地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地走上街头。夜晚，鞭炮声此起彼伏，使得一位西方记者产生了误解，报道说“四人帮”的支持者已经被枪决了。大批被关押在“牛棚”中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在上海，停泊在港口的轮船长鸣汽笛，庆贺胜利。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纷纷告别了农村，动身返家。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立刻回到北京。虽然有很多人建议他留在比较安全的南方，并且躲了起来。他在广东的两位保护者，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广东省长韦国清都是政治局委员，因此，邓小平从他们口中知道了9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争执。他对叶剑英的计划究竟知道多少，从来没有人知道，他自己和其他人都未透露。但他一定知道叶剑英已经下定决心采取行动，而且他也知道，如果他想让叶剑英的计划成功，他所能帮的最大忙就是自己不被“四人帮”查到行踪及被他们逮捕。
据说，逮捕“四人帮”
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叶剑英就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因此，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把逮捕“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邓小平与华国锋见了一面。
他们是去探望邓小平从前的战友刘伯承时在医院遇见的。邓小平告诉华国锋，他，一个“走资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在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时，虽然不应忽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应当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说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过程中，“专制”一点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察到的邓小平自身的一个为促成邓小平早日复出，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场合向中央或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言。图为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前排右四）与叶剑英（前排右二）、徐向前（前排右三）、聂荣臻（前排右一）、王震（后排右三）、粟裕（后排右一）在一起。
矛盾。他急于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胆的改革，但在政治上却持保守的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把政治上的自由化视为经济自由化的先决条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对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
在这次谈话中，刘伯承说，他死后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这时已经82岁，而且双目失明）。邓小平说，这可能有点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时，公务缠身的华国锋要告辞了。临行前他说邓小平一点也没有减少活力。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说是话中有话，他说，他的精力归政治局使用。
事实上，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他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云和王震。
陈云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没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将军，在1972年曾以个人名义代他向毛泽东求过情。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
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毛泽东给的，批评毛泽东就等于批评他自己。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仅具普通党员身份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
的代表（毛泽东也曾用同样术语为林彪定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以让他们两人之间展开谈判。并不清楚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两人是否曾经见过面。但已知的第一步行动却是邓小平采取的。4月10日，也就是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他再度写信给华国锋。他在信中说，他支持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国锋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他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小平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
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
对华国锋来说，这是坏消息。然而，他还是认为，他不能跟邓小平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小平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
在场听他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小平此时已经将近73岁，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是同样的年纪。但他看起来并没有比他50岁的时候老太多，而且身体比与他同年龄的人健康许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毛病是听力差。他很早以前就开始戴助听器。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也可以掌握会议的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有些尖厉。他可以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而不会显露出疲倦。他走路的步伐很快，他在18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复原。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虽然经历三年的流亡生活，她们的健康情况并未受到太大的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后，身体反而比她当初离开北京时更健康。
他的继母夏伯根身体也很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本书在1992年完稿时，她仍健在，是年她89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做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
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终于可以再度坐直身体，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0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此，成为一名受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位画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在60年代初，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他的二女儿邓楠也结婚了，她是1971年在陕西插队时遇到她先生的。
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学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最像父亲。
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大胆敢言。跟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中共党员。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久。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长文，详细叙述在江西那段日子的生活。
邓质方，邓小平的小儿子，也是最小的孩子，14岁时曾经当过红卫兵，跟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的父母被软禁时，被下放到陕西。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所以，他一定目睹了1975年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0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8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逮捕入狱。
邓小平复职后，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
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比流放前能更准确地把握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1977年7月31日，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身份出席纪念建军50周年大会。他的出席受到全体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由于大批的知青返城，城市的失业率很高。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当地恶霸。20世纪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失望。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的破坏，已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80年代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但是尚未完全崩溃。1967年到1968年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最为活跃的年代，但就是在这几年，也没有出现“大跃进”以后那种大萧条的局面。1969年的工业产量依然比1962年高，只有钢、水泥和化肥持续减产。1975年，很多产品的产量，包括水泥和化肥，增长了近两倍。“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工业的投资比例相当高，尤其是重工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实际上，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这或许是毛泽东发动一场清除党和国家最主要的危险—修正主义运动的最大悖论。在毛泽东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头子。
在农业方面，产量增长得很快。同工业一样，1968年也是农业产量最低的一年，主要是因为缺少化肥。1968年以后，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地增长，197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85亿吨，比1966年增加了700万吨。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农村大量的新生儿出生。20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一后果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党、军队和政府的情况都相当糟糕。当时大约有党员3500万人，这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1966年后入党的。许多人都很年轻，还有许多人是造反派。
他们不喜欢受到纪律的约束，也忍受不了由“革命”
转到“生产”后所面临的单调生活。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惰”（邓批评军队的用语）。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谴责了这些现象，并且呼吁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的“坏分子”从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清除下来，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在此前几个月。他更严肃地指出，军队“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邓小平拿人民解放军过去的光荣历史与当时令人失望的状况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被当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对军队中的所有老干部都残酷镇压，使得军队士气低落，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政府部门的情况也不好。政府高级部门冗员充斥，许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把持。许多干部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风严重。这正是20年前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严厉谴责的现象。
从1977年夏天到1978年年底，邓小平直接负责教育、科技、军事和外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