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檀香刑》书摘及读后感下
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所以，群众有异常冷漠的一面，也有很多可爱之处。
如《檀香刑》中的花子们，义薄云天，为救出义和团小首领孙丙，前赴后继，献出了生命，最难得的是竟然死而无悔。
他们本来可以不用死，孙眉娘去求他们救父亲时也没指望他们有可能答应。
但是花子们答应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儒家的崇高道德境界。这些花子虽然不识一个大字，但他们的儒家思想境界却胜过很多所谓的大儒、名士。
静笃心中的义和团印象，却是变了又变。
最初，在初中、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义和团的基调是明确的，是所谓的反帝国主义甚至反封建的英雄组织。于是静笃信了，静笃就是这么容易相信的一个人。
先跑题一会儿，让静笃吐槽一下（天）朝历史学界对封建的定义。中国实打实的封建制度只存在于周代。商代或许也实行过封建制度。西汉、西晋、明初的体制曾有一些封建制度的特点，但为时不长，而且这些时期在全国主要还是通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或其变体（州郡制、行省制）。封建就是封邦建国，是一种分封的政治制度。欧洲中世纪就普遍实行封建制度，希腊、罗马在古典时代普遍存在奴隶制。然后（天）朝历史学界把这种制度套到中国来，认为封建社会是奴隶社会后的一个历史阶段。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因为所有用上“封建的”、“封建主义的”场合，几乎都可以用“专制的”、“专制皇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等词汇来替代。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欧洲中心说，“调整”中国自己的历史结构来适应西方马教的历史理论？
回到正题，大学时接触了互联网后，才知道以下一些事实：
西元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各种史料中，包括各地的地方县志、各种报纸、回忆录等等，对所谓“义和团”的称呼，绝大多数都是拳匪、邪教。西元一九四九年后，县志都被陆续修改成了义和团。
李悉圣《庚子国变记》记载：“拳匪于右安门内教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这里杀的，可都是中国人。
《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记载：“每日招摇过市，头扎红黄二色包巾，腰系红带，手执单刀。路遇穿洋布者，立时扯碎。偶一不服，即以单刀相向。日则沿途滋扰，夜则群宿庙宇。”这里被扯碎衣服的人，被单刀相向的人，也都是中国人。穿洋布的在当时受到的就是这种待遇。假如义和团成员穿越到了今天，看到中国人普遍身穿西装、衬衫等西洋服饰，不知道会情何以堪。
义和团杀得最多的，不是洋人，而是所谓的“二毛子”、“三毛子”，即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或与洋人有关联者。“二毛子”、“三毛子”撞上义和团后，一般没有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
而且不仅“二毛子”、“三毛子”被杀害，只要被怀疑是“二毛子”、“三毛子”的人，也死得不明不白。因为义和团采取一种“焚香燃表”的验明证身的方法。“烧香一柱，焚纸一页。如果香不燃，纸焚不尽，便必杀无赦”、“一说如纸灰不飞升，或烟不上升，即杀之”。
杀戮权贵时也应杀戮群众。这里再引用韩岳父的话一次。为了某些政治目的或别的目的，人为扭曲事实真相，这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与其掩饰，不如开诚布公，中国文化和国民性是有很多值得批判的东西。比如裹小脚；比如层出不穷的种种酷刑；比如义和团这种群众运动中出现过的滥杀无辜的事实；比如儒家伦理中的各种虚伪；比如儒生和儒家思想自汉代起，两千年如一日的对专制皇权的奴化；比如儒家、道家、法家等显学对工匠及技术进步本身的冷漠与不屑。
承认这些并不影响中国文化的伟大。因为伟大的中华文化有儒家的仁、义、信、孝、忠、恕、中庸等核心伦理价值，还有道家的全性保真、无为、逍遥游、齐物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禅宗的明心见性。瑕不掩瑜，承认不足是改进不足的第一步，这一步必不可少。
但《檀香刑》中的孙丙怒而抗德，不仅情有可原，而且值得崇敬。
德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女干）淫、掠夺、杀人，遭受到中国人的抵抗，至少证明中国总一些像孙丙这样不失血性的人。
二战后，殖民主义行不通了，西欧、北美、日本摇身一变，站在道德至高点上，以发达工业国自身的标准，向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人权甚至政治体制等各个层面指手划脚，不论（尸吊）丝国们听与不听，总之西欧、北美、日本是为（尸吊）丝国好，为了（尸吊）丝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如果反抗，根据（尸吊）丝国的国力强弱，经济制裁甚至武力干涉就很可能会纷至沓来。
至于亚、非、拉美各个（尸吊）丝国在殖民时代的惨痛历史记忆，西欧、北美、日本往往避而不谈。或者，那已经是历史了，西欧、北美、日本会责问（尸吊）丝国们为什么还那么纠结？（尸吊）丝国们为什么只想着仇恨？
失去生命的孙丙们，被掠夺的无数自然资源，被侮辱的民族尊严，都只是过往云烟，除了孙丙们的后人有意或无意记起祖先那段沉痛的历史外，什么也没有。
千万不要以为（尸吊）丝国站起来了。至少静笃的脑海中，没有伊莉莎白二世或哪位英国首相对两次鸦片战争道歉的印象；日本的国民们还普遍相信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七三一部队只是（尸吊）丝国的国民们的集体被迫害妄想症；俄罗斯在十九世纪侵占中国的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归还，已经遥遥无期；拜苏联所赐，外蒙古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至今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
二战后，德国总理曾经向犹太人谢罪下跪，昭和、平成和历届日本总理的腰板一直挺得很直。反而是供奉战犯的某著名神社香火鼎盛，在政界人士那里大受欢迎。
在跑题了若干字后再次回到主题，孙丙本人虽然值得崇敬，义和团敢于对抗列强的侵略，其民族气节也可歌可泣。但义和团这一群众运动却不值得太多同情。
说起义和团这一群众运动的历史意义，静笃来逐条反驳。
所谓“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遏制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云云，没有义和团展示武装力量，慈禧就不会对义和团的实力抱有幻想。虽然慈禧向十一国列强宣战并不符合史实，但慈禧确实有向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下达过宣战意向的诏书。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就是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没有义和团，没有八国联军，还会有另一场战争来宰割中国，义和团并不需要为《辛丑条约》负责。但是，静笃请教提出这种观点的朋友，义和团遏制了哪一场可能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
义和团引来了八国联军入侵后，中国政府军和义和团都惨败在区区不足五万洋人军队手里，《辛丑条约》签订后，赔款总额是四点二亿两白银，中国清政府无力赔款，向各国银行借贷后已经负债累累，经过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朝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努力赔款，连本带息应赔偿九点八亿两白银。虽然这九点八亿两白银中有一小部分由于一战、二战的影响并没有实际偿还，又有一小部分由美国带头以“资助”中国教育等形式，退还给了中国。
《辛丑条约》之后，中国民众没有失去最后一条底裤，是值得庆幸的。但在八国联军之后，外国势力再入侵中国的话，再难榨出什么油水，除了领土和自然资源。但是八国联军入侵后，不算日俄战争、济南惨案的话，到九一八事变之前，列强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入侵，和义和团没有半毛钱关系。
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和台湾后，需要一段时间的整合，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之前，入侵中国的时机还不成熟。俄罗斯当时主要争霸的场地在欧洲，而且俄罗斯内部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已经出现了一些颠覆性极强的马教小组，内忧外患，短时期在并吞领土方面，不太可能有大的动作。除了俄罗斯、日本外，其它列强由于和中国本身并不接壤，所以并没有太强的侵占领土欲望。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如果有哪个列强过分贪婪，必会受到其它列强的掣肘。如日本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美、英、法就曾阻碍日本在中国实力的过分扩张。又如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苏联不干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意由苏联在中国的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并欲与日本和伪满洲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国际联盟曾派出调查团，认定日本侵略中国，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国家。
所谓义和团“保存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更是无稽之谈。
义和团基本上毫无文明可言，再来看看义和团保存了哪些中国文化？
义和团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受害，其数量远超过洋人及信基督教的中国教民，静笃在前文中已经举过一些例子。不仅屠杀，还奸淫掳掠。究竟和八国联军相比，哪个更加不人道，这是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事情。这些史实，在（天）朝几乎就要被掩盖。《檀香刑》以义和团运动为背景，在（天）朝的主旋律下，对此也只字未提。
《檀香刑》中，洋人的子弹打在孙丙的刀刃上，孙丙毫发无伤，被误会成刀枪不入。像刀枪不入这样的义和团法术，对于应付洋人的枪炮时没有任何用处，但可以消除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恐惧，动员他们加入义和团，扩充义和团的兵力，并壮大声势。
混进义和团后，孙丙摇身一变，被宋代名将岳飞附身，成了元帅，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一个是天篷元帅猪八戒，当然这两位也只是被神仙附身了。孙丙烧符纸，忽悠了一大批高密县的乡里乡亲。符纸本来是道教的文化，也被很好地吸收进义和团了。
滥杀无辜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吗？静笃作为中国人，真心不敢承认啊。
刀枪不入、符咒、孙悟空附身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吗？是，但那是糟粕的一部分。
义和团如果保留了中国文化，那也只是保留了糟粕的一部分。
所谓义和团“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也值得商榷。
太平天国，好歹还反清，虽然大搞邪教，但还有着一些民族主义的正能量。而义和团稀里糊涂就做了慈禧手里的一杆枪，滥杀无辜之外，不见他们杀了几个真正侵略中国的洋人。
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忠君改良派，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也都属于义和团的敌对势力，只要有可能，都会被杀掉。
梁启超、李鸿章这些人杰，多少比慈禧要开明、进步一些，如果义和团真的一朝得势，很难想像中国会堕落、沉沦到什么地步。
自发自觉地对抗洋人的侵略，有其进步性，但抵抗洋人的暴力行为很快就异化为无法无天，滥杀无辜。如果是这种觉醒的话，还是不要促进比较好。
《革命军》作者邹容说：“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为国民添祸乱。”
大文豪鲁迅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中）共创始人李大钊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按照静笃的历史观点，自道光二十年（西元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至西元一九七八年邓公进行经济改革从而真正拯救中国，这中间一百三十八年，是反复折腾的一百三十八年，虽不至于毫无创新、进步，但创新、进步十分有限，这一百三十八年中内斗、内乱、内战是主旋律，民煮、自油等种种美丽口号喊了又喊，至今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口头阶段，所以像孙文之类把民煮、自油时时挂在嘴上的人都是在反复造孽。
除了“伟大”的三民主义之外，从来不见孙文在事实上对民煮作出过任何贡献。中华革命党的党员被强迫必须向孙文个人效忠。孙文和他的主要继承人蒋中正对民煮从来是光说不练。孙文另一个继承人汪兆铭干脆做了日本人的走狗。
中华民国的建立主要也不是孙文的功劳。袁世凯是二十世纪中国被拨脏水最多的历史人物，被拨脏水第二多的是领导中国民众成功抵抗住了日本入侵的蒋中正。
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孙文一党看似声势浩大，其实手里的军队纯属乌合之众，与袁世凯手里的精锐部队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在所谓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中，孙文除了闹了个灰头土脸外，什么也没捞到，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袁世凯当时继续效忠清政府，孙文一党的有限武装被击溃，孙文等领导同志跑路去外国，只是时间问题。
是袁世凯逼迫宣统退位，结束了满洲人奴役神州大地二百多年的历史；是袁世凯在当时避免了中国陷入大规模内战；是袁世凯，实际上建立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这个朝代。至于蒋中正，通过北伐这场浩大的很难说是正义的中国内战，算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国民政府）。
所谓的二次革命，吹响了中华民国内战的号角。还有某几个省的所谓独立，真是其心可诛，与陈水（户冊）妄图“独立”，分裂中国属于同一种性质，孙文与陈水（户冊）就是一丘之貉。
孙文还不如蒋中正，孙文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家和演说家，实干能力是很值得怀疑的。蒋中正好歹领导中国民众，在美国两颗原子弹发威的大背景下，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了中国。
据苏州科技学院教授祝曙光《袁世凯功过辩》：袁世凯在民国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就任民国大总统，民国四年（西元一九一六年）去世。袁世凯及其北洋系继承者执政的民国元年至民国九年（西元一九二零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设置了很多社会保障机构。袁世凯下令禁毒。
袁世凯最为人所诟病的两件事，出卖谭嗣同等忠君改良派，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其中疑点甚多。
成王败寇，袁世凯之所以被泼了那么多的脏水，是因为他是孙文、蒋中正等的政敌。在北洋系在那场难以说得上正义的北伐战争中战败，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之后，胜利者有权篡改历史。
据《袁世凯功过辩》：光绪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八月初六，袁世凯告密情报尚未送到慈禧手里，政变已经发生。八月初六当天，慈禧下旨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并没有涉及到所谓劝袁世凯勤王的谭嗣同，这足以证明政变的发生与袁世凯无直接关系。在八月初三，某御史奏请慈禧训政，光绪即失去了有限的独立处理政事的权力，政变已经悄然开始。
而且谭嗣同是否真正有去夜访袁世凯，劝袁世凯勤王，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据《袁世凯功过辩》：这个夜访事件被正式载入历史，是因为袁世凯本人的《戊戌日记》中提过谭嗣同夜访劝其勤王一事。但《戊戌日记》是宣统元年（西元一九零九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强迫下野时才成书的。《戊戌日记》中描写袁世凯为了效忠荣禄，出卖了夜访的谭嗣同，其中自有其政治用心。当时被逼下野的袁世凯饱受摄政王等权臣的猜忌，为求自保，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忠于荣禄的形象。而荣禄是何许人也？载沣之岳父，宣统之外公。梁启超《谭嗣同传》中记载谭嗣同曾在光绪赴天津阅兵时，劝袁世凯诛杀荣禄。首先，历史上那段时间光绪根本就没去天津阅兵。其次，荣禄当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天津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衙门所在，袁世凯的兵力只有七千人，而荣禄有九万五千人，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即使搞事，也基本上毫无成功希望。
至于二十一条，并不存在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签订二十一条的事实。实际上，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外交官都没有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北洋政府还故意泄露和约内容给美、英、法等列强，希望它们能向日本方面施压。
倒是孙文，在宋教仁不知道被谁刺杀后，为了倒袁，孙文主动勾结日本人，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所幸日本人还看不上孙文的实力。后来孙文才倒向苏联。列强对中国之侵害，莫过于苏联（俄罗斯）、日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的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在民国三年（西元一九一四年）给日本总理大隈重信的信。
在信中孙文曾说过：
“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静笃解读：中国可以作为日本工业的大市场，日本工业品向中国倾销时免税，中国工业原材料输送日本也免税。）
……
（袁世凯）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静笃解读：袁世凯对日本是阳奉阴违，只有国民党才是真亲日。）
……
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静笃解读：国民党一天不掌握政权，就让中国一天不安稳。）
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静笃解读：如果日本帮助国民党颠覆中国合法的北洋政府，必有大利益。）
”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认为，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最终被迫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但在东亚地区因一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袁世凯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并拒绝了对中国危害最大的第五号条款，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处理已使中国利益最大化。日本方面在二十一条相关交涉后，外相加藤高明下野以示负责，章立凡认为这或可看出日本人自认为其外交失败、袁世凯之成就。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也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
再回头说一说宋教仁被刺案。这也是袁世凯的所谓污点之一。
国民党，是由孙文的兴中会、黄兴和宋教仁的华兴会、蔡元培和陶成章的光复会合并而成。合并之后，国民党内就形成三个天然的派系——兴中会系、华兴会系、光复会系。
孙文和陶成章有很多矛盾。孙文在有钱的情况下不向光复会系的《民报》提供经费；陶成章想在南洋筹集经费，希望孙文开个介绍信，孙文也没给这个面子。
陶成章公布过孙文的三大罪状：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
后来，陶成章就被孙文的亲信陈其美的小弟蒋中正刺杀了。
宋教仁和孙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理论水平都比较高。宋教仁和孙文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宋教仁实干能力强。在宋教仁的领导下，国民党成了中国民国国会的第一大党。
宋教仁案的破获非常顺利，凶嫌兵痞武士英、指使人青帮大佬应桂馨很快被捕。
应桂馨与陈其美相交莫逆。陈其美介绍应佳馨加入同盟会，应桂馨介绍陈其美加入青帮。陈其美主要历史功绩是光复上海。而光复上海的过程中，应桂馨作为青帮大佬，出力甚多。陈其美任命应桂馨为谍报科长，还介绍应桂馨保卫孙文。应桂馨曾任孙文的卫队长，但应桂馨江湖习气太重，也因为孙文对会党过河拆桥，应桂馨转而投靠了北洋系的洪述祖。
凶嫌武士英被杀人灭口，国民党和现在一般的历史观点都归罪于袁世凯，这很可能站不住脚。当时上海是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宋教仁案的破案、审判基本都在国民党控制下。武士英从租界被引渡到中国法庭后，被关押在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而该部队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人。如果说杀人灭口，谁更有可能？
当然，究竟是袁世凯还是陈其美暗杀了宋教仁，已经扑朔迷离，难以辩清。
《檀香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写好袁世凯这个人物，人云亦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