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3年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从师于许毅教授，现为军事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毅教授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使我受益一生。
经济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实际的结合
许毅教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许毅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极其深厚。在许老的指导下，我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大量经典文章。记得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我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财政观等为题，系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的著作，通过学习，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并联系实际撰写了大量的心得体会论文。这些学习，现在回顾起来，受益良多。学习的专题性、系统性、连续性可以全面地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何况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博士，其逻辑思维的严密性，其知识的渊博程度，其学术研究的战斗精神，其对于知识的包容性，其分析研究事物的方法论、体现的背景知识、文字魅力更使我开阔视野，启迪思维。通过系统学习，尤其是导师要求精读的何炼成的《价值学说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与货币通论》，我的经济学研究功底变厚实了，研究能力明显迅速提高。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发表论文约15篇左右，参与多项课题与多部著作的撰写。
许毅教授作为新四军老战士出身的经济学家，亲身经历了火热的革命斗争，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的理解是我们这些后辈望尘莫及的。而且，许老长期的经济工作实践使其具有的大局观、重点观、平衡观、效率观是其他工作阅历单纯的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许老的思想是系统的、成体系的，导师始终关心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而且，许老的思想也在不断完善、创新并改进，在新情况、新问题面前，理论没有创新，在指导实践上只能是苍白的，理论创新是防止陷入教条主义的前提条件。许老告诫我们，农村包围城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答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没有答案，因而，不能教条地学习，不然就会犯王明式的错误。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些论断是具体条件下的结论，这如同经济学中的条件与假定，因而我们党提出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指点迷津，使我对于坚持马列主义与防止陷入教条主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许毅教授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学生起到引路作用、示范作用、指导作用。《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许老的这一系列的经典论文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特殊规律的范例。在许老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国防财政论》的博士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力保卫的视角，从经济力与暴力的关系入手，从经济与军事、宏观与微观等视角全方位地审视了国防经济运行的机制、国防经济关系。博士论文的写作，使我的经济研究能力明显升华。
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我感到自己的西方经济理论修养不够，国内的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马克思时代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于西方经济学一百多年的研究成果的了解不够，也就无法有效吸收。1998年我在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经济系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自己感到需要补课。导师教导我，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如果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都不了解，就谈不上比较、批评或吸收。当然，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去分析西方经济理论，而且，西方经济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吸收其理论必须结合中国经济运行的具体矛盾特征，也需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经济的运行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自己感到老一辈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研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但新的时代，也赋予我们新的责任。在经济学理论引进与吸收的进程中，年轻的一代任重而道远。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践结合起来，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实践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实践。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很不完善，即使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对于《资本论》的研究，是立足于揭露剥削本质和体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而没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研究资本运行规律。加之一百多年经济学发展的成果需要吸收。在这种情况下，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应该说，导师的思维是开放的，告诫我们没有必要全面接受他的观点，对于西方经济理论，可以吸收，关键在于结合中国的国情，考虑特定的经济矛盾与运行背景。应该说，导师的经济思想也是在完善中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解释，对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制度改革，对三农问题大产业、大市场、社会化的观点，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政策观点，其思维的完善突破证明了导师吸收新观点，正确对待新事物的学术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分析经济现象的把握水平。
探索中国经济运行的矛盾规律是最真的学问
记得在财政科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吴敬链教授给所里的博士硕士作报告，中间休息时，博士生吴少中同志问吴老您如何看待与许毅教授的学术观点的分歧？吴老回答，经济学学者研究观点有分歧是正常的，但许毅教授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现实矛盾的认识是其他学者不能比拟的。的确，许老做学问，分析中国经济的运行矛盾，入木三分，由于许老的工作经验的特有优势，在分析国民经济结构、工农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国家财政、金融、物资、流通问题时能很好地算大账，一环扣一环，把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描述得很具体、很生动，问题分析独到，也有点尖锐。的确，许老做学问，立足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力求正确地判断中国经济运行的矛盾，正确判断是确定正确政策的前提，正确的政策是经济良性循环的保障。
在博士生学习期间，我向许老提出了自己的困惑：财政经济的许多主题别人都研究过，感到找一个好的研究主题比较困难；研究过程中许多主题是否需要充分体现政府部门的宣传目标，自己把握不准；研究中自己的思维往往被实施工作的现实所固定等等。许老告诫我们：只要你关心中国经济的矛盾运动，结合国家经济运行的矛盾与政策，就有取之不尽的研究主题。研究财政问题，必须体现其综合性，如果就财政论财政，就无法深入研究，或使研究越来越窄。虽然在西方也有个别经济学派不主张理论指导政策，但主流的观点是经济学既需要解释经济现象，还能够指导经济运行。每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都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过深远的经济影响，因而许老要求学生的研究重视现实，研究现实、服务于实践。许老多次提到陈云同志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题词，要求学生的研究服务于实践，又不能为实践而束缚，宣传性的研究、工作性的研究十分重要，但研究工作者必须超越事务性的工作、深入研究经济活动深层次的本质属性。如果一个学者研究深入，学术修养较深，其研究思维就不会陷入工作性的思维之中。
自然，经济运行中的矛盾运动具有复杂性，因而人们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也不一致，因而学术争鸣与学术讨论就十分重要。实际上，许毅教授的学术研究就体现了一种战斗性。记得财政部科研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许老告诫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是一种责任感，是有话要说，要真正地代表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我们需要体现自己的观点。这对于我指导我的博士、硕士、本科生时受益无穷。记得导师说过，经济生活中有研究不完的课题，洞察现实生活也是一个学者的基本功，导师每指导一个硕士博士，选题都不同，这既体现了学术的创新性要求，也体现了学术的挑战性。其实，挑战性是创新性的生命。在参加工作后，我指导的硕士博士，选题上基本上秉承导师的战斗性、挑战性与创新性准则，虽然创新性研究可能导致的争议也比较多，有时不为人所接受，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经济研究必须具有历史观和比较观
许毅教授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这首先源于他对马克思基本原理的理解，马克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而马克思的经典原著又把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自然，从石器到铁器，从蒸汽机的使用到技术的更新；从手工劳动到机械劳动，从家庭劳动到工场协作劳动，从小作坊到大工业，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进程以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行了历史考察，没有历史考察，很难洞察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性。许毅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也体现了其大历史观，中国生产力现状的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许老重视从历史发展入手加以解释，由于清代与民国对中国生产力现状的影响更为明显，因而许毅教授的研究与分析又特别集中于清史与民国史的内容，当从导师那里请教问题，导师跨越历史的分析视角确实让我们大受启发。导师的研究方法，不禁使我想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洛克的《政府论》，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弗里德曼的《美国与英国货币史》，大智慧的经济学家都离不开对经济史的研究。
实际上，历史观与发展观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从历史中借鉴许多东西，经济生活中许多现象往往都是在重复历史，历史上的经济学家对这些历史都有精彩的点评。导师的研究方法以及耳提面命也使我们在研究方法方面或多或少都受到影响。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对《大国的兴衰》、《日本的经济奇迹》、《苏联经济史》、《武器与战略的演变》、《美国军事史》等著作的兴趣，也极大扩大了自己的观察视野、提高了研究能力。在博士论文中，我能够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力保卫的高度，定位生产力与暴力的关系，也是从历史考察出发得出的结论。许老的历史观使我在科学研究以及指导学生撰写硕士博士论文时受益无穷，因为大历史观能够拓宽视野，启迪思维，有利于寻求规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关系的完善，国家经济政策的确定，可以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无所不包的大财政走向公共财政，都借鉴了他国的发展思维与理财理念。实际上，许毅教授非常重视政策比较与理论比较的分析与研究。在师从许毅教授后，许老在经济学研究中重视比较分析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的随意性使经济研究工作者去研究计划的完善与改革的思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老十分重视日本通产省的计划机制与计划模式；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规律时，许老指导我们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对我国经济起飞的启示；在研究中国的国防经济发展道路时，需要借鉴美国、苏联的经验教训。记得许老指导过，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部分时期与交战国做军火生意，其军事科技的发展投入多，“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增长有国防科技能量释放的因素。而苏联军事工业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并存，80年代后期教训不少，但整个苏联的强大也说明其军事工业发展的前期经验很多。许老对于比较分析的重视，其辩证的历史分析思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济研究具有正确的战略观
许毅教授的经济研究，思维开阔，除了严谨务实的历史观，纵横分析的比较观，还有大气的战略观。所谓大气的战略观，就是说导师在分析问题时，总是能够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的高度，从人类历史进程的视角，从国际格局的矛盾运动，从国家的核心利益，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出发，多角度、多层次地思考问题。在导师的论文与著作中，大气的战略观得到了充分体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形成的历史解释，关于后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王子林博士论文中），关于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研究，关于中国特色公共财政的讨论，关于三农问题的市场化、产业化、城镇化、社会化的观点，都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出发，从党和国家的规划与宏伟蓝图着眼，从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着眼，其用历史的分析、战略的思维使我们感受文章的气魄与力度。
我毕业后，对于研究中感到困惑的军事战略问题、台湾问题、经济与国防的和谐发展问题经常向导师讨教，导师看问题深刻，实质上也预测正确。导师指出，台湾问题实质上就是中美关系问题，解决台湾问题，需要从经济入手，中国经济强劲的发展态势本身就是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国家的经济发展，让台湾融入大陆经济，台湾与大陆经济的水乳交融，国家统一更有把握。而且，导师主张增加军费，强化国防，增强国防威慑力等等，这一系列的主张都体现了导师的战略思维观、国家发展观、国际关系均衡观。自然，导师指导的博士生论文《经济与国防的和谐发展》比较明显地体现了导师的战略观。
现在我从事军事经济研究，对于国防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和谐发展前景，对于军队军费结构优化的发展战略，对于国防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都很感兴趣。在思考中我感觉到，我们有必要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寻找规律，来思考未来，我对《大国的兴衰》等著作就特别有兴趣，大国的兴盛，大国的衰弱，其军事上的作为，能否从战略上给我们启发，我相信，我从导师这里得到的灵感会使我不断受益。
2005年12月6日完稿于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