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自2007年爆发以来，蔓延到整个全球金融市场，重创了世界金融体系，并且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成为一场全局性的体系和体制危机，这场危机深刻地撼动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根基。面对这个曾经具有很强借鉴意义的美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坍塌，我们开始质疑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太过脆弱，究竟是什么动摇了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在强大的繁荣后面是否隐匿着致命的缺陷。也许我们只有回归历史，重新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寻找线索，才能找到蛛丝马迹，拨开危机的迷雾。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探究这场危机发生的根源，众说纷纭，有人将之归结为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有人指责都是金融衍生产品惹的祸，还有人痛斥金融监管的缺位，然而也有人认为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近30年积极推行的新自由主义。
20世纪70年代世界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以此为导火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由于凯恩斯主义未能提供有效的解决良方，这就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所奉行的思想，简单而言就是大市场、小政府。它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充分就业；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若由国家对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调节分配，则会破坏经济自由，扼杀人们的积极性；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应对现有的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由于新自由主义在短期内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推动了世界经济进人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新自由主义逐渐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站稳了脚跟。
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历来重视通过消费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消费是所有生产的惟一归宿和目的”，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导源于一种以城市享乐生活为特征的高度世俗化”，也就是说，消费的力量有助于拉动生产。从经济结构来看，美国经济是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消费占整个C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左右，消费增长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成效显著，而且美国积极推行低利率政策，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利率一直处于下降中。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与2001年“9.11”事件的压力下，为避免美国经济陷入长期的不景气中，美联储在2001年至2004年均处于利率下调周期，以此拉动美国经济。另外，与之相对，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从20世纪70年代的10.3%的平均水平降至80年代7.6%，1990年为5.5%，2005、2006年甚至为负值，2007年小幅上升达到0.5%。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美国的消费信贷蓬勃发展，大行其道。中产阶级家庭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超前消费的行列中。传统美国梦的内涵不断被升华——住宅面积的扩大，商品的名牌效应、娱乐支出的大增等等。但是，这些奢侈的享受并不是建立在真实财富增长的基础上，而是依靠消费信贷、依靠对未来经济持续繁荣、收入会继续增加、房地产价格将不断上涨的幻觉来支撑的。在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中，美国人民沉溺在经济的欣欣向荣中，陶醉于生活的极端舒适中，却忽视了沉重的债务已经层层堆积，危机的种子已悄悄撒下。
虽然经济上表明依旧保持增长和繁荣的态势，但美国人民的实际收入却未能跟上增长的步伐，贫富差距问题加剧。2000—2007年期间，美国中产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1%，这是1948年以来的第一次。2005年，占美国人口1%的30万最富裕人口拥有了1928年以来最多的财富，他们的收入相当于1.5亿底层人口收入的总和。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4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0.469～。停滞增长的实际工资和缺乏增长动力的收入严重制约了作为美国经济重要推动因素的个人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通过观察美国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率，我们可以发现，自2002年以后家庭的负债率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攀升，由2002年初的25.5%快速上升到2005—2006年的31%左右。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提高，美国家庭不得不将月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偿还债务，偿债负担比因此攀升，由2002年初占收入的13.2%，提高到2006年的14.5%。偿债负担的增加，意味着可供支配的其他收入相对减少。然而沉甸甸的债务负担，并没有打击美国人乐观的天性，原因在于，房地产业的泡沫还在继续膨胀，房价的上涨带来了资产增值收益。在财富效应的激励下，消费增长依然保持加速的态势。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长久的。而当这种虚假的消费繁荣破灭之时，经济将深陷衰退的泥潭，不可自拔。
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大的特色就是政府放松管制，让市场越自由越好。政府监管的缺位，最终只能导致市场中只要有利可图，资本便可以践踏市场的一切法律，甚至可以冒绞首的危险。在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为了大力促进金融业的蓬勃发展，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不断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纳口恩·圣杰曼储蓄机构法》，根据该法，允许储蓄机构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发放商业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甚至购买垃圾债券，但这些行为却不受美联储的监管，这样就加大了储蓄机构的经营风险。进入90年代，科技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市场竞争加剧，各种金融机构为探索和开拓新的业务亮点、扩展自己的领域积极要求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冲破这种政策所带来的人为的业务分裂。实践上以1997年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理论上以1999年的《现代金融服务法》通过为标志，美国金融业终于打破分业经营壁垒，进入混业经营的时代。混业经营在当时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可是由于混业经营所带来的多头监管、权责归属不清使得金融市场的发展逐渐失去控制。
另一方面，美国支离破碎的监管体系只能说是覆盖了其半个金融体系，特别是忽视了对对冲基金以及那些处理相关资产的抵押公司的监管。实际上这些不受监管的实体公司机构掌控的资产价值非常大，截止到2008年11月，美国有多达8000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资金达1.5万亿美元，交易额占美国股票交易总量的30%以上。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对冲基金无权监管，也不实施强制披露制度，因此关于对冲基金投资组合的公开或商业数据信息十分缺乏。
过度放松管制所带来的只能是市场的过度自由化。美国金融市场已经脱离了最初的良性发展轨迹，大量的风险已经在其内部不断攒聚，完全丧失了市场对风险的分散功能，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为市场中的疯狂投机行为提供理论和道义上的支持。
美国还一直致力于利用其雄厚的国力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巨大影响力，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了针对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经过激烈讨论，提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提出了针对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十条政策建议，包括：财政自律，即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减少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调整公共支出优先次序，即把支出从无益的补贴转向有利于提高增长和降低贫穷的领域，如基本的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税制改革，即建立一个税收基础广泛但边际税率适度的税收体系；利率自由化；实行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自由化，取消各种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即减少市场进出壁垒但不是废除安全或环境管制；保护私有产权。
“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实质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宣言的“华盛顿共识”，使得自由主义思想从学术理论转变为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得以全面推广和贯彻。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经济秩序中风靡一时，加强了美国与世界其他经济的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美国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将引起世界市场的剧烈波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泛滥，大大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和开放化，使得全球金融体系的联动性和互动性加强，资本自由流动的速度与规模都不断增加。这场危机从美国源头流出后，在我们浑然不觉中融入了世界金融体系，各国投资者纷纷逃离市场，导致了全球信用萎缩和信用冻结、流动性枯竭。由于在金融市场里，所有金融体系都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一旦这种信用体系崩塌，金融体系的基础也就受到了威胁。
而且我们看到，在危机逐步恶化与扩大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一直未放弃新自由主义，也许他们并不能接受新自由主义是这场危机的起源，在他们的眼中，这场金融危机只是经济的周期性调整罢了，他们力求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内来解决危机。从理论上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更侧重于货币政策，通过降息与增加货币供给等方式来解决危机。于是在近忧远虑的纷扰下，美联储出面干预，大量利用货币工具解救受困的金融机构——从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9次降息，重启短期贷款拍卖机制并频繁使用降低再贴现率来拯救经济。但随着危机的蔓延深化，信用萎缩进一步恶化，短期资本市场进一步冻结，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这场危机是否已经演变成一场体制性的危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昭示了整个金融体系已经濒临崩溃，人们的怀疑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信用利差被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市场充斥着恐慌的情绪。但这时，政府依旧固执己见，始终认定危机是流动性萎缩问题，美联储继续增加了美元的供应量以解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燃眉之急。但是当危机以野火燎原之势扩散到全球经济中时，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为了对付急剧恶化的危机，美国政府宣布了拯救计划，决定政府出资购买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但是，以购买不良资产为主的拯救计划却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这次危机的根源是市场体系自身的问题，不单单是流动性缺乏的问题。此时，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实行国有化，即使是暂时的国有化，对恢复市场信心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复兴，在短短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信任危机。美国向世界各国不遗余力推销的经济体制，首先在美国遭遇了冲击，然后迅速侵袭了世界金融市场。美国本打算凭借新自由主义称霸世界的战略和体制遇到了挫折，使得许多人现在对新自由主义谈虎色变。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呼声似乎渐渐远去，但新自由主义却未走到穷途末路。新自由主义的根基依旧牢固，因为与之相对应的美国主流价值观——个人主义深深根植于美国人心里，不可动摇。对个人权利和个人价值的信奉，使新自由主义不会就此终结。
凯恩斯主义回归了吗？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1929年的世界性大萧条背景下，当时英美两国失业率都在20%以上，股市暴跌，大量企业倒闭与破产，银行发生挤兑风潮，社会生产率和产出急剧锐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在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下，古典经济学既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无法提供有效政策，使得经济理论面临一次重大危机。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同时遭遇瓶颈时，凯恩斯在对整个世界经济严重的衰退进行多年探索和深入研究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并于1936年2月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政策上倡导用政府干预论取代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论。
凯恩斯所创立的这一整套崭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给传统经济学理论画上了一道休止符。与传统理论相反，凯恩斯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另外一个与自由主义理论截然不同的是，他主张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对需求进行有效管理，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在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从而处于未充分就业状况。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最合乎逻辑的方法在于扩大总需求。而如何扩大总需求呢？又由谁来扩大总需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来了，“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中，要选择出政府经济当局能够按意图加以控制或管理的变量。”这就在暗示我们，扩大总需求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政府的身上，政府必须发挥其职能，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目标。在凯恩斯看来，在萧条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是直接的，效果是明显的、确定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间接而不确定，因此，他特别强调利用财政政策来扩大总需求的重要性，而把货币政策放到次要的位置。这一点也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之一。
总之，由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既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又不能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和收入，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依靠市场自发运行，政府可以进行必要的引导，对某些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加以制止。在当时的形势下，凯恩斯主义对整个大萧条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也为罗斯福新政的施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参与次贷金钱游戏的各大金融机构都遭受了致命打击，贝尔斯登倒下了，雷曼也倒下了，两房被政府接管……几乎每一个坏消息的传开，都能招致股市的“跌跌”不休。投资者像躲避瘟疫般逃离高风险市场，对市场丧失信心，紧紧地把资金握在手中，大量的银行破产倒闭，失业率遥遥直上。市场的资源配置调节失灵成为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和此次金融危机的共通原因，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也遭遇了重创，金融危机便是对其最有力的惩罚。整个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市场经济一国家干预一再次放任自流的交替之后，似乎又要走回原点。作为曾经的“救世主”凯恩斯主义是否重新回归历史舞台和新自由主义是否就此终结？到底这次凯恩斯主义能否再振雄风，救美国经济于水深火热之中呢？
次贷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崩溃的边缘徘徊，投资者的市场信心坍塌，人们对经济的预期非常悲观。若任由人们的恐慌情绪肆虐，那市场将无法恢复元气，重振旗鼓。商业信用已经不能支撑整个市场的运作了，惟有政府，才能成为投资者最后的稻草。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要去改变，改变人们对市场和经济的预期，改变这种恐慌情绪的蔓延，以重建人们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也许在这场金融海啸面前，重拾“凯恩斯主义”、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已成为各国的最佳选项，或许也是惟一的选项。美国、欧洲各国、中国等政府纷纷加入救市行动中，注人大量的资金来恢复金融系统的活力，频繁地调整利息和准备金率。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曾表示希望通过法案赋予他宽泛权力拯救金融机构，动用可以动用的全部资源强健金融体制，把所有可利用的工具发挥到极致，加强各种规模金融机构的资本化程度。
为了缓解和安抚紧张的形势，各国都掀起了国有化浪潮。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股权国有化运动中，全球主要银行纷纷披上“国有化铠甲”。在这个过程里，英国率先宣布将部分实施银行的国有化。英国首相布朗宣称“在不确定和不稳定时期，我们必须是人民可以依赖的坚定磐石。”美国也先后国有化了房地美、房利美及美国国际集团，用政府信用来支撑大机构的运转。另外，C7和G20～会议的召开，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寻求国际间合作，再次平抚了投资者躁动不安的情绪。接着，美国政府的8500亿救市计划和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都积极推动着全球的救市步伐，力求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一剂强心针。政府的种种措施与堆积成山的方案都表明了政府将有所作为，不能再袖手旁观坐等市场自我治愈，维系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将金融体系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已迫在眉睫。这些前所未有的措施已开始显现出一些积极效果：银行间拆借恢复，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有所改善。在这背后，我们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有形的手”凸显作用，新自由主义光芒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干预成为国民信心的强有力的保证，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的背景下重登历史舞台。
新自由主义的“三化”（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在政府的紧急介入措施中逐渐失去其支配地位。也许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天生低效率的国有化却能在此时力挽狂澜，兴许国有化和私有化并没有孰好孰坏之分，只是存在各自发挥效用的土壤和环境，当市场能充分发挥资源和风险配置作用时，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为市场的发展锦上添花；而当市场失灵，显露出其弱点与缺陷时，动用政府的力量来进行干预，可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自由与平等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一直是主导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人们对二者的追求一刻也没有放弃过，但对于市场而言，并不是越自由越好。任凭金融衍生产品无限延伸，金融工具泛滥交易，高杠杆的操作，人们非理性地追逐利益，最后危机一旦被触发，整个市场将面临崩塌的危机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们不得不承认，凯恩斯主义在1929年的经济严重衰退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强调了由于市场的资源配置调节失灵，政府需要弥补市场的不足，通过“部分校正”来挽救经济颓势。但政府必须把握好“度”的问题，如果政府放松管制，就会导致人们的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使得在贪婪的心理和利益驱动下，投资者会不择手段地在市场中大获其利。如果管得太死，则市场失去活力，金融创新将举步维艰，人们也就不能再创造出新的市场亮点。因此，适度是对政府最大的要求，这也是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论的深刻含义。而且这也意味着政府不能逾越国家干预的功能，弱化市场的功能。而实际上政府干预只是对市场的“部分矫正”，而不可能取代市场本身的作用。凯恩斯主义的应用，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执行，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经济环境下的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是把政府适度干预和私人的主动性结合起来。政府做的是引导工作，为私人的发展留下广阔的空间。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去控制整个市场资源配置，而是将市场自发性调节所带来的诟病治愈，然后让私人能自由追逐各自利益最大化。
凯恩斯主义又被称为“萧条经济学”，正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所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意味着，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又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它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显然，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全球市场信心不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将再放光芒。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凯恩斯主义并不是“万金油”，只是在危机到来时可以一显身手，只是特定经济条件和历史环境的理论指导。如果在经济体系内部运作良好，各部门和机构能协调发展时，凯恩斯主义应当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凯恩斯主义适用的前提是金融大海啸背景下的经济严重衰退。我们不能将其一直奉为神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凯恩斯主义在次贷危机下被推到历史的浪尖，的确有其适用性，但当经济慢慢从泥潭中走出来时，凯恩斯主义也许就该退居二线了。没有任何一种主义能一成不变地适应纷繁复杂的经济环境。新自由主义在这场金融大海啸中黯然谢幕，但它还将重登历史舞台，毕竟新自由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牢固的根基。或许在凯恩斯主义将美国从危机的沼泽中解救出来后，新自由主义还将从凯恩斯主义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引导美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