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人来疯”与他人在场
长期以来，中国人喜欢用“人来疯”表现人某种兴奋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人来疯，在心理医学领域特指儿童的一种精神症状，学名为“儿童多动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孩子在客人来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望，情感上异常兴奋。儿童心理学家研究认为，这是由于家庭教育不当——过度溺爱或过度严厉管束造成的。实际上，“人来疯”的适用范围要远远超出儿童。可以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广义上的“人来疯”的现象。尤其是在公开的表演、表现场合，这种现象就更普遍。比如“给点掌声”、“掌声能不能再热烈一些”、“我想死你们了”之类，都是成人“人来疯”的曲折表现。近年来，由于社会公共关系日趋表面化、竞争化、商品化，“人来疯”就更有向成年人蔓延的趋势。2004年出版的一本书就题为《街上流行人来疯》，定价22.00元。目前因为《有点野》而一发不可收拾的台湾女歌手温岚再度发行全新大碟《温氏效应》，这组歌曲的第一首就叫作《人来疯》。据悉，此一“温室效应”来之不易，是她两年刻苦求学、修身的结果。除了精彩的舞蹈，《人来疯》还被选为好莱坞大片《猫女》的中文主题歌。编曲部分的猫叫特效，都是温岚在录音室里亲自模仿出来的；该片在台湾的首映式上，她也以“猫女”扮相助兴。很明显，“人来疯”的关键要素有两个：一个是“人来”，即必须要有他人目光的关注；一个是“疯”，即情感十分兴奋，行为十分亢奋，引起他人的注意，以满足自己强烈的表现欲望。
其实，对这种现象，社会心理学早就有一个术语来描述——他人在场。所谓“他人在场”是指，当一个人从事某项活动的时候，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他就会感到有一种外界刺激，这种刺激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他的活动效果，会促进活动的完成，这种情况就被称为“他人在场”，也叫作“社会促进”或“社会助长”。“社会促进”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当有同伴在场共同活动时，活动效率的提高，叫共同活动效应（co-actor effect）；另一种是当有他人在场旁观时，活动效率的提高，叫观众效应（audience effect）。
1898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N.Triplett）在考察自行车选手训练时发现，选手们在有伙伴陪同的情况下，比单独一个人训练时成绩能平均提高30%。于是他假设“他人在场”会对行为者产生刺激，产生一种更为积极的心理。为了证明这一假设的正确性，他设计了一系列实验。例如“缠绕钓鱼线”，他让孩子们在指定时间里尽快地转动钓鱼竿卷线轮绕线，40个孩子被分为两组，一组安排孩子们单独绕线，另一组安排他们两人结伴绕线，结果证实，儿童结伴绕线时的速度要更快一些，成绩平均提高5%到10%。他还让儿童们上下跳跃、数珠子、数硬币，结果也证实，如果有人在场，孩子们的活动效率都明显提高。这一研究告诉我们，人们活动时如有同伴在场，行为者会感受到一种积极的刺激作用，从而产生被评价期待，提高活动效率。这种情况就被称为“他人在场”，亦称“社会促进”。其后，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就此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了这一现象的存在。
从1916年到1919年，在特里普利特的启发和研究基础上，另一位学者奥尔波特（F.H.Allport）在哈佛大学心理实验室做了一系列社会促进的实验。在一次实验中，他让大学生被试者单独或者结伴从事以下6种活动：
（1）连锁联想。实验者说出一个刺激词，被试者迅速想出一个与之有关的反应词，并且把它写在纸上。然后，以这个反应词为新的刺激词，再联想其他的反应词。如此继续联想下去，时限为3分钟。
（2）删去元音。划掉若干短文中所有的元音字母。
（3）转换透视。实验者出示一幅图片，在被试者注视该图的时候，一会儿会觉得abcd平面离自己较近，一会儿又觉得efgh平面离自己较近。实验要求被试者迅速进行这两种透视的转换，并记录他们1分钟转换的次数。
（4）乘法运算。让被试者进行若干两位数乘法的运算。
（5）判断。让被试者嗅5组10种（两种一组）香的或臭的气味，然后报告自己的快感程度。
（6）写批驳哲学观点的文章。实验者从两个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选几段性质一致的论述，给每个被试者一段，要求他们在5分钟时间内写一篇批驳短文，写得越长越好，批得越深刻越好。
为排除竞争因素的干扰，奥尔波特要求被试者不得相互比较工作进度。结果表明，在前五种较为简单的活动中，都是在与他人共同工作时效率高，只有最后一项较为复杂的活动——写批驳文章——是个人单独工作时质量高。这一实验证明，他人在场，既可能对个体的行动产生促进作用，又可能产生抑制作用。
至于“他人在场”形成的心理机制，主要有二：一是无意模仿。在场“他人”的工作表现和动作可以转换为自己的外界刺激，从而引起自己同样的或相似的心理反应和动作表现。比如，看到别人手的动作很灵巧，会立即想到自己手的动作，并依照别人的动作来修正或加速自己的动作，于是，别人的灵巧动作起到了刺激作用。二是“被评价期待”的满足。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种“被评价期待”，即很关心别人如何评价自己。而活动时他人的在场与存在，恰恰构成了一种评价条件，于是个人行为者就会从单一的“行为状态”进入“被评价状态”，从而对心理产生一种积极的刺激。社会心理学家斯威尼（Sweeney，1973）和威廉姆斯（J.E.Williams，1981）的研究表明：在群体共同活动的情况下，如果个体的活动被单独评定，就会激起个人被评价的意识，活动效果就更好；如果只评定群体的共同活动，而不评定个体的活动，就会降低个人被评价的意识，个人对活动的努力程度就会减少。例如，一次实验中，有的研究者在大学生默记词汇的时候，把在场其他人的眼睛蒙起来，结果学生默记词汇的成绩和他们独处默记的成绩相同。这是因为那些被蒙上眼睛的他人，不存在评价问题。还有一次实验，被试者被分成三组，要求完成简单的辨认单词的活动。甲组个人单独完成，乙组在有人在场旁观的情况下完成，丙组在被蒙着眼睛的人在场的情况下完成。结果，乙组成绩最好，产生了社会助长作用，而丙组与甲组的成绩几乎没有差别。因为在场的“他人”眼睛被蒙上后就消除了被试者被别人评价的意识。
如上所说，在实际生活中，“他人在场”，即可以造成“社会促进”，也可以造成“社会抑制”，即对行为者产生干扰和阻抑作用，从而降低个人的活动效率。例如，一位演员在家里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可一上舞台，面对众多观众，却变得结结巴巴，甚至忘掉整段台词。有的人当有旁观者在场时，能提高有关记忆工作的效率；还有的人，有观众在场时，简单的乘法运算也会出现许多差错……这种由于他人在场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个人活动效率的现象，叫作“社会抑制”或“社会干扰”。他人在场既能产生促进作用，又能产生抑制作用，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曾使许多研究者迷惑不解，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查荣克提出了优势反应强化说，才找到了圆满的解释。
查荣克（R.B.Zajonc）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合分析，他注意到：如果一个人从事的活动类型比较简单，且相当熟练，不假思索就可以表现出来，“他人在场”会使之受到一种积极的刺激，活动会更加出色。相反，如果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类型比较复杂，需要更多的技巧和思考，“他人在场”对他反而会产生干扰作用。查荣克指出，自行车选手骑自行车，小孩子绕线、跳跃和简单计算，大学生连锁联想、删去元音和做两位数乘法运算等，都是简单、熟练的活动，因此他人在场会提高活动的成绩；而大学生批驳某一哲学命题、掌握无意义音节和掌握手势法则是较复杂的和不熟练的活动，他人在场则会降低这些活动的成绩。其后，考特雷尔（N.B.Coffrell）、里特尔与韦克（1967）设计了一项实验，检验了这种解释。他们让被试者在两种条件下学习难易程度不同的词表。一种条件是单独学习，另一种条件是在其他学生面前学习。容易的词表上有彼此联系密切的词组，如，熟练—技能，开花—结果；较难的词表是由缺乏内在联系的词组组成，如干旱—发脾气，沙漠—领导等。首先由学生单独默记，然后在有他人在场的条件下默记。结果发现对第一类词，他人在场时默记效果好；对第二类词，单独默记效果好。很明显，默记关联词比较容易，默记不关联词比较难。前者属于熟练工作，后者属于非熟练工作。于是，查荣克又提出了“优势反应强化”的概念。他指出，“他人在场”究竟造成“社会促进”还是“社会抑制”，与所从事的活动性质有关，对于那些已经学习和掌握得相当熟练、不假思索就可以表现出来的习惯动作，或是很简单的机械性动作，他人在场，会使人产生一种积极竞争的欲望，活动会更加出色；相反，如果他所从事的活动是比较复杂的、不熟练的，或者需要费脑筋的，他人在场反而会产生干扰作用，使活动效率降低。那些已经学习和掌握得相当熟练、不假思索就可以表现出来的动作，是一个人的优势所在，他人在场会使之强化，这就是所谓“优势反应强化”说。
二一、“他人在场”与“符号在场”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具体可感的“他人在场”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隐蔽的“他人在场”形式，即对某一个行为者有影响的“他人”以一种抽象、隐蔽的形式“在场”，从而唤起一种积极的心理情绪，产生较强的内驱力，提高活动的效率。这可以称为“他人隐性在场”。在此，从空间位置和绝对物理意义上来讲，那个对行为者有影响的“他人”并没有真正地“在场”，他的“在场”是通过某种媒介或符号，使行为者从心理上感觉到“他”的“存在”，从而发生心理刺激。换言之，从物理意义上，这个“他人”并未“在场”，但从心理意义上，这个“他人”确实“在场”，影响着人的活动效率和结果。尤其考虑到“他人在场”主要是一种心理影响，所以，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他人隐性在场”对人的影响也不可小觑。目前，在社会心理学界，还没有这样一个概念来研究这种隐蔽的“他人在场”，相关的研究也几乎没有。所以，笔者在这里所提出的“他人隐性在场”，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以笔者的观察，这种隐蔽的“他人在场”主要有三种形式：
首先是“权威在场”。所谓权威，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角色，它对他人具有一种绝对的支配力和影响力。由于权威是一种“稀缺资源”，不可能事必躬亲，处处在场，所以，所谓“权威在场”，是指某一权威通过某一种媒介“到场”和“存在”，从而对人的心理与行为发生刺激和影响。在此，权威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人间权威，如有威望的国家元首、伟大领袖，如果不考虑道德和道义评价，那么，希特勒应该属于此类，流行于纳粹德国的直臂礼、“忠于元首”的口号、屋子里悬挂的希特勒画像，都暗示着这个权威的存在，对下属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神性权威，如耶稣、天主、罗马教皇、穆罕默德……由于宗教信仰的超越和服从性质，这类权威“在场”的普遍性不言而喻，如发生在公元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中，罗马教皇提出收复耶路撒冷圣墓的口号，号召所有基督教国家共同参加“圣战”，并以教皇的名义宣布一切参加者罪得赦免；为圣战而死者，灵魂升入天堂。于是，在整个征伐活动中，“教皇”仿佛处处“在场”，指引着狂热的圣徒们向东扩张。三是人神混杂型权威。这种权威乃人间肉体凡身，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功德或机缘，威望确立，权力超人，因而被臣民们认为具有神性，是为“人神混杂”。这类权威多发生在宗教意识淡薄的国家，“人”才能变成“神”。如日本的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天皇不是凡身，十分神秘，其音、其形、其身都是一种想象中的神圣存在，不可能被凡人直接感知。1945年8月，大江健三郎当时只有十多岁，他后来回忆收听天皇宣布日本投降时的情景，“大人们围坐在收音机四周，哭着。孩子们集中在外面积满灰尘的路上，低声说出他们心中的疑惑。最令我们困惑和失望的，是天皇居然用人的声音说话……就在某个夏日，那令人畏惧、无所不在的可怕力量突然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叫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呢？”而就是这个不为日本国民所见的天皇，在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中，却处处在场，“为天皇陛下献身”的口号泛滥成灾，尤其是在战争晚期“神风突击队”的表现中，那个隐形的权威几乎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