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有自己的文字。其中使用时间长、通行地域广的是汉字。它的发展过程，就已有资料来说，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经有刻划符号，但还不能说它是文字。经过一段发展时间，才逐步进入文字的范畴。可惜这段过渡形式的文字资料，目前还很少发现。殷商甲骨文的出现，已是文字的比较成熟阶段。留存下来的西周文字，除近年在周原发现的甲骨文外，当数铜器铭文的数量遗留最多。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而且是不平衡的，相应地也影响到文字发展的不平衡。当然，也与地域性的局限、交通不便等原因有关。文字在各国各自发展，形成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字的不同写法。（王国维先生考定先秦文字，东方六国文字称古文，而秦承周用籀文。）文字结构、笔划繁简，因地而异，当时是相当混乱的。今天六国遗物上的文字，也较难通读。秦王政统一六国，同一车书，废除了六国的异体字，用秦国小篆来代替六国文字，推行到全国，从此，小篆成为标准书体，为祖国文字统一、文化发展，创造并奠定了有利基础。如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残字，廿六年诏权、量，及秦半两的文字，都属于小篆。以上是文字发展的篆书阶段。钱币则有先秦四大形态的刀、布、圜金、圆钱和铜仿贝，其文字都属篆书。更具体地说，六国文字是古文。而且一直延续到晚清，都可以看到篆书钱文的实例。在此前后，或约略同时，隶书也相随出现了，相传有程邈造隶书之说。今据秦代遗物，省简小篆的实例则有：背面有诸侯等大字的始皇诏版，其“法”字省笔作，秦简的“大”字省笔作等等，说明隶书确是开始很早。两汉三国时是隶书盛行的时期，但两汉钱文统系小篆。有人说蜀汉铸直百五铢时，五铢依然用小篆，其直百二字却含隶意，是为隶书入钱之始。其实“直”“百”二字，与王莽小泉直一的“直”及槊刀五百的“百”字是一样的，只是后人未考虑钱文书体存在迟滞的现象，才有这样认识罢了。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不足取的。十六国李寿的汉兴钱才是隶书人钱的开始。唐高祖武德四年，铸行开通元宝钱用隶书为文起，有唐三百年间，钱文专用隶书，是隶书独占时期。宋代隶书钱文，北宋多于南宋。元明清三代，几乎没有用隶书为钱文的行用钱。在继续省简过程中，到东汉时，章草、草书已经出现，传世延熹四年马君康、七年土圭题字和近年发掘所得简策，安徽亳县曹氏墓砖文字，分别是用章草、草书书写的实例。经魏晋而唐宋，擅长草书的，代不乏人。宋太宗改元淳化，铸淳化元宝钱，分别用隶书、行书和草书书写钱文，是为行草人钱文之始。此后，唯北宋钱文用行、草书者较多，余则少有。魏晋之交，不加省简的工整隶书，也逐渐演变成今隶，今隶即后世所称的楷书。三国时有吴故衡阳太守葛府君碑额，晋时有三国志写本，分别是用楷书刻、写的。楷书人钱，据陈直先生生前相告，会昌开元背文即已出现，想即楷书人钱之始。钱币文字中的楷书，与隶书极难划分，前人也多不在意。《宋史·食货志》：
淳化改元，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今以淳化三体钱验之，所谓真书一种，实当称做隶书。楷书钱文，宋以来，无代无之，以迄清末民国初，圆钱为铜元所取代时止。都是以楷书为主的。文字演变至楷书，其后的发展，只在书体上，用笔上，具体点画的造型上有所改变，文字结构愈益稳定，孳乳新字较多，以至新中国建国前夕。
钱文发展过程的趋势是，先秦早期刀布有无文字阶段，以后经象形文字而进入篆书阶段。这一阶段延续时间长，早期与通行文字一致。南北朝至隋，楷书已极盛行，而钱文仍以篆书为主流，反映了钱文迟滞、与文字演变进程不同步的现象。隶书钱文也是这样。两汉三国是隶书盛行时期，而钱文在魏、北朝期间，间有隶书钱文，列晋代李寿才用隶书人钱。唐代，隶书钱文才成为主流。草书起源很早，晋唐时最盛行，而钱文用草书到宋才兴起。总括历代钱文书法，单一书体占多数，唯有北宋的钱文，不但四体具备，而且无不精美可人。九叠文“皇宋通宝”，又是空前绝后之作。瘦金书出于徽宗之笔，也是千古绝唱，乃无与伦比的艺术之花。因此有人认为，北宋钱文的书法，是钱币文字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想非过誉。
③钱文文意及宝文的演变
刀币是我国早期的铸币，它由无文字阶段发展到有文字阶段。有文字阶段又可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的文字极为简单，有的是象形文字，有的文字还不能认识，其文意是难于肯定的。稍后的文字，一般认为是地名、同名和一些尚不能解释的内容。晚期的釿布，正面纪地并纪单位；三孔布正面纪地，背面纪重，并有用意不明的数字。后起的圆形钱币，圆穿的圜（音元，yuan）金和方穿的圆钱，分别出现在布币和刀币行用区，并不是偶然的。圜金中的漆（旧释长，此依裘锡圭先生释文）垣一折，圆钱中的賹六化、賹四化也是面文纪地并纪单位；一化则单纪单位，半两单纪重。先秦钱文文意，可知者大体如此。秦统一六国，废止各种形态的钱币，而统一于圆钱，钱文则以纪重的半两为文，推行于天下。从此，纪重钱文的圆钱，一跃而居统治地位，几达千年之久，并成为唯一的钱文文意。其中，单以五铢为文的纪重钱，就铸行了七百四十年。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出现过非纪重钱文，如新莽和三国吴大帝的纪值钱（大泉五十及大泉五百、大泉当千），李寿的纪年号钱（汉兴），赫连勃勃的纪国号兼纪年号钱（大夏真兴）。它们只是旁枝末流，如同昙花，瞬现即灭，且在铸行数量、行使地区和时间，都不能和纪重为文的五铢等钱相比拟。但是，这些非主流的钱文文意中，有的却是新生力量，当时作用不明显，但对后世颇有影响，如汉兴为后世年号钱之鼻祖，继之而起的有孝建四铢、永光、景和、大明、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钱。萧梁时有大吉五铢、大富五铢、大通五铢三种。系在纪重钱文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属于吉语性质的，是铸主所祈求的，正是他们主观意愿的具体反映，特别是大通五铢的拟定，其中希求钱币流通的愿望很明显，可能是国土日促的反映，但对北周钱文影响极大。与北周同时的北齐和南朝陈，各自有钱，加上古钱及滥恶小钱，钱币本极混乱。北周推行府兵制以加强军事力量，使广大农民脱离生产，兵卒不事生产，不纳税，国家收入减少，开支增多。想用铸行大钱来解决，又预知推行不易。所以，在拟定钱文时，远承王莽布泉之文，近袭萧梁大通五铢之意，于保定元年（561）索性抛弃传统的纪重钱文，拟定立足于流通之意的钱文“布泉”钱，以一当五铢五，相继于建德三年（574），铸行“五行大布”钱，于大象元年（579），铸行“永通万国”钱。这三种钱文，都是为推行减重大钱服务的，其文意是随着减重的加剧，而逐步升级的。布泉是流通的意思；五行大布，不仅有流通之意，而要求在天下（五行，代表东西南北中，即天下）流通，增加了流通范围的内容；永通万国则除流通、流通范围，又要求永久流通万国，在流通、流通范围外，又增加了流通时间要求。可见铸主对流通的奢望。这次钱文的改动，是配合推行减重大钱的，与之俱来的是加重对劳苦群众的剥削，都是不利于人民的；但是在钱币发展史上，却有重大意义，它奠定了后来钱文文意的基础。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行新钱，命欧阳询撰薪钱文。于是他回顾历史，联系当时钱币滥恶的现实，结合统治者施政方针和意图，为推行新钱，制定了以流通为主的钱文文意，以“开通”加“元宝”为文。从此，出现了宝文。乾封泉宝的出现，形成年号加宝文的年号钱，这一结构，一直用到圆钱的死亡。乾元重宝是重宝的开始，建中通宝是通宝的开始。此后，元宝、通宝并行，时有重宝出现，到元朝的官铸钱文，就被通宝所独占，以至民国初年的民国通宝。南宋宁宗嘉定钱的宝文，多至廿余种，是宝文最混乱的时期。
五、伪钱举例
古钱辨伪，看来似难，学又不易。然而，从作伪者惯用手法中，从伪钱观察中，总能找到异常之处。异常便伪。若非伪，即发现新品，亦是大快事。二者虽必居其一，然而伪品常有，新品难求，排除新发现品之极少机会，所余大量当为伪品。作伪贯用的手法，经过频繁接触，观察，体会，久而久之，也不难掌握。旧社会收集古钱者，难免存有贪奇斗胜心理。估客在长期接触中，基于这种心理，估客便造出主顾喜欢的“异品”，以谋厚利。故此，反常、异常者多系伪品。今就《古泉大辞典》（以下简称《辞典》）所收者，选图并略加说明。其他着作，有与所涉各钱相关者，连类及之，以为辨伪之参考。所见实物不多，谬误知必不免。至于何以选用《辞典》？不外是它印数多，六十年来，许多着作颇有援引，收藏家多有其书。原书有编号者，沿用不改，未编号者，依页码编号（不用中华书局翻版号）以便读者。
159京釿布，拓本，圆肩异常，夺量词“一”字，“京”字笔画有误，亦可能不是“京”字。其字作，释京不确，又释肴殳，亦不确。与162、163二拓相比，稍腾159拓。160，拓为真品，布身长于前引三拓。
288虞折布，或释“陕全化”拓本，形异：首部宽短，裆郭接近正圆形，与真品不同，夺量词“一”。此布传世品较多，尚未见布形相同者，且多较此为胜。
232马潍布，拓本。旧释“马服吕”，非。方足布，布身宽短，接近正方。笔画潍肿，结构松散，且有误笔。《中国历史货币大系》（下简称《大系》）共收录十八枚无一与此同者。伪作无疑。
1211垣金化布，拓本；1221彘金化，拓本。前者布首作圆形，特异，后者作方形，圆形者只此一见。二布皆夺量词“一”，与288同。此两布首虽不同，余皆相同，这种不同，圆首是一奇，是造假人在变换花样，所以两者皆伪。
138见丘方足布，拓本今释“榆即”。布形不类，首过宽；相形之下，首呈扁形，布币所无，钱体上窄下宽，为它布所不见。尤为可异者，文字点画，毫无布钱之犀利可言，实属伪品。
294宁字布，334宝字布，皆拓本。方若《古泉杂咏》着录。当民国八、九年间，张纲伯、郑家相在大津时，经常利用星期日，到方若家看方若藏钱。看这两布时，即指出二布皆伪。然方若不以为然。数十年后，在历史博物馆得见原件，原是二件非古文字之赝鼎。此后约二十年，福保着《辞典》时，收入二布，并各标价六十元。及编《历代古钱图说》（下称《图说》）时，又收二布，改标价各五百元。同书《马氏标注本》云：“二九二，亦战国权钱，珍。”“二九三，亦战国权钱，珍。”至今约八十年间，无人识破二布皆伪，殆难于接触原物之故鄂？然而，文字不古，不见如他布文字之潇洒，笨不成字，盖二布皆伪。铜质黄铜，都非先秦布币所应有。
824氏金大空首布，拓本。钱体巨大异常，钱文有同文锐角布，文字点划，有出入。存半“氏”二字笔画生硬，转折处远不如左半圆润，协调。钱文明显出于摹仿，是作伪的破绽，暴露了作伪者的技术水平低下。此外，在历史博物馆所见者同。銎之两侧，亦有很多锉磨痕迹。综合上述各点，出于伪造无疑。同乡老辈尝讲，这类假巨布，是同治、光绪年间，为骗四方来京应试者的。
830益字空首布，近时有人称之为“原始布”。拓本。銎伸入布身，再下分成二枝，末端相对一侧作圆角，仿佛尖足布之双足。同一形制者，尚有卢氏原始布一种，情况与益空首布相同，只是字体面背有文饰，不同处增三斜纹（面中纹饰，为卢字借作中直画）。《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下简称《发展》），大概就是最早提出“原始布”一辞的人。迄今又无人提出不同意见，仿佛也无讨论者。
830益布，无论如何也有瞒不过行家的作伪痕迹。如形制出于伪作，銎部的形制特殊，乃木刻图像之讹误。向无人指出，今所见此类銎，皆出伪作。
1068、110、1123三枚明刀型小刀，拓本，皆经《辞典》着录。石永士等引《辞典》云：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着录三枚所谓“明”字刀化，给我们研究字刀的面文字提供了线索。这三枚刀化，细审不伪。然而石氏等并未由此引出新结论来，至少是我没看到这类论说。今案，三刀刀身短于明刀，面文一字作，不可释。刀柄有文四道，距离远近不一，与明刀之平行者异。刀环奇小。其字，三刀可以重合，而刀环、刀郭，皆不能重合。大概刀身一范、字一范，交替印范，即可得此种明刀型小刀。先秦钱币，未见可以重合例。三刀大小不一，面文却可重合，由此可以肯定三刀皆伪。
186页背，大唐镇库钱，拓本。方若旧藏，今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钱用旧镜残铜铸，呈白色，厚度接近10毫米。大库二字相邻外郭处，留有大片锉痕。字用隐起文。其中镇字与越南天福镇宝之镇字相似。尽管用料特殊，外观镜白光亮，使用的却是隐起文。镇字从越南钱天福镇宝摘来，必晚于天福镇宝，则订为南唐镇库钱之说不能成立。隐起文钱，属技术低下的铸品，加之外郭锉痕，与“镇库”之高要求很矛盾。统看此钱种种问题，其中用料及隐起文两项是识别造假之关键。
第四拓，左读五铢，拓本。五铢钱众多，不值钱。贩钱贾客，欲得善价，用各种手段，改变五铢的面貌，以提高身价，就造出216页第四图的希罕左读“五铢”。五铢本是顺读，为数至多，左起读者可有两种，一种是传形五铢，一种是左读五铢，两者相比，以左读五铢为最少。传形五铢真品极多，并不希罕。左读五铢见于着录者，所见仅二枚。即《图说》着录652、526二枚，《辞典》着录未编号。据《图说马批本》之编号批652云：“此非传形，实是左读！珍。”又批526云：“左读，罕。”然652系动过手的伪装货，“铢”字非原钱所固有。由铢字右侧上举短直及下垂短直之不自然，可断定系刀尺货无疑。就拓本看，铢字金旁左侧，右侧上举、下垂两笔，皆有明显“裁弯取直”之感，便是动手脚处。马批光讲希世罕有，并未发现裁弯取直之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