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的第二种基本形式是限制厂商的利润率，称为“收益率管制”（Rate-of-returnregulation）。例如在美国，政府虽然不规定公共事业企业利润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的价格，但是，对其资本回报率有明确的限制。这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也有人指出，这种限制措施不利于厂商提高效率。厂商降低资本利润率的办法有两个：减少利润或者増加资本。为了达到降低资本利润率的目的（符合政府管制的要求），厂商就会更多地使用资本而减少使用劳动，这使得资源利用的效率下降，资本利润率下降，而厂商仍然能获得较高的利润。
政府管制的第三种基本形式是限制进入（limitingentry）。政府对某些特殊职业设置进入壁垒是一种较常见的现象，这包括从事某些职业，例如医生、律师、电气师、房地产经纪人、会计师等，必须经过考试，取得执照；有的行业，例如出租汽车，必须领取牌照等。限制进入尽管有种种技术上的理由，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它们认为，这些制度表面上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实际上是维护特殊从业者利益集团的利益。管制的后果是：减少供给，提高价格，产生各种寻租（Rentseeking）现象，将消费者的利益转移给了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有的城市中，出租汽车的牌照售价高达3万一1G万美元，甚至更高，这些费用都提高车费而转嫁给了消费者，所以，出租汽车的车费相当高。在我国的许多城市，情况也是如此，政府和准政府机构对出租车进行各种进入限制，大多以收费形式出现，最终，这些费用都将由消费者承担。
政府管制的第四种常见形式是产品数量控制。这在农产品管制上比较典型。由于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刺激了产量的増长，而过度的产量増长，将导致产品过剩，所以，在实行保护价的同时，往往需要限制产量的増长。例如在美国，政府常常采取措施限制农产品的播种面积以抑制农产品产量的过度増长。不过，采取这种限产方式往往效果不明显，因为，限制了播种面积后，农民会増加化肥、劳动、资本的投入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所以，减少10%的播种面积后，产量未必也会有相应的减少。
许多经济学家对政府管制的效果持怀疑态度，（1）政府管制的成本可能很高。（2）政府受信息的限制，管制措施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3）管制造成大量的福利损失，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指出，1985年，仅仅是牛奶的政府管制政策就造成消费者损失16亿一31亿美元，纳税人支出1G亿美元，生产者获益15亿一24亿美元，两者相抵，社会净损失11亿一17亿美元。这一损失超过生产者获益的70%。
更严厉的批评是：有些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学派）提出一种“俘获理论”（Capturetheory），认为，被管制的产业中的厂商实际上希望政府进行管制，并促使政府管制，它们可以通过劝说、引诱、威逼、收买等各种方式“俘获”政府管制部门或贿赂政府官员，使政府的管制政策或措施有利于他们自己，这样，政府管制就成了这些被管制厂商牟取利益的工具。有的学者指出，至少有三个原因使得政府管制机构的官员会倾向于被管制厂商的利益：（1）政府管制机构的官员通常来自被管制产业，因为这些人比较了解情况，他们也往往更了解和同情厂商的利益和要求。（2）政府管制机构的官员往往希望今后到被管制的产业去某一个好的工作，因为，从事对这一产业的管制工作能够使其成为了解这一产业的专家，而且可以在这一产业中建立人际关系，今后更有条件在被管制的产业中谋职。所以，在实行管制政策时往往会同情被管制的厂商。（3）管制机构缺乏资金，往往需要被管制的厂商为其提供活动经费，或报销一些费用，这也使得管制机构会偏向于被管制厂商的利益。
除了上述政府管制方式外，政府建立国有企业或公有制企业（Publicfirms）也是干预经济的一种常用的方式，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也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政府管制方式。在西方国家，自然垄断产业特别是公用事业产业中，公有制企业所占的比重相当高。有资料表明，在美国，3/4的人口由公有制企业提供用水，20%的电力由公有制企业提供。在公用事业产业中，美国的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占28%，日本为20%，（统一之前的）西德占43°%，瑞士占60%。而几乎所有国家的邮政都是公有制企业。大多数国家的通信、电力、煤气、铁路、航空等产业中，公有制企业都占很大的比重。
西方国家一般认为，公有制企业主要应在以下几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1）公用事业产业的大多数或者全部应由公有制企业承担。（2）金融产业，应有公有制企业存在。（3）在保险产业，重要的社会保险和保障事业应由公有制企业承担。（4）在一些重要的工业领域，可以建立若干公有制企业。（5）在社会服务领域，例如，学校、大学、医院、图书馆，公有制企业应发挥重要作用，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
建立公有制企业的原因有许多，而最主要的理由是，公有制企业能够实现私有制企业不能或不愿意实现的社会目的（Socialpurpose）。这种社会目的包括：（1）有的国家（城市或地区）认为有些产业，特别是最重要的产业（leadingsector），不应由私有制企业所控制，必须建立公有制企业。（2）一些产业不适合于完全由私有制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或项目规模和风险太大，私有制企业难以承担，必须由政府提供保证或补贴，或者直接投资建立公有制企业。（3）有些产业或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甚至是完全的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投资建立公有制企业来保证供给。第四，对于有些重要产业，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避免被外国人所占有或控制，必须由公有制企业来占领。
由于公有制企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因素（Socialelement），不完全以商业利益为目标，所以，往往需要政府进行补贴。这常常引起很大的争论，公有制企业应该考虑哪些社会因素，即实现哪些社会目标？社会应该为公有制企业的运作提供多少补贴？公有制企业能不能达到较高的效率？能不能保证公有制企业的正确决策？总之，公有制企业的经济绩效如何？
从世界范围看，确有许多公有制企业运行效率低下，经济绩效非常不令人满意。这表现为：公有制企业往往需要有公共财政补贴，増加了纳税人的负担；由于公有制企业能够获得政府补贴和其他优惠，造成了对私有制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公有制企业可能会减缓创新。为此，许多国家实行了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
三、放松管制与私有化
由于政府管制可能会导致许多副作用，反而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所以，许多国家对原先实行管制的产业进行放松管制的改革的调整。放松管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并不是完全的放任自由。在西方国家，进行放松管制的产业包括航空、地面运输（铁路、公路运输）、银行、广播、电话、电信、电力甚至邮政等。
放松管制的标准是：（1）削减产业进入壁垒，使支配性厂商的市场份额下降到5Q%以下，并使该产业中至少存在4一5个竞争者，而且，其他厂商的进入也比较容易，从而形成可竞争性的市场结构。（2）不能存在供应瓶颈，即不能造成由于某种关键性产品的供应瓶颈（限制供应或收取很高的价格）而使其他厂商难以进入的局面。如果原先的管制政策能够确保进入通道和公平价格，则放松管制后仍然应该保留某些管制措施。（3）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竞争，则不宜过早放松管制。（4）放松管制以后，必须加强反垄断措施，因为，放松管制的结果往往会出现垄断现象，只有采取有效的反垄断措施，才能使得放松管制后能够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从各国放松管制的经历可以看到，放松管制往往使原先的垄断厂商更能够凭借其原有的地位和市场势力，巩固和扩大其市场支配地位，获取垄断利益，所以，在放松管制之前，就应该设计好新的制度和竞争规则，使得放松管制后能够实现有效竞争。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是，放松管制也可能必须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造成一些社会损失。例如，过去的管制政策要求垄断厂商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向穷人提供服务等，一旦放松管制之后，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就很可能使社会利益受到忽视和损害。
与放松管制密切相关的是对公有制企业实行私有化。私有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公有制企业的所有权转移给私人。另一种方式是允许私有制企业的进入，而导致公有制企业份额的相对减少。在有些国家（如英国），要求公共部门的单位更多地购买私营企业的产品也被认为是私有化的方式之一。
私有化的目的主要有：（1）増强厂商间的竞争，促进效率提高。（2）减少公共财政支出，特别是减少公共部门的债务。（3）扩大股份所有制的范围。（4）使厂商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更自由地筹措资金。（5）减轻公共部门的支付困难。（6）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7）减少政府对生产活动的干预。
从理论上说，政府管制和公有制企业能够弥补和纠正市场缺陷，提高市场的效率和绩效。但是，由于信息不完全、不确定性、人的弱点、体制不完善等种种原因，常常难以实现政府管制和公有制企业的初衷，甚至事与愿违。特别是，有可能反而导致效率低下、行政性垄断、服务质量差、社会负担高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近20年来，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成为一种潮流，目的是要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Letmarketswark）。结果是，在西方国家，在大多数放松管制和实行私有化的产业中，交叉补贴减少了，产业进入率（Rateofentry）提高了，产业集中度下降了，小企业发展起来了，生产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所提高，总体上看，安全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产量増加了，价格有所下降。
英国从70年代开始实行私有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是对有关私有化的24个研究报告所获得的结论的总结。表中列出了各研究项目所涉及的私有化的13个具体目标，并列出了这24个研究报告中，结论为肯定（P）、否定（N）和不很明确（M）的数量。在这13个具体目标中，9个完全达到了；其他几个目标，有的研究报告结论不很明确（即效果比较复杂）的，也有的目标有几个结论为否定的研究报告。
四、中国工业竞争态势与政府工业政策的变化
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短缺经济彻底结束，工业品的大量生产导致市场供应的相对过剩，卖方市场被买方市场所代替。从此，中国工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矛盾改变了企业的发展环境，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行为。
（一）市场需求成为工业増长的最显著制约因素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増长具有储蓄一投资推动的特点，即由高储蓄率支撑高投资，高投资推动高増长。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年份的资本形成率（投资率）超过35%，有的年份高达40%以上（参见表11-2）。而且，有关的统计资料表明，近20年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増长的贡献份额趋于下降，而投资需求的贡献份额趋于上升。1979年，最终消费需求对GDP増长的贡献率为81.21%，1996年下降为6205%；1979年资本形成（投资需求）对GDP増长的贡献率为20.56%，1996年上升到3288%（参见表11一3）。消费对经济増长贡献率的相对减弱可以从居民消费与储蓄的行为得到解释，即随着收入的提高，居民储蓄的増长的速度一直高于消费増长的速度。1992-1998年，除了1993年之外，各年份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増长率均远高于消费品总额年増长率（参见表11一4），特别是1997和1998年，居民储蓄余额年増长率与消费品总额年増长率之比分别高达198：1和251：1。
由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中国工业増长必须依靠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所提供的需求空间。但是，1997年下半年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大大压缩了出口増长的空间，于是，扩大国内需求成为工业増长的希望所在。问题是，国内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1）体制改革的深入使公款消费的比重相对减少。（2）居民生活未来不确定性的増强以及收入増长预期的悲观，使得个人消费行为更趋谨慎。（3）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有效地限制了信贷扩张的任意性，加之打击非法、违规金融活动力度的増强，使得企业的软约束盲目投资行为受到很大制约。为了应付有效需求不足，实行较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必然的政策选择。1996年以来，为了鼓励増加投资中国人民银行连续6次下调存贷款利息率，从1998年1月1日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逐步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这表明，银行的自我约束机制已基本形成，行政性的贷款额度控制实际上已失去了意义。
由于货币政策未能获得预期效果，1998年起，政府对扩张性财政寄予更大的期望。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投资总量迅速増长。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増长14.1%。其中，国有经济投资増长19. 6%，集体经济投资下降3.5%，城乡居民个人投资増长61%，其他经济投资増长191%。
尽管短期宏观政策对扩张需求和刺激増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市场需求特别是最终需求成为工业増长的最显著制约因素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中国工业将在市场需求约束下开拓新的増长空间已历史性地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课题。
（二）从成本竞争到质量、服务、创新竞争
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不仅彻底摆脱了短缺经济性质，而且，进入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増长率回落的时期。1998年出现了20年来第一次负通货膨胀率，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平均下降26%，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下降G.8%（参见表11一5）。1999年1一2月水平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2.8%，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2%。（1）工业品价格下降幅度更大，1997年，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平均下降0.3%；1998年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平均下降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