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新的形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街上“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响彻云霄，整天大小游行队伍不断，标语口号都是欢迎解放军、迎接上海解放的，连小孩子都手摇小红旗，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社会时尚也变了，老爷小姐不吃香了，而身穿军装、列宁装的红小鬼和土八路成了最亮丽的风景线。到各处接收敌产、联络工商人士、走街串巷发动群众的干部们基本都身穿列宁装，这种“干部服”几乎成了一种权利和威慑力的象征，像一阵刚性的狂风，立马把原先十里洋场的风花雪月刮了个秋风扫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原先被国民政府严禁和镇压的“共匪”、“共党”，转眼变成了执政党，土包子进城了，大上海一夜之间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一切都变了，原本趾高气扬的老板们，要么走为上策，要么兵分两路，而留下来以静待变的那些，守着些许老本，大多变得整天神思不定，甚至灰溜溜的，无形中像是被人监视着，必须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这天地，这行情，说变就变了！
此时曾外祖父已经70多岁了，要应付眼前的各种新政策、新办法、新时尚，都深感乏力，弟弟王禹卿一走，他更没劲了，于是退居二线，甚至是三线，虽然还是福新面粉公司的董事，但是不大管实事了。
面对刚解放的新形势，福新面粉系统的老人们开始时大都很不适应，牢骚怪话很多。最现实的问题是，总经理王禹卿“赴港养病”，尽管他没有像荣鸿元掌管的申新系统那样拆走大量机器和锭子，福新系统的工厂均没有拆迁南下（这其中应当有祖父曹****的很大功劳，他在抗战胜利后就已经跟解放区来的****地下党联系上了，临解放时还参与护厂斗争），但是也带走了大量资金，这么一来，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资金周转就成问题了。而且，新形势下的小麦采购、面粉交易、货物运输、市场运作，都不是你荣家和王家说了算的了。
还有一个根本的变化是，过去面粉工业的格局不甚合理，上海没有小麦原料而有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外地没有先进的机器和技术但是拥有小麦原料，上海的面粉厂老板必须从外地采购来小麦或从国外进口洋麦，生产了面粉再销往外地和海外。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部门试图对面粉工业的格局进行调整，力图在小麦生产地区发展面粉工业，原地消化小麦原料，这么一来，供应上海的小麦原料势必受到影响，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航运中断了，洋行走人了，洋麦无法进口了，于是小麦原料成了大问题。这就形成了“上海面粉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局面。
上海粮食局编纂的《上海粮食志》对这个时期的情况是这样介绍的：
“上海面粉工业由于遭到洋粉的排挤与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劫夺，至上海解放前夕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1949年年初，上海规模大的面粉厂除申大面粉厂在南市码头外，其余各厂都分布在沪西苏州河附近一带。它们以福新为首，形成了一个八大面粉厂的集团，八厂即：福新（福新各厂以一个单位计）、阜丰、华丰和记、裕通、申大、建成、鸿丰和协丰。这个集团有钢磨417部，每日夜能生产面粉11万包，占上海面粉生产能力的90%以上……5月以后，各面粉厂资金短缺，除在人民政府帮助下，贷款向无锡、苏北等地采购小麦运沪加工制粉出售外，同时接受国家的委托代磨。但各厂擅自用代磨原料，磨制成粉后，向市场进行投机牟利，而且企业管理不善，所以虽有政府照顾，仍然亏损。
1950年‘二六’轰炸后，面粉工业已陷于半停顿状态。自营则资金短缺，无法周转，代磨则数量不多，不足维持开支。”【注：《上海粮食志》。】
于是只好削减生产能力，同时将一部分面粉厂迁往外地。华丰面粉厂1954年与安徽工业厅合营，1956年干脆迁往合肥。这种情况令福新系统的老法师们痛心疾首。他们都是干了一辈子面粉行当的老行家了，一家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都在面粉行里摸爬滚打，路子原本都是轻车熟路的，怎么一解放反而发挥不出了呢？也难怪他们有牢骚，因为不仅是面粉经营，所有的私营企业都要逐步纳入国家规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范畴，都要按国家的新政策办事。而这些新政策、新办法，恰恰是他们所不熟悉的。
福新面粉一厂的老厂长王秋舫是曾外祖父王尧臣、王禹卿昆仲的族侄，过去深得王家信任，他像个大炮筒子，心直口快，有啥说啥，在一份思想汇报中思想暴露得很彻底，虽是自我批判，但也毫不含糊地大暴露、小批判。他写道：“共产党领导我服贴的，工厂里工人领导我就不服贴。我认为共产党是有高尚品质，在领导厂里工作是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所以我服贴。但是工人开口就骂人，而且要起福利来也是很凶的，尤其在五反时忘恩负义，对老板当打老虎，而且工人都没有文化，所以叫工人来领导，我就不服贴。这是我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当时在五反运动时，资本家所犯五毒，我认为都已交代，但工人同志还说有隐蔽，关了我七天七夜，所以我说要逼杀人了。”“当时五反情况，工人对资本家用打老虎的方式，追查违法行为，实在太凶。……资本家做生意，就是为了钞票。我活了几十年，也没有听见过，做生意做得犯了法……当然，这些想法是错误的。”“我想毛主席要以心服人，对资产阶级分子，在此过渡时期应再宽大一些。毛主席对工商界的和平改造，给工商界定息七年，是以心服人的，照顾工商界的，但是今年三月，工商界自我改造、******的时候，都纷纷交决心书，放弃定息。当时我想，毛主席说给我们有七年，现在又要放弃，我认为不是以心服人，照顾应当照顾到底的……事实政府对七年定息并未取消，是我们工商界改变立场的具体表现。”【注：上海粮食局档案馆提供的材料。】
王秋舫的这些想法自然反映了相当一部分老生意人的想法。
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日子久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大势所趋，随着公私合营政策的逐渐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他们那些“苦恼人的笑”泛不起大风大浪，只好渐渐淡漠，渐渐淡忘，最后变成历史，变成档案里的故事了。
荣毅仁出来扭转局面
荣毅仁先生与福新面粉公司发生联系大约是从抗战胜利以后开始的。
当年申新搁浅（1934年），由王禹卿担任福新面粉公司总经理以后，公司里一切大小事务均是王禹卿说了算，1938年荣宗敬先生逝世后更是如此。但是抗战胜利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抗战中荣家人已经与民国政府的上层人物搭上了关系，尤其在资金贷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优势，在企业中的话语权自然就升级了。荣毅仁先生在抗战胜利之初，有一段时间主要是主持无锡茂新面粉厂的复业诸事，后来当上福新面粉公司的副总经理，代总经理，福新的领导权又“回归”荣家了。解放后荣家大房的人都去了境外，二房中荣毅仁、荣漱仁与他们的父亲荣德生先生留在上海，荣毅仁先生的历史使命逐渐凸显，风云际会中，他不仅主掌了福新面粉公司，而且成为整个面粉工业和纺织工业系统的领袖人物。这个过程似乎有些微妙，而且各有各的说法，但总体来说应当是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荣家申新系统的老人钱钟汉先生在接受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采访时曾说：“自从荣宗敬先生死后，福新基本上由王禹卿一手抓去，荣家已不能多问询了。后来，王禹卿要荣毅仁进福新当副总经理，但是尔仁反对。这是在胜利后的1947年了。尔仁有他的打算，他想叫鸿元任副总经理，毅仁任业务经理，鸿三任财务经理，自己任生产经理，同时改组为有限公司。这个打算当然是毅仁不同意的，而荣德生先生事前不知道，他是反对的。然而王禹卿却欢迎这个打算。王禹卿想，荣毅仁单独进福新，恐怕他对付不了毅仁，如果二房都进福新，王就可以利用二房之间的矛盾，更容易操纵福新。最后由于毅仁的反对，尔仁也就此作罢。后来福新开股东大会，荣毅仁当选为副总经理。原来，荣毅仁打算不仅把茂新抓在手，同时想进一步抓住福新。我也曾经对他说，只有把茂新、福新全抓在手，才能称得上像他伯父那样的面粉大王。胜利后，荣毅仁曾以面粉同业公会的名义向四联总处借了六十万担小麦贷款，但因上海的王禹卿反对未成。毅仁又曾想以茂新名义借款，但又终因时机已过，时已冬季，小麦没有了，资金也花完了。后来又以茂新名义向行总（行政总署）借六十万担麦款，宋子文满口答应。当时上海市市长（大概是吴国桢）也支持，不过行政总署署长蒋廷发不答应。宋子文知道后就说，我院长已经答应了，你署长有什么资格不答应？这样贷款就成功了。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荣毅仁的势力进了福新，时在1946年下半年。
华东地区五大面粉厂——茂新、福新、华丰、阜丰、信大，曾组织联合公记办事处，总经理是阜丰厂的席德柄，而实际做主的是副总经理荣毅仁，这个组织实际上是面粉垄断组织。”【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中心提供的资料。】
这些情况都说明抗战胜利后，荣家人与宋子文等官方大腕之间日益“热络”，在企业中的发言权也就日益增多了，王禹卿不得不买账。有本事向官府贷到大笔款项，这是硬碰硬的实力。与此同时，王家的势力渐渐式微，要请荣毅仁出任福新面粉公司的副总经理，也就势在必然了。
解放前夕，走与留的问题相当突出。王禹卿走时，把福新面粉公司一揽子业务都托付给我的祖父曹****，把自己的许多家事也托付给祖父。祖父1919年就进福新了，已在面粉行业里干了整整30年，在面粉业内很有威信。现存上海粮食局档案馆的许多资料都表明，他在原福新系统中人望很厚，办事有诚意、有智慧，除了面粉经营有办法，他还很善于处理公司方面非常头疼的劳资矛盾问题。由于他深知劳资两方面的心理和需要，明白问题的结点在哪里，善于从两方面的利益统筹考虑问题，拿得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善于化解矛盾，所以人们不能不服。尽管有人认为他过于精明，甚至“狡猾”，但是毕竟连吴国桢都买他的账，曾请他前去市长办公室讨论解决劳资矛盾的办法。
但是他为人非常低调，他认为自己的资历和威望还不够，要保住福新面粉公司的长盛不衰，在王禹卿离开的情况下，一定要请一个荣家人出来掌握局面才行，自己可以从旁辅佐，于是极力劝说荣毅仁先生留下，来福新总公司开创新局面。他对共产党的到来不仅不感到恐惧，而且认为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他早就与之打过交道，也已经帮过很多忙了。况且，他早年就是一个革命者，在王氏家族中，他与妻舅王启周最投缘默契，积极参加了王启周创办的锡社，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王启周逝世后，他又积极支持三个参加革命的表妹陈锦霞、陈云霞、陈丽霞，在她们最困难的时候掩护她们度过难关，在她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多次慷慨资助，帮助她们完成任务，这在当时都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没有进步的思想基础绝非能够如此。所以他认为，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福祉的，共产党来了，老百姓即便是没有工作也不会饿肚子的，问题是自己不可以犯错误。【注：上海粮食局档案馆提供的资料。】他的这种忠实于革命的进步思想，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
新中国成立之初，荣毅仁最终决定留在国内，仍是福新面粉总公司的代总经理，祖父曹****成了他的得力助手。荣毅仁与其父荣德生先生留在国内，对于稳定工商界人心，继续维持正常生产，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充当了面粉业、纺织业与人民政府之间协调的桥梁，为新中国工业的振兴立下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