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是指厂商所作出的决策和活动方式。它包括定价策略、产品差别化策略、内部组织、规模化和多样化策略、厂商间合谋等等。
市场绩效，是指对于满足特定目标的评价。这些目标包括效率、经济増长、就业、稳定、公平分配等等。很显然，对市场绩效的评价，即判断一个产业或整个经济的绩效是“好”还是“坏”，是“高”还是“低”，取决于所设立的评价准则，这种评价准则就是规范目标。
所以，产业组织研究必须将实证研究同规范研究结合起来。一般认为，实证经济学是不含有价值判断的。它关注的是事实上“是什么”而不涉及对事物的“好”和“坏”的评价。而规范经济学则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它关注的是“应该怎样”因此，必须建立“好”和“坏”的准则。很显然，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学是不能仅仅局限于实证分析或规范分析的某一个片面的方面的；否则，它的研究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
由于“结构一行为一绩效”理论范式可以将产业组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容在一个简洁的框架中，所以尽管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这一分析范式，但它至今仍然是产业组织经济学体系的主体逻辑构造。
从方法论上说，现代产业组织经济学除了有自己独特的“结构一行为一绩效”理论范式之外，价格理论也是其不可缺少的分析工具。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说，产业组织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延伸、扩展和具体化。价格理论分析模式研究个人和厂商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刺激，以解释各种市场现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产业组织经济学应该特别注重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现在，产业组织研究和产业组织课程都力图以正式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来解释结构、行为和绩效。
沿着价格理论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交易费用理论。运用正式的价格理论分析方法，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各种交易费用的差别，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各个产业的结构、行为和绩效会不同。
科斯指出，厂商和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两种替代方式。传统经济理论假定市场运行是没有费用的，而这一假定是错误的。市场的运行总是要有交易费用的，交易费用决定了市场结构。例如，在从其他厂商购买物品的费用相对较低的场合，厂商就更可能从其他厂商购买而不是自己进行生产。
这种分析方法实际上是用各种环境因素和人的因素来解释厂商和产业组织。其中，关键的环境因素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厂商数量很少（small number of firms）这两种情况。关键的人的因素是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opportu nis m）这两种情况。当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相结合时，或者在厂商数量很少的产业中，经理人员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时，就会产生许多问题。
有限理性，是指对于预测和解决复杂的问题，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因此，在一个不确定性很强的世界上，如果要处理所有可能的偶然情况，就太困难或者费用太高了，以至于经济行为人根本就不可能在此基础上达成合约。结果是，厂商可能自己进行生产，即使从成本一收益关系来分析，依靠市场供应可能更有利。当厂商数量很少以及个人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时，厂商可能不愿意签订长期合同，因为担心未来会受到损失。例如，一家依靠另一家厂商提供关键性的要素的厂商，可能会受到敲诈，因为如果中断供应，就不能继续进行生产了。而如果替代的供应者很少的话，问题就可能会很严重。
因此，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效率的可能性取决于：（1）不确定性较小。（2）有很多厂商（竞争者），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较小。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厂商就更可能自己进行生产，而不是依靠市场供应。交易费用的分析方法在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在厂商数量很少的情况下，厂商之间的策略行为变得十分重要。博弈理论力图解释厂商如何制定自己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如何决定产量、价格、广告水平和利润等等。
一些经济学家看到“结构一行为一绩效”分析范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少重要的因素未能被这一理论框架所包容。因此，有一些经济学家突破“结构一行为一绩效”范式，引入了一些新的分析因素。德姆塞茨（Demsetz，1968）和包莫尔等（Baumoul、Panzar、Willig，1982）指出，进入和退出对于竞争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存在其他厂商进入的威胁，即使只有少数厂商（或仅有一家厂商）的产业，也可以是非常有竞争性的。厂商数量很少，但如果价格超过成本，就会有许多厂商进入该产业，这样的市场称为“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s）。包莫尔等人还强调，退出与进入同样重要。如果退出的成本很高，厂商就不愿意进入一个产业。如果进入或退出很困难，就不是可竞争市场，博弈论所研究的策略行为就是有效的。如果进入和退出比较容易，就是可竞争市场，即具有竞争性市场的性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策略行为是无效的。
上述所有的讨论都是以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因而没有考虑体制因素对产业组织的影响。但目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而且正处于变动之中，无论是基本条件，还是市场结构、厂商行为、市场绩效，都受到体制因素的强烈影响。所以，在产业组织研究中，把体制作为一个既定不变的条件而将其抽象掉，并不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我国学者关于产业组织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反映了体制因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是对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十分有价值的贡献，尽管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所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粗浅的。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将体制因素包括在产业组织研究的领域之内，使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更加完善，就能够对现实世界作出更好的解释，使产业组织经济学研究到达一个新的水平，并且，能够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以及政府政策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四、中国产业组织变迀与政府政策调整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工业的发展一直是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组织变迁和政策调整的过程中推进的。中国工业发展经历了近20年的辉煌时期，而推动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加速増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和不断强化，以及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及国民经济从封闭转向开放的过程密切相关。这是近20年中国工业发展的最显著特点之一。今天，中国仍然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过渡时期。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工业将继续在这一独特的体制背景以及由其决定的组织结构和政策环境下发展。
（一）改革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思想史上最大的理论建树之一。这一理论冲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对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组织变迁和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成为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形成的时期，也正是中国工业走上持续高速増长道路的时期。从19了8-1991年的2Q年间，有14年的工业总产值増长率高达两位数。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焕发出的巨大能量。
到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总量的90%已经市场化。1998年的统计资料表明：
1.全国85%以上的生产资料价格、90%以上的工业产成品价格、95%以上的生活资料价格已由市场调节，国家计划管理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5年前的1QQQ多种下降到目前的3Q多种。国家控制的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仅为12%。
2.企业所有制结构实现了多元化。国有经济在全国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288%，集体经济上升为444%，非公有经济由1992年的13.4°%上升为30.8%。商业流通行业的3/4左右为非国有经济。
3.在2万亿多元的社会总投资中，国家投资仅占5°%左右，各生产和经营单位已成为主要的投资主体，投资资源主要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
4全国30多万家国有企业中，绝大多数已实现了经营市场化，承担国家计划的只有1万多家。140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1/3以上实行了公司化改革。1997年底，国有小企业完成改制、改组的达50°%一70%；到1999年，已达75°%一80%，有的地区已完成9Q%以上。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改革国有企业，是又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期，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原有国有企业制度的最大缺陷之一是机制僵化，把企业经营者“捆”死了，把企业职工的收入限制死了，企业没有自主权，也没有靠自己的努力来提高收入的可能，积极性受到挫伤。所以，改革思路合乎逻辑地瞄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増加企业可支配收入这两个目标。但是，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解决。到了90年代，当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人们才终于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必须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刻意义在于：我们不再谋求建立某种现代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企业制度，而是要选择已被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至于哪种具体的企业制度更为有效，则可以大胆探索。而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和现代企业发展史将成为我国企业改革主要的思想来源和经验之鉴，一切被证明是反映了社会化生产规律和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为我所用。改革理论的这一发展，为改革进程的加速注入了新的动力。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的理论突破又提上了日程。199了年，党的“十五大”对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作出了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但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就要求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是改革中的新生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对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非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是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共“十五大”在重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同时，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总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9Q年代以来，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公有制理论、计划经济理论和分配理论一一都被大大突破，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二）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制度创新
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中，最困难和最具关键性的内容是企业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9Q年代以来，“抓大放小”，配套推进，成为国有企业改革艰难探索的基本战略。至1998年上半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国务院确定的1QQ户试点企业中，98户通过了试点方案，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另1户已宣布解体，1户被兼并。中央和地方政府确定的共2343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已有84.8%的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国有经济战略调整迈出了新的步伐，企业联合、兼并和收购力度加大，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企业联合有所突破。国家债务重组试点正式启动。
全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由58个扩大到111个。企业集团试点有了新的进展，国家试点企业集团由55户扩大到120户。国有小企业改革已在面上铺开，部分省市已有一半以上的国有小企业实现改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由39个扩大到53个。上海市以整体搞活国有经济为中心，综合配套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新体制的雏形已经形成。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方面进行了全面探索，已基本建立起新体制的框架。绵阳市在推进‘两个转变，’上取得了突破，广州、泉州市对投融资体制改革进行了大胆探索，武汉、常州市在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西安、宁波市在债务重组上取得了进展。重庆市以成立直辖市为契机，进一步加大了综合配套改革的力度。
通过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建立股份合作制、出售、转让和破产等多种方式改革国有小企业，取得较大进展。山东诸城、广东顺德、黑龙江宾县、四川宜宾等地进行了小企业改革的大胆探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1997年，河南漯河市的小企业改革又有新的突破，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地区之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的突出表现之一是股份制的发展。至1998年上半年，全国已有30.9万家有限责任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改建或新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上万家，股本总额约6QQQ亿元。而按照《公司法》设立的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有4QQQ多家，上市公司数量达了45家。有1Q1家企业发行了B股，筹集资金约4Q亿美元。有39家国有企业在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筹集外资8Q亿美元。全国股份制企业从业人员已达YQQ万人左右，有1Q·家股份制企业进入全国最大5QQ家工业企业，有62家股份制企业进入全国500家最大服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