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亚春
包尔汉是维吾尔族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很早就投身革命活动，为维护祖国统一、争取新疆的繁荣和进步做了许多工作，为新疆和平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包尔汉祖籍新疆温宿县，1894年10月出生于俄国喀山市特铁什县境内一个偏僻的小村。在他很小的时候，爷爷指着东方告诉他：“我们的故乡在遥远的中国。那里有一条河叫阿克苏河，我们的故乡就在阿克苏河边。”爷爷还告诉他，因为祖先们反抗地主巴依的剥削压迫，爷爷的爷爷带领20多户村民逃往了俄国。俄国官吏把这些逃难的中国人送到荒凉而偏僻的地方开荒种田、伐木劳作。爷爷说这些经历的意思是希望包尔汉能够上学读书，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将来回到故乡去，看看故乡亲人，为他们做些事。
包尔汉牢记爷爷的话。他暗暗鼓励自己一定要上学，学得知识，回到祖国。然而，包尔汉家当时非常贫穷，爷爷在伏尔加河当了一辈子纤夫，腰都拉弯了，也解决不了全家人的温饱问题，祖辈三代人全没文化，受到俄国官吏的压榨和歧视。后来，爷爷去世了，一家8口人的生活仅靠包尔汉的父亲和母亲日夜操劳，家里人连填饱肚子都十分艰难，包尔汉几次提出要读书，但哪有钱供他上学呢？姑父知道了包尔汉的心思，将他带到邻村的自己家，让包尔汉边学阿拉伯文边给别人烧茶炉。那年秋天过后，少年包尔汉决定远离乡村，到市里去读书。父亲于是卖掉了地里种的胡萝卜，给他凑足了路费。在母亲的泪水中，包尔汉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喀山市的舅舅家。靠舅舅资助，他到一所寄宿学校读书。后来，舅舅因为生意不好，无力再供包尔汉上学，他只好离开学堂，到一家书店做学徒。几年后，包尔汉由于聪明勤快，被另一家商行老板看中，将他派到中国去工作。1912年9月，包尔汉终于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故乡——新疆。
包尔汉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工作了两年后，将父母和妹妹接回了国，恢复了中国国籍，爷爷生前的夙愿终于在包尔汉这一代实现了。
包尔汉在迪化工作的几年中，对国民党军阀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产生了强烈的反感。1929年，他去德国留学。留学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数次前去苏联，目睹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心里开始向往社会主义。1933年，他经苏共党员介绍，一度参加秘密工作，不久回到新疆。1934年，包尔汉参加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结识了****党员俞秀松并与之交往密切，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奋斗目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1938年，包尔汉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遭受折磨，但他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信念和维护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团结的主张丝毫没有动摇。特务对他审讯持续了两年后，又把他投进了黑牢。在严寒、黑暗和潮湿的牢房中，包尔汉用柴梗蘸墨在莫合烟纸上写下了一首《崇高的敬意献给******》的诗，并且就在那不见天日的黑牢里，包尔汉开始动手编纂了新疆第一部词典《维汉俄词典》，并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译成了维吾尔族文字。
1944年11月28日，军阀盛世才倒了台，在狱中被关了6年的包尔汉终于获释。1946年6月，包尔汉出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副主席。1948年12月，他又出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进军大西北，解放新疆。由于新疆情况复杂，党中央特派联络员******抵达新疆，了解各方面情况，促进新疆和平解放。当时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包尔汉为了******的安全，秘密地将他接到自己家中居住，共商解放新疆的大计。******向他介绍了党中央、******主席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和战略部署后，包尔汉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并请求******向******发电，表明自己“现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的态度和立场。******接到电报后迅速复电给包尔汉：“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深明大义、力主和平的包尔汉于9月26日率领新疆省政府人员通电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建立了历史功勋。1949年12月30日，由包尔汉本人申请，经王震、徐立清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包尔汉不但是一个着名的爱国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越的维吾尔族学者，他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
解放初期，包尔汉针对有些人歪曲新疆历史，鼓吹“******斯坦******共和国”的谬论，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撰写了《关于新疆历史的若干问题》一稿，以铁的事实，阐述新疆与祖国的血肉关系，并严正地指出：“有人竟把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侵略目的而使用的地理名称说成是维吾尔族人民的祖国名称，这显然是对维吾尔族人民的侮辱。2000多年来，新疆与祖国的历史关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暂时的藩属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包尔汉的这些观点，言简意赅、入木三分，有力地批驳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
包尔汉多才多艺，他精通俄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他编纂的《维汉俄词典》，创作的剧本《火焰山的怒吼》，以及在他90岁高龄之际撰写的回忆录《新疆五十年》等，都为我们年轻一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