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似乎扯得太远了，还是继续说说北京城吧，尽管傅作义将古色古香的故都北京城完好无缺地交给新的政府，但是新的政府对北京古城的保护却是毫不在乎，对北京几百年来的精美绝伦的古建筑也毫不珍惜，没有遭到枪弹破坏的北京老城却在和平时期彻底消失了。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定都北京之后，北京城前后经过了三次大规模的拆建，第一次，五十年代：拆城。新政权建立初年，为了解决北京交通不便的问题，开始大规模摘除北京的古城墙。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带着无知的无畏，狂妄的豪迈语气对梁启超的儿子，著名的建筑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思成听后大吃一惊，他表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应该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政治文化中心。1950年2月，梁思成建议完整保留老北京城。梁思成的建议自然被决心改天换地的新政权当做笑话而立即被否决，并遭到批判，同样反对拆除老北京建筑的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则直接闯到彭真的办公室，跟其争辩起来。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的彭真辩不过林徽因，理屈词穷之际只好抬出******：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建登城墙的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但林徽因的折衷建议也没有被采纳。此后，为保存北京的城墙牌楼，痴心不改的梁思成再次给周恩来写信，强烈建议予以保护，然而，对于他的回答依旧是“拆”。尽管当时梁思成与其妻子林徽因以及一些有识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极力反对和劝阻，但是共产党建政伊始，携着横扫天下的余威，其意志、权威、决定都是不容质疑和挑战的，又岂是梁思成、林徽因等几个知识分子所能撼动得了？所以梁、林之北京保卫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于是在微弱的反对声中，大规模拆除北京老城墙和老建筑的运动开始了。1953年，左安门被毁;1954年，庆寿寺双塔被毁;1956年，中华门被毁;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朝阳门被毁;1958年，右安门被毁;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西直门、元城墙被毁。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消失了踪迹。迄今惟有正阳门、德胜门、钟楼得以部份保存。几年之间，元、明、清三个朝代、经营了几百年的北京城被拆的只剩下了东便门和西便门的几百米城墙，如果不是借助城墙为山墙，现在东便门西侧的几百米老城墙也荡然无存了。几座城门仅剩下一个德胜门。
拆北京城，******是“功不可没”，但是推波助澜的始作俑者却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吴晗是历史学家，也算是考古界的人，大知识分子了。为什么也如此不爱惜北京这些古老而精美的建筑，反而积极地，一意孤行地毁坏古迹呢？作家韩石山在他的著作《民国文人风骨》写道，民国文人，以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学识和风骨傲然于历史的记忆中。中国真正的文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知识分子，自古都是铮铮铁骨，直言敢谏的，但是一旦文人依附了权利，其独立人格立即尽失，自由精神马上全无。人性扭曲，卑躬屈膝，变成了一味地迎合权力者的帮凶。而地位越高，作恶就越大，也就越显得低三下四，越尊严扫地。越摧眉折腰阿谀奉承，成为借文化来作恶的政治狂人甚至是政治流氓。郭沫若晚年的表现和诗作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现象。（宋美龄在1982年写给廖承志的******中对郭沫若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再恰当不过，“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你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精神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现在应该能明白作为考古学家，大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北京副市长的吴晗为何要坚定不移执行毛与中央决定，执意要拆毁北京的古城墙了。
第二次，六十年代：扒庙。北京素有“先有庙，后有城“之说，北京城建立之初，就和祠堂庙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庙宇有：文庙、武庙、药王庙、灶王庙等等。这些庙宇和老百姓的生活和梦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手一挥，一时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全成了“四旧”。而******又发出雄劲铿锵有力得的声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祠堂庙宇所供奉的一切，便全成了“牛鬼蛇神”。一时间一场拆祠扒庙之风席卷大江南北。仅说北京：几乎一夜之间大大小小的文、武庙和祠堂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的雕塑像和大型的绘有******画像及******语录的大型影壁墙。当年北京被拆除的著名的祠堂庙宇有：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袁崇焕的祠堂被夷成了平地，京城第一皇家名刹双塔庆寿寺不见了踪影，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北京的善因殿，殿内原供一尊铜质镏金大威德金刚，有36支手和36只眼，俗称千手千眼佛，文革中被毁……即便是保留下来的大多数也仅仅是建筑了，没有了塑像和文物。
第三次，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十年代：铲胡同。扒墙、拆庙、毁牌并没有让政府彻底止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北京加剧了对老城区的改造。最为明显的是胡同的消失。近几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特别是2000年的打通东西贯线“两广”（两广”即北京的广安门和广渠门）。北京的胡同已经被铲得七零八落、所剩无几了。
北京城的特征是北京城墙城门，北京的祠堂庙宇和北京的胡同。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都北京后，经过扒城、拆庙、铲胡同，整个北京城满目苍夷。北京城变味了，今日之北京已不复昔日的风貌了。今天我们见到的北京城，高楼林立、鳞次栉比、美奂美轮，然而美则美矣，就是美得毫无特色，美得有点不伦不类。一九七二年，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总在重复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梁思成的预言在今天的北京彰显无遗，北京的“堵”已成为了不治之症。而曾经将老北京城彻底破坏的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开始打算重修某些老建筑，如地安门等，但奉行“发展才是硬道理”，惟GDP马首是瞻，将基础建设、房地产作为经济支柱的官僚集团，在中华大地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疯狂的大规模拆迁，毁坏文物、旧建筑的今天，阻止新的毁坏难道不是比重建山寨旧文物、旧建筑来得更为重要吗？但利益熏心、热衷于破坏旧世界的他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