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对“猎取拳民行动”反击
这是一次高层扩大会议，数了数，在《清实录》上留下了名字的就有71位，估计总人数应该超过百人，在京的王爷亲贵、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六部九卿等都来了，队伍一直排到了殿外。
会议由慈禧宣布开始，针对目前紧张的局势，围绕要不要与洋人开战和对义和拳又怎么处理这两大关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直在直隶“拳民中间”的军机大臣刚毅已经紧急赶回来开会了，他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向慈禧报告：拳民不仅忠心可用，神术也可用。朝廷的军队和拳民一起去抗洋，还怕什么？载漪、载勋、载澜等齐声附和——端王集团，此为主战派。
反对的也不是没有。太常寺卿袁昶，这位是个传统的汉族士大夫，对洋人洋务认识的过程类似于张之洞，早年也是排斥，后来有了了解和亲身体会后，转而支持洋务，既然要学习洋人，就要谨慎开战。
礼部侍郎许景澄，他曾经担任清国驻欧洲公使多年，还是大清为数不多的学过国际法的人，见过外面的世界，就知道这仗跟洋人没法打。
兵部汉尚书徐用仪，他是管兵部的，知道朝廷胜算不大。
另外还有两位满大臣：内阁学士联元和户部满尚书立山。联元是专门在书房里搞学问的，他有个女婿（寿富）在戊戌变法期间看了康有为的很多书，联元又深受女婿的影响，于是他的学问也搞到康有为那里去了，跟袁昶一样觉得不能徒弟打师傅。而立山是户部满尚书，管银子的，自己的生活也比较奢侈，兴趣爱好中除了喜欢逛八大胡同，还喜欢很多西洋玩意儿，思想本来就“崇洋媚外”。
此五大臣，称得上反战派。
奕匡和荣禄呢？他们是心里反战，又怕得罪端王集团的低头不说话派。
“为了我大清江山”的口号声在大殿里此起彼伏，这是主战和反战两派唯一出奇一致的地方，反正不管你有什么观点，争到面红耳赤时都要这么嚎一次。
慈禧又悲剧了，其实“开会”这种事情对她来讲是比较罕见的。平日虽然也有朝会，但那不叫开会，那叫宣布她的决定，作为一个从基层奋斗到权力之巅的人物，慈禧同志办事的风格一贯都是独断专行，在重大决策上很少向其他大臣寻求帮助，不管是拍拍脑袋还是冥思苦想，很多决定都是她独自做出的。之所以想起“开会”，一是因为希望群策群力，看能否形成一个集体决策，而慈禧更加知道，无论什么样的决定，都是艰难的，只有形成集体决策，将来的后果，也才能由集体来承担！
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吵架，而忘记了还需要一个决定。
慈禧只好自己来，即使是大敌当前，对于端王集团极力主张的用义和拳抗洋，慈禧仍然是深深怀疑的，她的态度是“先试试看”，聊胜于无，死马当作活马医，她指示军机处：“即着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募成军，严加约束！？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
而慈禧最关心的仍然是洋人大军一次次出动，裕禄有没有勇气抵抗的问题。在这道谕旨之外，慈禧命令军机处将另外一道谕旨秘密发给天津（军机处奉上谕密寄给外地大臣，即为“廷寄”，相当于内部文件）：
现在各国使馆已饬荣禄派武卫军中军等认真保护，明降谕旨矣。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仍欲来京，应即力为阻止，以符张翼等与杜士兰约定原议（这件事情在慈禧心目中很重要），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可未经请战而开战），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
这是明确地告诉裕禄：你要有勇气有行动在天津抵抗，千万不要让洋人大军都涌到北京来。然后，慈禧发布了一道公开的上谕（即明发上谕，相当于公开文件）：
着荣禄速派武卫军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如使馆眷属人等有愿暂行赴津者，原应沿途一体保护，唯现在铁路未通，若由陆遄行，防护恐难周妥，应仍照常安居。俟铁路修复，再行察看情形，分别办理。
这就是在廷寄中告诉裕禄“明降谕旨矣”的事情，慈禧就是要用这一道明谕给洋人一个明确的信号：虽然你们出尔反尔，但我们仍然在执行张杜约定，希望你们退兵吧！
武卫军中军原本是进城“剿匪”的，现在变成了“保护使馆”，荣禄亲自率领中军迅速开至使馆区周边，用士兵排成人墙式岗哨，将使馆区与外界隔开，划定防区，中军发布告示：在夜间7点至次日凌晨4点，任何进入防区的清国人——无论是军是民，一律格杀勿论！
所谓军，指的就是端王集团的虎神营和其他八旗军，拳民已经进入内城了，已经可以直达使馆区了，慈禧再不防着端王集团他们，那又会是一个血泪教训啊。
使馆区就这样被严密保护起来了，它的里层是“使馆卫队”，外面是武卫军中军，绝对安全。看来，慈禧又一门心思扑在“如何讨好洋人”，如何先单方面履行“张杜约定”之上了。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外面的人无法靠近，里面的人也无法再出去。就连公使们的家眷想去天津避避祸都不行，慈禧的上谕中早就说了，现在铁路未通，不安全——使馆区里的所有人被慈禧的一道上谕“礼貌地”强留在了使馆区！
现在，是时候来揭开慈禧调武卫军中军“保护使馆”的秘密了，而要揭开这个秘密首先必须揭开在前一天（6月15日），使馆区为何主动发起“猎取拳民行动”。
我们先来听听当事者怎么说。1902年，当时的“使馆卫队”美军分队队长迈尔斯（Myers）上尉谈到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我们也意识到这些主动剿杀拳民和拯救教民行动会煽起更大的仇洋情绪，于我们不利，但当我们看到浑身被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逃到使馆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把其他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
这个理由是比较堂而皇之的，能信，但不能全信。
让我们再回到当时的情况吧。6月10日，使馆区接到了西摩尔“马上就来”的电报，11日，使馆区就派出萨瓦戈和杉山彬去火车站迎接。杉山彬之死虽然并没有在使馆区引起多大波澜，但另外一件事情是他们不得不在意的——朝廷已经调了董福祥军去火车站阻截西摩尔军！而此时使馆区恰恰没有了西摩尔军的任何消息（当然没有消息了，电报服务都被端王大人给停了），再派人去火车站打探又存在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进入北京的第一批八国联军，作为一支正规军，“使馆卫队”能够做的是什么？
那就是：主动走出使馆区，好接应被堵在城外的西摩尔大军顺利进入使馆区——合兵！
这种行动从6月12日开始，本来是“使馆卫队”的行动，军人出身的克林德也在其中掺和了一把，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克林德绑架少年事件”吸引过去了，这种活动在15日达到了高潮（相应的，拳民进入了内城和骚乱升级），最终成了使馆区洋人全员参与，洋人取名为“猎取拳民行动”。
当然，“使馆卫队”是不会主动去向朝廷的军队开火的，一旦开火那就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交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那就涉及宣战、开战的理由等，而“使馆卫队”恰恰找不到开战的理由。6月12日，内城还只有少量拳民，使馆区绝对安全，“使馆卫队”不能去攻击朝廷的军队，却可以打夹在中间的一个组织——义和拳。
所以，在我看来，从6月12日起，进入北京的第一批八国联军——“使馆卫队”就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一次由正规军主导的、不太引人注意的军事行动，后来的中西方历史研究者在研究1900年之战起点时，很少会注意到这个隐蔽的行动而只是把它当作了“骚乱”。而在我看来，6月12日，由洋人首先“开衅”，1900年之战已经打响！
巧合的是，在第二天（6月13日），慈禧就命令裕禄可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动武，然后多道谕旨叮嘱裕禄“不要怕”。慈禧命令的是裕禄在天津的行动，去阻截开向北京的后续军队，而她这里后院已经起火了，却迟迟不见她行动，拳民和无辜百姓之死也让她无动于衷，原来，不是裕禄“怕”，而是她自己“怕”。
6月16日，慈禧终于行动了，荣禄亲率武卫军中军将使馆区围得严严实实，既在表面上“切实保护了使馆”，使得朝廷继续履行“张杜约定”，而“保护”的同时，不许里面的人们走出使馆区，这也是隔离。使馆区所有洋人参与的、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猎取拳民行动”被遏止了，“使馆卫队”合兵的企图落空了。
然后，就要重点去对付来京的西摩尔大军和裕禄刚刚报告的“续去之兵”了。
在慈禧的命令下，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那桐即刻出城。这两位是“亲洋派”，不是有过“留洋”经历，就是跟洋人的关系比较好，他们的任务就是沿着津芦铁路线往天津方向搜索西摩尔等军，如果相遇，则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只身拦截，以苦口婆心劝退达到“求和”（这一招历史上经常用），如“求和”不成，就只有让在马家堡火车站的董福祥军排成人墙阻截。如果还不行，那就没有办法了，“派许景澄、那桐前往马家堡以南，阻止洋兵入城；如不听命，则立调董军拦阻，再不服阻，则决战。”（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问题是：还是没有解决敌强我弱的问题，决战，怎么决？真的去依靠那些从义和拳中挑选出来的“精壮拳民”？
这个办法，慈禧现在是不会说出来的。
许景澄、那桐出城和荣禄率中军围住使馆区，正是慈禧的一套“组合拳”，如果西摩尔等军执意不退，那也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洋人首先“开衅”，慈禧也就只好去打牌了——人质牌。
到了那时候，公使以及他们的家眷不就是很好的人质么？“保护”的意思是“隔离”，而“隔离”的意思，也可以是“挟持”——挟公使以令退兵！
在慈禧的眼里，这些在自己眼皮底下软硬不吃的公使，一直是作为一种可能的人质而存在的，特别是从荣禄率军围住使馆区的这一天起，他们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他们在慈禧这里的定位很清晰——人质。
事实上他们本来也不是纯粹的公使，一批批的八国联军就是他们一封封电报叫来的。作为外交的公使，为何有权力调动本国大军？八国军方将领又为何能服从他们的直接调遣？一切的秘密有待揭开，而慈禧的这种“人质”定位，将决定公使们在北京的最后命运。
如果裕禄同志足够聪明的话，他应该是能够看得懂慈禧旨意中“使馆已认真保护，明降谕旨矣”的另外一层意思的：叫你在万不得已的时刻动武，不仅是没有违反不得“衅自我开”的铁律，我将来不会追究你，不会拿你当替罪羊，更重要的是，你更不用顾虑北京这边。中军已“认真保护”使馆区的意思也就是已经“控制住”了使馆，到了更紧急的时候还能给你“人质”上的帮助，你怕什么？大胆地干吧！在天津为北京设一道安全的屏障！
看来，自1860年以来，如何解决“怯战”问题，是每次战前的核心问题。
慈禧的布局已经完成了，从慈禧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完美，而慈禧不知道的是，她的布局要能变成现实，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许景澄和那桐能够出城。
大敌当前，两派仍在为利益而争斗
6月16日，内城已经涌满了拳民，看来慈禧派出去的那些巡街王爷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拳民们来到了前门大栅栏——这里是内城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
拳民们来到这里，自然是此处“洋店”很多，正待点火。
他们准备烧掉一家西药房，招牌名：老德记。周围有围观群众若干，邻家的店铺准备去找水桶、脸盆救火，避免被大火波及，而拳民告诉他们：你们不用怕，我们的法术可以让这火只烧洋人的东西！
悲剧发生了。大火迅速蔓延，先是延烧至广德楼茶园，然后是旁边的钱庄、当铺、饭店、酒楼、茶馆、澡堂、妓院和民房等，包括着名绸布品牌“瑞蚨祥”店面、着名中药品牌“同仁堂”店面、着名布鞋品牌“内联升”店面，尽数被毁；大栅栏以东的珠宝市，是京城专门熔铸元宝和银锭的炉房汇集地，20多家炉房毁于一旦（“焚正阳门外四千余家，其地皆富商所萃聚，京师二百数十年菁华扫地尽矣，毁及城阙，火三日不息。”）。
炉房停业了，钱庄周转就不方便了，第二天（6月17日）京城四家最大的钱庄“四恒”（恒利、恒和、恒兴、恒源）不得不同时歇业，而钱庄歇业，又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刚刚成为署顺天府尹的陈夔龙被慈禧紧急召进宫商讨办法。
慈禧对他说：“我本来是要让步军统领衙门来办理这事儿的，不想他们推脱这是顺天府的事儿，你看咋办？”（“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与四恒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讵彼只有叩头，诿为顺天府之事。”）
陈夔龙的办法是：“四恒并不是没有钱，只不过为炉房所累，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们，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
当然，陈夔龙所说的“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们”，并不是由官府出钱，而是处理这类问题的传统手法：由官府出面向当铺摊派——“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
慈禧觉得这个办法好，吩咐陈夔龙赶紧去办。
陈夔龙出宫后，刚毅大人在等着他。刚毅对陈夔龙的态度很亲切：“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刚毅大人为什么要保护当铺业？原因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
当铺业是大清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而暴利的原因倒不只是因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钱庄是富人的当铺”（胡雪岩语），暴利是另外一个原因——低税。
1898年之前，朝廷对每家当铺的年征税很可观——5两银子。1898年之后年税虽然涨到50两，但和巨额利润相比仍然是九牛一毛。多年以来，这个不合理的征税现象是朝中各路言官、御史弹劾的热点问题，希望推动当铺行业征税问题改革，但这样的折子一律遭到否决，没人清楚原因。
根据公开的史料，刚毅同志在北京的当铺至少有三处，而投资在这个红利产业中的其他大臣还有很多。于是，尽管这是一次向端王集团追责的好机会，但是，荣禄怕了，他怕得罪端王集团，也怕得罪其他什么大臣，更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比如步军统领崇礼是不想管、不敢管还是不能管？这都是很有问题的，背后的靠山荣禄大人要息事宁人，陈夔龙自然也只好不“牵累当铺”了，最后是内务府和户部各出库银50万两。
这就是近代经济史上的“佳话”——宁愿动用“官银”，也不强行向“民间”的当铺摊派，这简直是“初步的市场经济意识”。只可惜，红利产业其实跟“民间”关系并不大，大清的经济问题，时常也是政治问题。
对于陈夔龙来说，他是很气愤的，刚刚和慈禧太后商量好的事情，刚毅竟然在宫门口就对他提出了警告，而他这个署顺天府府尹还不得不遵办！而这还不是端王集团最无法无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