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近现代社会思潮与运动
17世纪以降，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与波斯帝国相接衰弱，西方列强势力迅速崛起，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政治奴役、经济掠夺，建立殖民统治。在非洲，19世纪30年代起，法国侵入阿尔及利亚，以后又扩张到西非；70年代，埃及、苏丹沦为英国殖民地。
1857年，英国开始直接统治印度。莫卧尔帝国覆灭，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波斯和奥斯曼这两大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实际上已成为英、俄两国的半殖民地。伊斯兰世界在西亚、北非的其他地区，亦于20世纪初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托管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伊斯兰世界各国几乎完全丧失了民族独立，广大穆斯林承受着外国殖民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
近代，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同程度发展，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科学文化及生活方式渐渐渗透和传入一些伊斯兰国家，使其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均发生了激剧的变化，受到世俗化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面临伊斯兰社会重大变革和危机，为寻求伊斯兰世界发展的出路和去向，以捍卫国家独立和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遂相继出现了复古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现代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等不同色彩的伊斯兰社会思潮及运动。旨在复兴伊斯兰教，维护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使伊斯兰教与现代生活相协调，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18世纪中叶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运动是伊斯兰教近代复兴运动的先驱。该派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本·阿布杜勒·瓦哈布（1703—1792年）。他在思想上接受罕百里教法学派和14世纪著名教义学家伊本·泰米叶（1263—1328年）的复古主义思想影响，提出“恢复正教”、“回到古兰经去”的口号。该派主张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的精神，严格奉行“认主独一”的教义，反对苏菲派对圣徒、圣墓的崇拜，清除不符合伊斯兰教律的礼仪习俗，反抗外来侵略和奥斯曼帝国的奴役和压迫。20世纪，内志部落酋长伊本·沙特（1880—1953年）以瓦哈比派教义为旗帜，并用武力重新统一内志和汉志，于1932年创建沙特阿拉伯王国，瓦哈比派随之振兴，成为该国占统治地位的教派。瓦哈比派的复古主义思想，对北非的赛努西运动、印度的圣战者运动、印度尼西亚的比达里派运动及泛伊斯兰主义的代表人物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19世纪兴起的赛努西运动是在北非影响最大的伊斯兰社会运动。运动领导人为阿尔及利亚的苏菲派谢赫穆罕默德 · 本 · 阿里 · 赛努西（1791—1859年），19世纪30年代在麦加近郊创建苏菲派赛努西教团，后迁至利比亚，在北非各地创建的扎维叶（即修道场所）发展到100多个，信众遍及北非。赛努西运动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的原旨教义，要求教民实行禁欲、苦行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绝对遵行经、训和伊斯兰教法，重视精神修炼，提倡圣战，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其思想基础是复古主义，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
伊斯兰现代主义是以宗教改革为基本内容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思潮，主张对伊斯兰教实行某种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现代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印度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年）、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3—1938 年）、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年）。现代主义虽未形成统一的运动，但有许多共同特点。他们主张在坚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倡导运用理性和科学对枟古兰经枠作新的解释，使传统的宗教观念理性化，使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相协调。在教法上，主张打开“传统教法关闭的大门”，依据枟古兰经枠和圣训的基本精神，教法学家可运用理智和独立判断，创制新的教法律例，改革陈旧的教律，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主张采用新的思想和科学方法，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弊端进行适度的改良；认为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社会活力的源泉之一，在发扬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同时，应吸取当代先进的科学文化，进行教育改革，将发展宗教教育视为社会进步和复兴伊斯兰教的重要途径。土耳其的凯末尔所领导的世俗主义宗教改革运动，于1922年废除了苏丹制度，1923年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国，1924年最后废除哈里发制度。至此，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各国相继摆脱了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为捍卫国家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下，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政党和领导人相继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论和纲领，作为国家发展的道路。这种社会主义是以伊斯兰教的传统信仰和民族主义作为基础，与科学社会主义有质的区别。其特点是：认为伊斯兰教教义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源泉，枟古兰经枠中关于反对聚敛财富和高利贷、主张施舍和济贫、公平正义，凡穆斯林一律平等的思想，就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认为伊斯兰社会主义必须以伊斯兰教义为指导，弘扬伊斯兰文化传统，抵制非伊斯兰思想和异端邪说；主张通过阶级合作调整社会关系，允许有限制的私有制的存在；实施部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通过土地改革、建立农业合作社、工人自治、公费医疗等措施治理社会，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伊斯兰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遭到许多困难和挫折。
近几十年来，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加强联系和合作，开展广泛的国际交往，并建立了三个国际性的泛伊斯兰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世界伊斯兰大会和伊斯兰世界联盟。它们以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及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等领域内的合作，弘扬伊斯兰文化，反对殖民主义，消除种族隔离和歧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维护伊斯兰精神为宗旨。另外还成立了伊斯兰发展银行、伊斯兰国际通讯社、国际伊斯兰发展基金会等组织，并经常举行伊斯兰国际学术讨论会。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在国内实行“全盘伊斯兰化”的政策，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和鼓舞伊斯兰复兴运动日益活跃，伊斯兰教在许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有所加强。
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泛伊斯兰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其主要倡导者为著名穆斯林思想家、近代伊斯兰教改革运动领袖加马尔丁·阿富汗尼。泛伊斯兰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伊斯兰世界各国疯狂侵略、奴役的产物，是穆斯林对自身面临的严峻挑战的一种反应。
阿富汗尼（1838—1897年）中年曾在阿富汗、伊朗、印度等到地求学，学习期间正值西方列强开始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之际，鉴于西方殖民主义对伊斯兰国家的侵略和压迫，萌发了必须“统一伊斯兰教”的思想。1857年，他在麦加朝觐期间，开始在各国朝觐者中间宣传“伊斯兰世界大同盟思想”，呼吁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抗御基督教国家的侵略。27岁时任阿富汗首相，大力推行其泛伊斯兰改良主义，宣传自由平等思想。以后，阿富汗尼相接在埃及、苏丹、伊朗、奥斯曼等国宣传他的改革主张，但都有未能成功。
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学说，主要内容有：
政治上，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在枟古兰经枠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一位哈里发的领导下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伊斯兰国家，抵御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入侵。为此，伊斯兰国家必须进行改革。
宗教上，认为“改革伊斯兰教”是克服东方穆斯林社会落后的惟一方法，但他又担心自己的纲领有可能被理解为只是一种革新的愿望，因而又声明在神学问题方面坚持复古主义原则，强调“认主独一”，捍卫伊斯兰价值；提出伊斯兰教适用于一切时代，只是伊斯兰教在某些方面也应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发展，以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主张重开“伊智提哈德”（创制的大门，提倡依据枟古兰经枠和确凿可信的“圣训”对教律问题进行新的演绎推理，反对毒害宗教的“迷信”和“异端”。
在科学和宗教关系上，他持调和态度，认为伊斯兰教从不反对科学与技术，主张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与罪恶的殖民主义相区别；号召穆斯林在保持伊斯兰教价值的同时，努力汲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以改变伊斯兰国家的落后状态。
他的泛伊斯兰主义立足于抵御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侵略，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色彩，反映了当时伊斯兰国家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要求社会进步的迫切愿望，客观上含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他对殖民侵略和殖民压迫的批判，并未表现在某些具体的行动纲领上，而仅限于一般性地号召穆斯林团结和实现宗教复兴，并且把宗教和社会的改革寄希望于埃及、沙特、奥斯曼帝国等封建统治者身上。另外，由于他强调宗教的共性，从而掩盖了阶级与民族矛盾，有碍于民族解放和民族团结进步，极易被帝国主义所利用，为他们侵略和奴役政策服务。
20世纪初，关于“哈里发阿拉伯化”的主张，使泛伊斯兰主义遭受挫折，而土耳其凯末尔新政权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使整个伊斯兰世界为之震惊。废除哈里发意味着正式宣布伊斯兰统一的解体，是对穆斯林凝聚力的削弱，因而遭到各地泛伊斯兰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捍卫和恢复哈里发制几乎成了泛伊斯兰主义者该时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
鉴于凯末尔政权废除哈里发制以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在土耳其恢复哈里发制度的幻想已成泡影。而在其他伊斯兰国家也难以推选出被全体穆斯林接受的人选。加之伊斯兰世界内的民族民主运动日趋深入发展，活跃一时的恢复哈里发制的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平息下去。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特点
20世纪60—70年代，伊斯兰世界连续不断地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刺杀总统萨达特、巴基斯坦和苏丹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伊斯兰化”运动、沙特阿拉伯的一批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清真寺并与沙特军警展开激战，以及在“圣战”口号下频繁发生的劫机、绑架、暗杀、武装袭击等暴力恐怖活动等。这一系列事件学术界称之为“伊斯兰复兴运动”。
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有如下特点：
1.它是一场超民族、超地域、超国家的世界性活动，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席卷了东起印度尼西亚，西到摩洛哥，南自苏丹、索马里，北抵土耳其的整个伊斯兰世界，震撼了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西亚和北非地区是运动的中心。但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如非洲中部、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同样受到它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中亚地区诸国以及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美国等国的穆斯林。运动所涉及地域之广、民族之多、人数之众，是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运动在各地兴起的时间也比较集中，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也是空前的。
2.运动是不统一的、多中心的，呈现出形式多样性的特点。
尽管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范围广阔，来势猛烈，但它却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它既没有统一的领袖人物，也没有统一的行动和计划，表现出具有多个中心和多种形式的特点。伊斯兰复兴运动因国、因地而异。伊朗、沙特阿拉伯、利比亚、埃及、巴基斯坦等到国的运动规模都很大、很有影响，可以看作是运动的中心。但各地的运动又有各自的内容和特点，所要达到的目标也不一样。有的表现为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有的表现为循序渐进式的社会改革和信仰复归；也有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伊斯兰化”运动；还有的表现为在“圣战”名义下的各种恐怖暴力活动。它们之间不仅差别很大，而且还发生冲突，互相指责对方为“异端”、“异教徒”和“世俗主义”，自称是真正的或正统的伊斯兰教。
3.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宗教复兴”不一样，这次运动不仅仅是宗教信仰或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且是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伊斯兰教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复兴。但它们往往只限于信仰领域，影响的地区范围有限。如安萨里和伊本·泰米叶等人倡导的“宗教复兴”，主要在教义、教法等方面作出贡献，对强化信仰起了推动作用，而对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影响较小。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不仅涉及伊斯兰世界，而且重点是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内，目的是恢复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进而解决当代各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由于这个运动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如此重大的冲击，有人甚至认为在当代世界政治体系中产生了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极——伊斯兰主义。
4.运动强烈地反西方和反西方化，具有排他性的特点。
尽管复兴运动存在着多中心，表现出多种形式，但反对西方和反对西方化是一个共同点。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信仰复兴和文化复兴，或是以渐进方式进行社会改革，还是以暴力方式进行政治革命，根本目的都是抵御西方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清除西方势力在伊斯兰世界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复兴”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针对西方的，正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渗入，才造成伊斯兰的衰落。穆斯林认为只有清除西方影响，才能使伊斯兰振兴，重现昔日的光辉。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清除了在伊朗经营了数十年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各国的反政府势力都攻击当权者的西方化或与西方国家同流合污。伊斯兰极端组织进行的恐怖活动绝大部分都是针对西方的。许多温和国家推行伊斯兰化和宣教活动，目标也是为了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强化伊斯兰教信仰，维护自身的存在价值。
当代的主体意识
独立后的伊斯兰各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现代化、民族化和世俗化成为众多国家追求的目标，不少伊斯兰国家推行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政策振奋了人民的民族精神，提高了劳动人民的觉悟，促进了经济基础的发展。一些伊斯兰学者也着力于宣传伊斯兰教所含有的社会主义成分。然而社会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6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反复和倒退。一方面，随着土地改革的失败，社会分配愈加不合理，贫富差距加大。另一方面，1948年和1967年中东战争，一度激励着阿拉伯民族情绪的增长，而埃及在1967年“六五”战争中遭受的惨败极大地震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粉碎了阿拉伯不可战胜的神话。战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妨碍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的经济的增长。阿拉伯人从民族失败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后，全民族进入了反思的阶段。70年代，埃及放弃了国有化，改而采取自由化和经济开放政策。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拜金主义的迅速抬头，与伊斯兰教的传统精神发生抵触，在新形势下文化的冲突与对抗再次突现出来。
在全民族团结的反思中文化界又一次掀起向伊斯兰教回归的热潮。遗产意识的增强成为这一“回归”的重要标志。这一次伊斯兰教的复兴与60年代被称之为“世俗时代的宗教危机”这一世界潮流有着密切的联系。阿拉伯世界所处的窘困状态加剧了这一倾向，独立发展的要求变得愈加迫切，“阿拉伯不能再跟在别人后边跑”成为一种舆论。与此情况下，阿拉伯再一次把目光转向固有文化本源，并力图以此为基点，重建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伊斯兰复兴思潮影响因而日益扩大，进而取代了盛行一时的民族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潮，这一动向表达了穆斯林对现代文明的失望。阿拉伯重建文化的努力集中在建立一种以伊斯兰精神为主导的文化模式，一种特殊的、超越现代文明的物质性和罪恶性的伊斯兰社会政治模式，有人称之为既非东方，亦非西方的模式，用以对抗“业已走入歧途”的体现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的现代文明。
伊斯兰世界的不少思想家强调伊斯兰“鲜活的精神”多寓于平民和穆夫提对宗教的解释之中。这些解释往往顺应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符合时代精神。因此，研究伊斯兰教时应十分重视每个时代穆夫提所作出的判断。
学者们着重弘扬伊斯兰精神的如下几个方面：（1）强调“圣训”关于“寻求知识那怕远在中国”的教诲，突出伊斯兰教对知识的渴求；（2）倡导伊斯兰教对新生事物的开放精神，指出非如此就会使现代社会蜕变为蒙昧社会；（3）提倡伊斯兰教的民主精神；（4）反对派别纷争，号召穆斯林的团结一致。
世俗化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思想界关心的基本问题之一。伊斯兰学者们首先对“世俗化”作了界定，认为世俗化一词来自欧洲，是自由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自由、民主和理性精神，是与宗教对立的。但是，他们的意见也不尽一致。
现代化问题是伊斯兰思想界重视的另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争论已久，在当代新一轮的争论中，人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渐渐取得了共识。首先，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的认识日益明确；其次，在现代化进程中主体精神得到了重视。人们普遍认识到，现代化意味着发展，但发展不能失去个性，只有在保持民族主动性条件下进行自我更新，才能在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和保持自我中求得平衡，包括那些身居欧洲的伊斯兰学者在内，伊斯兰思想界普遍反对借文化交流和世界一体化进程之名，使西方文化在伊斯兰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倾向。
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暴力问题是伊斯兰世界关注的第三个重大问题。社会舆论普遍对年轻一代的极端倾向表示担心，反对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包尔汉·厄勒尤恩博士认为，宗教极端是“对过去无知的一种报复”。穆斯林兄弟会早期领导人之一阿布杜·蒙依姆·纳米尔认为，暴力会引发更强大的反暴力，推迟伊斯兰的进程。因此，他规劝穆斯林放弃暴力，提倡回到先知正确的传教方式，运用智慧以及规劝警告的方式，用深藏于内心的伊斯兰精神和精明的策划来取得伊斯兰教的胜利。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必须不断吸收新的营养，才能发展自己。宗教与文化的发展无一例外，也必须向外来文化开放，取其精华。一个国家与民族，如果不能将外来文化精华与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融合，最终必然要枯萎消亡。当然，吸收时不仅不能失去文化的母体，还要进一步激活母体的创造力。从这个角度看，伊斯兰文化主体意识的增强对它的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早已渗透到了穆斯林的血液中，不可能自行消亡。文化教育的更新与发展是渐进的，有其内在的规律。政治和军事侵略常常使文化扭曲，不能健康发展，但那并不是宗教和文化本身的问题。
伊斯兰精神，作为伊斯兰文化肌体内的一股活力，会在适当的时机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以其清新刚健的风格，再次为人类作出贡献。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及其发展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当时大批西亚穆斯林经商来到中国。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是在公元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此更早以前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之间就互有往来。最早是在汉和帝刘肇永元九年（公元97年）时，中国著名探险家甘英就曾奉命西使，游历过波斯等西域各国。以后还有不少的中国和阿拉伯的船只和商人西往东来。到了盛唐时期，中阿关系更加发展，相互来往更加频繁。当时来中国的大食人（“大食”一词是阿拉伯语塔吉尔的音译即商人之意）与日俱增。他们先是由海路，即从波斯湾经印度绕马来半岛到达广州、泉州等沿海一带城市。
后来又由陆路即经波斯、中亚、天山南北到达长安（今西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传为佳话的海陆“丝绸之路”。它已经成了中阿和中波友好关系史的见证。
唐至德二年（757年），阿拉伯人应唐肃宗李亨的邀请，派军队前来帮助平定安禄山之乱。后来这些人留居在中国，成了中国穆士林来源的一部分。
唐（618—907年）、宋（960—1279年）两朝时期来中国经商的大食人更是络绎不绝。他们所经营的大多是香料、药材、珠宝等贵重物品。在来华的大食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阿拉伯当局也曾多次派遣使节团来华。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代，也就是公元651年8月25日（即教历31年1月21日）时逢唐永徽二年，向中国正式派来第一个使节团。他们谒见了唐皇帝并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情况。多数史学家将这次使节团的来华作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我国的标志（此外还有说是622年的和628年的）。
到了南宋末期，由于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相继又有大批被征服的伊斯兰教徒来到中国。在这些被征服者中有一个较大的民族叫作花剌子模，这些人后来成了回族的主要来源。1271年蒙古灭了南宋建立元朝（1271—1368年）后曾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此时已有回、维等10个民族先后信仰了伊斯兰教。各地也随之建立了一些清真寺。如建于唐代的广州怀圣寺﹝亦称光塔寺﹞、西安的化觉寺、建于宋代的泉州清净寺和北京的牛街礼拜寺等。后来中亚、西亚穆斯林作为军人与工匠随成吉思汗的远征军来到中国，他们定居下来，逐步形成回族。
公元10世纪，以喀什、阿图什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国王萨图克·布格拉汗改信伊斯兰教，随后，与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进行了长期战争，于11世纪初取得胜利，和田皈依伊斯兰教。元时，蒙古帝国分裂，战乱，新疆属察合台汗国统治。东察合台汗王秃黑帖木儿（1347—1362年在位）信仰了伊斯兰教。在王权推动下，新疆各地蒙古王公多数信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从西向东传播，约在500年前传遍全疆。
16世纪，苏非主义的黑山派和白山派在新疆兴起。现在新疆喀什的香妃墓，新疆人称阿帕克霍加马扎，就是白山派领袖阿帕克家族的墓地。新疆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实行政教分离，县里设宗教法庭，少数民族大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都是阿訇依据伊斯兰教教法来处理。
中国穆斯林的分布与人口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群众性信仰的宗教。目前我国穆斯林在2000万人左右。中国伊斯兰教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态势，分为穆斯林散杂居区和穆斯林聚居区两大块。一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穆斯林聚居区，穆斯林人口占全国穆斯林人口的70%左右，群众信仰虔诚，宗教气氛浓厚。其中，新疆穆斯林人口占全国穆斯林人口的一半。二是除西北四个省、自治区外的地方形成穆斯林散杂区，群众信仰程度不及西北聚居区，但在一些穆斯林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宗教气氛也很浓厚。
我国的伊斯兰教教派和门宦
中国伊斯兰教基本上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教法学派。
回、东乡、撒拉、保安族的穆斯林分为三个教派和四个门宦。三个教派：一是形成于明清时代的格底木派。它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多，穆斯林散杂居地区基本是格底木派；二是产生于清末的伊合瓦尼派。目前可能是西北地区人数最多的教派；三是20世纪30年代从伊合瓦尼派中分裂出来的赛来非派，在西北有几万人。四个门宦是嘎得林耶、哲合林耶、虎夫耶、库布林耶。传统上，教派各清真寺各自为政，由乡老管理。而门宦在管理上教权集中，各清真寺在“老人家”集中管理下。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民族穆斯林大多数是传统派（与格底木派十分相似），还有少量依禅派和什叶派，塔吉克族穆斯兰属于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