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译文】天地和我共生，万物和我为一体。
人是天地的缩小版，天地是一个放大的人。天人本是合一的，人不要总是试图去改变天的布局和结构，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在天地间享受这美好的一切。
“与物化一”这句话是明白人做人的一种大方略。这就是说，只有你看透人生种种难堪的局面，使自己的内心宽广无垠，才知“清淡之心”的作用。曾国藩淡泊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以心养身。
“心地无私天地宽”是曾国藩喜尚的人生涵养。他认为：
涵养深有容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事情才能成功。这是因为，容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小事违背自己的意愿就愤然发作；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这些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也只是小有福分的人啊。古人说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业。的确，“有容德乃大，大忍事乃济”。
他还说：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盂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这是曾国藩从传统文化中领会了恬淡冲融的情趣，这自然是胸怀有长进的地方。曾国藩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简单、太孤立了，从而缺乏实际，难以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因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
众所周知，精神是人生的寄托和支柱。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仇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遗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
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得后，就是不容易了。他说：“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幢幢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通过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谈的继承和阐发，曾国藩得出了修养精神须平淡的道理。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为此，他在一生中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认真检讨，如实地记录下来。综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艾自责的语句。譬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于是，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仅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天，他就连续一个多星期，写下了诸如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等语，如“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日总是口过多，何以不改？”。对于友人的忠告，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邵蕙西曾当面责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文多执己见”、“尸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并决心“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此外，从他所做的铭联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部分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梁启超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是“自制之力甚强”。自我控制能力弱，轻则伤体，重则罹祸。因此，曾国藩强调保身与“窒欲”并重，尤其对明哲保身的一套有独特运用。
曾国藩的治心经，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入了佛道的内容。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身体羸弱，又怕平生志向不得伸展，所以常常忧思过度，一天竟吐血数口，日记中遂痛加自责，说这是“大不孝”，表示以后“唯有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但说到容易做却难。数日后，“‘忿’、‘欲’二念皆大动，竟不能止”，他担心自己“成内伤之病”。连续多日，他翻阅理学家的传记以及佛教典籍，希图从中找到解脱精神痛苦的美药良方。他在读《孟子·养心篇》后说：“损忿之心蓄于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随后几天，他又阅读了佛教经典《杂阿含经》等书，对佛家的“心为法本”，“降龙伏虎”有进一步的体会。
曾国藩能做到的或他努力做到的，经过努力我们也能做到。只是要达到这种修养层次，人须寡欲守节，而现代人更多的是一种近利浮躁之心，不能准确地把握这种力度。但是我们可以在名利场中尽力追求坦然、享受生活。激励自己常用的观念之一是：“只要做好，就是成功”。怎么讲呢？人们从小到大就被督促着要做第一、要赢、要成功，人们学到的观念也是这样：如果自己不是最好的，就是最差的，做个比赢者差的人，就表示自己比输家还不如。有的人把获得成功的重要性置于对爱的需求之上时，他们在个人所能达到的领域里努力，有时候对成功的渴望，超过了事业成就所带来的满足感。
有报刊这样记载，在1984年的奥运会上，有两位滑雪选手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不只是因为他们卓越的滑雪技术分别获得了金牌和银牌，还因为他们对比赛所持的态度。在萨拉黑佛举行的男子弯道滑雪比赛之前，他们向媒体讲的话一点也看不出他们全心全意要取得胜利的热忱。史提夫·马尔是1982年世界大弯道滑雪的冠军，他曾很不客气地说：“美国大众给我的弟弟菲尔·马尔施加了太多的压力，要我们得到弯道和大弯道滑雪的奖牌，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奖牌不是那么容易拿得到的。”
美国史提夫的孪生弟弟菲尔曾在宁静湖的比赛中得到银牌，也是三届阿尔卑斯山世界杯滑雪冠军得主。菲尔曾说过：“奥运会不是什么大事……你失败了又怎样呢？生命还是会继续下去。”就在大弯道滑雪赛前他还说：“我对海滩想得比滑雪还多，我想，赢不了真的没什么关系。”这样的言论可是与人们听惯了的加油振奋的话大相径庭，不是吗？在奥运会开始之前，史提夫及菲尔被美国各种传播媒体预测为最有潜力的滑雪奖牌得主。电视播报他们，《时代》杂志奥运特刊用他们的照片做封面，因为他们赢得过其他比赛。当然这一年他们很可能也会为他们的祖国赢得奖牌，然而他们面临着每一个运动员都必须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有可能会面临失败的恐惧。
事实上，你或许不是奥运会滑雪选手，但你在工作中可能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压力，也许是实际的压力，这个压力来源于你对自己要“做最好的”压力。
马尔兄弟最后为美国赢得了1984年奥运会大弯道滑雪项目的金牌和银牌。他们成功了，但是与此同时报纸报道：菲尔赢得了金牌，史提夫赢得了银牌，但是他们欢庆的是菲尔刚出世的孩子。菲尔得到奥运会金牌的同时，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8磅多重的儿子。对他而言，那天最重要的事是儿子的出生。比赛之后菲尔向媒体说：“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去滑雪，没有什么事情会因为我得到金牌而改变……大众把奥运会当成至高无上的事，但是我们整个冬天都在比赛。年年如此，如果我在这里没有拿到金牌，也不会让我挂心。我运动从来不是为赢，而是为了竞赛。”菲尔说：“我妻子在家中忍受那样的痛苦，我却在外面玩。”虽然滑雪训练几乎是苦得不近人情，但对史提夫和菲尔来说却是在玩，他们所得到的金牌和银牌，只是说明了他们的卓越技术和竞赛精神。20世纪的美国传道士哈利·艾默森·福斯迪克说过：“至高的快乐不全然是愉悦，而是胜利。”史提夫和菲尔似乎把愉悦和胜利都用上了。他们并不是驱策自己做最好的，而仅仅是做好他们自己。他们的成功才是真正的快乐之道。
很多运动员和演艺界人士认为，不是最好的就意味着失败。他们受这种想法的驱策，不断证明自己要做最好的。但是最好的永远只有一个，冠军也只有一个，而且这一个不可能永远只属于一个人。如果他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对自己无比失望。
有一位钢琴演奏家杰佛瑞非常有音乐方面的天分。他的钢琴演奏技巧娴熟并有灵魂。他才艺过人，得过很多大奖，很多听众甚至乐评人士都为他的演奏着迷。他多年的学习及每日的苦练都有了不菲的回报。然而有一天，他推倒了钢琴，拒绝再弹。他在荣耀的巅峰毅然决然地离去，不肯再弹一个音符，他甚至不肯为侄女演奏最简单的练习曲或为母亲生日伴奏生日祝福歌。他这样的坚持放弃，是演艺事业结束的象征。他是畏惧自己不能再像从前受人盛赞的那样好，从此会一落千丈，越来越差。杰佛瑞的自我价值感仅存在于完美之中，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平凡。对要“做最好的”杰佛瑞来说，一个错误就是毁灭性的，所以他宁肯在错误到来之前先放弃，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完美因素对成功的影响。
你对自己的肯定如果全然取决于你的成就，那么你永远也不会对自己的成就真正感到满意。“卓越”不是什么坏事，是很重要的因素，不过它会使某些人认为仅仅是工作、学习。做一年好差事的回报不够多。心向往“做最好的”的人永远无法对自己感到满足。也许你会得奖，会成名，会被提拔和加薪，被冠以荣耀的头衔。但不管你表现得多好，你都不会有更多的成就价值感。对你来说，艾米莉·狄金森的一句话极为正确：“从未成功的人把成功当作最甜美的事。”这句话后面隐含的意思是：成功的人从不会把成功看作快乐的事。
除非你克服自己追求“做最好的”的行为，你才可以脱离无法感受成功快乐的困境。1983年北欧世界杯越野滑雪比赛中得到冠军的比尔·柯赫说：“重要的不是赢得奖牌，而是追求卓越。”在参加30公里比赛中途告一段落时，他对《洛杉矶时报》记者说：“我非常兴奋，虽然我的表现够不上金牌水准，但我希望大家能欣赏它。”是的，只有抱着这样的信念才可以激励自己坦然面对成功与失败：“我不要做最好的，我只要做好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