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新一厂对于他来说，尽管家大业大，似乎还不能使他放开手脚，大展抱负，他似乎更醉心于一种骑士般的快节奏的独立的创业模式，更乐于在王家自家企业的振兴上挥洒心血。他的“实业细胞”跟他的老丈人荣宗敬先生有些相似，对于创办企业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阻挡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就绝对不会放过。荣毅仁先生谈起他的伯父荣宗敬时曾说：“他一天听不见机器响就不舒服，一天看不见纱锭就不舒服，按他的理想，在六十岁时要有六十万纱锭，七十岁时要有七十万纱锭，八十岁时要有八十万纱锭……”
王云程何曾不是这样？他一生创办过十几个企业，不仅数量比他父亲和伯父要多，而且门类也多，除了毛纺厂和棉纺厂，还办过内衣厂、纸箱厂、奶制品厂、冰激凌厂、医用松紧带厂、兴业实业公司，他甚至还想办一个养鸡场，养鸡烧鸡炸鸡，进而办一个专门吃鸡的连锁快餐店！他能想象得出，也能描绘得出，大人孩子们在他的餐馆里一手鸡翅、一手鸡腿、满嘴流油的幸福感觉……如果能得天时地利之助的话，他大概是中国又一个企业大王。
抗战胜利时他年仅35岁，正是年富力强、豪情万丈、可以做大事的时候。除了寅丰毛纺厂的发还和恢复生产，他抓住一个适当的机会，挥手又是一道大手笔，在被日本人炸毁的申新八厂的废墟上（长宁路1940号），建起了一家新的棉纺厂——启新纱厂。
这个纱厂是王云程与程年彭于1946年投资旧法币60亿元合伙创办的（其中5亿租地建厂，55亿订购进口机器设备）【注：上海档案馆，《启新纱厂基本情况》。】。合伙人程年彭是毛纺行业的老法师，原任章华毛纺厂的经理，还是上海绒线整条同业公会的理事长、上海和新纱厂常务董事、中国百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他与在上海的德国人混得很熟，因为章华毛纺厂与德商礼和洋行有很多业务上的联系，他尤其跟该洋行的买办和出纳（中国人）是哥儿们，可以通过这条路子向德国人借钱买机器设备。抗战快要胜利时，大概德国人眼看大势所趋，在中国没有发展的希望了，与其坐等被没收，还不如把钱借给私人。所以启新纱厂买机器设备的55亿元，就是这么来的，王云程与程年彭对半。筹资，看来是程年彭的功劳。但是租地、建厂、招工、生产，王云程是行家。后来关于启新纱厂的调查资料说明，程年彭自1946年建厂到他1949年去香港，总共到厂里只来过一次，可知工厂的日常管理和经营主要靠王云程，他自兼经理，又把寅丰毛纺厂的厂长唐孟雄拉过来兼任启新纱厂的厂长。这大概是两位合伙人的基本分工。
启新纱厂拥有进口立脱式全套棉纺机3.6万纱锭，工人1220名，分属清花、并条、粗纱、细纱、整理等车间，厂房面积达133673平方尺。管理层，在经理室下面又分事务部、原动部、栈房和厨房等。机器设备于1946年秋天运抵上海，年底试车成功，于1947年1月正式开工。开头几年生产很正常，生意很红火，生产的40支吉象牌棉纱与申新厂出产的42支蓝凤牌纱质量不相上下，20支吉象牌面纱市场上更是供不应求。厂里的总工程师赵养真先生曾这样形容那时的情况：“1947年1月开车以后，车间情形甚佳，秩序井然，职以为不难达到最高峰之产量……我厂物料不如兆丰纱厂，设备也不如兆丰纱厂，但罗拉转速，我厂在民营纱厂中居第二位。”
当时的市场行情非常火爆，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下半年至1947年，各方各地对棉纱的需求甚殷，现纱南运香港、澳门、广州等地销售，还可以套购外汇和黄金，利润很大，经济学家们称之是“纺织行业的黄金岁月”。不仅是启新纱厂，所有的纺织厂只要机器能转就都能盈利，荣家的申新各厂获利更巨。尽管国民政府总是在设法“与民争利”，出台各种政策来限价和运销管制，同时严禁把战略物资运到解放区去，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有了资金、设备、市场和劳动力，纱厂老板们总有办法赚钱。丰厚的利润，真是皆大欢喜，以至于启新纱厂开办不到两年，王云程就用该厂的利润买下了太原路、永嘉路路口的一座大花园洋房。自然，当时赚了钱买大花园洋房的绝不是王云程一人，荣鸿元买淮海中路乌鲁木齐路拐角的大花园洋房（现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荣鸿三买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隔壁的大花园洋房（现日本驻沪总领事官邸）、唐星海买淮海中路现为法国驻沪总领事官邸的大花园洋房，都是在这段时间。从当时买豪宅的魄力来看，王云程与荣鸿元、荣鸿三、唐星海已差不多了。
王云程办这个厂子非常投入，亲自打理，从员工的角度出发，很多细节考虑得很周到，不仅贯彻了他的经营理念，还反映了他那带西方民主色彩的人文理念。厂里不仅有职员宿舍、工人宿舍、职工食堂，还有洗衣房、理发室、医务室、炉子间、篮球场、自行车棚。根据纱厂女工多、家务重的特点，还办起了托儿所。托儿所占地2400平方尺，有工作人员21人，除了所长还有保育员15人、营养员2人、清洁工3人。理发室工作人员有3人，其中理发老司务1人，理发下手2人。职工食堂工作人员23人，其中烧菜上手1人、烧菜二手2人、烧菜6人、烧饭4人、下灶6人、什务4人（清理饭间和浴室）、伙食记账1人。职工宿舍还分老宿舍和新宿舍，老宿舍9112平方尺，新宿舍5548平方尺，另外还有单身宿舍若干。尤其难能的是，启新纱厂还有支篮球队，队长蒋家俊，他们聘请厂长唐孟雄当名誉领队【注：上海档案馆，《启新纱厂历史沿革》。】。这样的工作环境，实际上与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国营纱厂差不多了。自然，打球占用的时间多了，多少会影响些生产，招致总工程师赵养真的不满，曾不惜笔墨向经理大人告状……
但是渐渐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连发生了。
1947年6、7月间，突然发生了几天工人罢工事件。调查下来，并不是****地下党组织的工人罢工，也不是工人们自愿组织的罢工，因为启新纱厂的女工队伍主力都是从申新纱厂出来的，不仅技术熟练，而且上下人头都熟悉，而是一个工头与几个机工因一笔“排车费”分配不均而蓄意挑唆酿成的。他们封住厂门，阻止女工们进厂上工，女工们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回去。王云程不得已叫来警察干预，事情总算一周后就平息了，生产并无大碍。
关于“排车费”的分配不公，直接分管此事的厂长唐孟雄应当是有责任的，因此王云程事后并没有解雇煽动罢工的人，但是这件事情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那些煽动罢工的人能量很大，很快在厂里成立了产业工会（1947年7月12日），理事长叫张仲鸣。他们找了一个大后台，即杜月笙的门生陆京士，这个工会就成为陆京士组织的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的下属单位。这下他们腰杆子硬了，敢于一本正经地跟厂长叫板了。他们要开成立大会，没钱，就管厂长借800万元；他们要定制徽章和证件，没钱，又向厂长借，他们要办公室、会议室和专职人员编制，还要求厂方从工人的工资中代扣工会会费和办会员证所需的照相费。从当时留下的文件看，工会好像是老板，诸项要求口气甚为嚣张，而唐孟雄厂长接受了上次罢工的教训，每道批复均显得非常谨小慎微，生怕得罪了他们，能答应的尽可能答应，不便答应的就非常客气地解释一下。
这帮家伙还真不能小视他们。工会成立刚两个月，他们又找到了更大的后台——国民党上海市特别第四区党部，他们一帮骨干分子摇身一变，都成了国民党党员，并以他们为主组成了国民党沪西特别第四区党部第五区分部，不少人还成了执行委员，其中有张仲鸣、陈文杰、张宝根、王育箫等。他们在厂里还抱团结伙，有“二十三兄弟”之称，老大是戴松宝，名誉老大是张仲鸣。
王云程不愿意得罪杜月笙与陆京士，何况杜月笙在抗战中还帮过荣家的忙，更不愿意得罪国民党的任何党部，于是只好跟这帮子地痞流氓取得妥协，要办公室给办公室，要会议室给会议室，要借钱给钱，要打球就去打球，要跳舞就去跳舞，只要你们不煽动工人罢工就行。1948年下半年，这个产业工会已经常常在厂里张贴布告号令天下了。
可是到了解放后这些人就倒霉了。现在从上海公安局的有关资料上获知，陆京士组织的“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是一个特务组织，原名是“上海市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2月，背景是当时上海社会局的局长吴开先，主任是陆京士，主要任务是控制全市的工会组织，收集工运情报。这个委员会还下设一个“护工总队”，陆京士兼任总队长，下属19个大队，一个直属交通大队和一个直属中队，总数达9000余人，短枪数千支，遍布各个工厂和产业组织。1951年1月市军管会颁布的《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中，这个“工人福利委员会”的各级干部及护工总队分队长以上的人员，都属于被登记的范围。启新纱厂在运动中被查出的国民党党员竟有49人，其中一人被枪毙、12人被捕，其余的不是被发配外地劳动改造就是被管制，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的达22人。
厂里清除了这些无事生非的歹徒，王云程应当是高兴的。他于1949年3月去了香港，临行请朱立德全权代理他的经理职位，要求厂长、经理和总工程师经常汇报情况，他在香港遥控指挥。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5年9月公私合营数年间，所有的统计数据都表明，生产情况是良好的，产量和产值都在不断上升，厂里的固定资产也在不断上升。孰料不久，一件更大的事情发生了——启新纱厂被法院宣布为敌产，公私合营变成国营的了！
事情出在朱立德身上。朱立德也是无锡人，妻子叫荣咏佩，是荣家的远亲。朱立德尽管纺织业务不太懂，管理人头还是有办法的。但是在“五反”运动中资方代理人都是被批斗和揭发的，都要接受工人的监督和改造，他被斗得吃不消了，居然以“检举立功”获得过关。而他这一“检举”，事情就闹大了。据他说，启新纱厂当初开办时向国外订购的机器设备，是向德国人借来的钱，而德国人二战中战败走人，这些钱是可以不还的，因此说，这个厂是老板们用德国人的钱办起来的，应当属于敌产。这一下不得了，朱立德真的立功了。【注：上海档案馆，《启新纱厂五反运动总结报告》。】
最后，由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判决书文号为1954年市刑字第九六三号），启新纱厂为敌产，收归国有。所以，这个工厂自1955年9月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就于1956年7月收归国有，成为国营启新纱厂，1958年5月又与申新一厂等纱厂一起，合并为国营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王云程人在香港，眼看着他的一棵摇钱树，突然间就蒸发了。他那在岳阳路、永嘉路路口的大花园洋房，当初是以启新纱厂的名义买下的，这回也被“顺藤摸瓜”地成为国产。
其实朱立德并不是办厂的当事人，初创时期的很多情况他并不了解。从现在看到的资料看，最初的合伙人并不是二人，而是四人，另外两人很可能就是德国礼和洋行的买办和出纳。至于后来为什么只剩下王云程和程年彭两人了呢？很可能是他们两人买下了另外两人的股份，就变成了两人合伙，两个人当老板，当初那租地建厂的五亿元也是王云程与程年彭出的钱。况且，朱立德有什么证据说，他们借来的钱没有还呢？有什么理由说，德国商人的钱就是敌产呢？这些问题当初都没有人去深究，看来跟很多历史谜团一样，现在也只能是永远的谜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