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工业化和产业革命的进行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在工业系统占优势之前，甚至在现代工业化开始后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世纪—20世纪初）内，小规模的、间歇性的、分散性的工业即小型的手工工场与农村家庭工业，显示出比大型的、更集中的、更机械化的工厂工业在生产和雇佣方式上更占优势。这不仅在落后国家，而且正是发生在那些先进的产业革命地区。欧洲产业革命前，仅仅只有少数几家大型制造厂雇佣数千工人；而成千成百为国内、国际市场供应商品的制造业单位经常位于农村，生产在农民家庭中组织，男人、女人、儿童共同参加制造纺织品、皮革制品、金属器具及农业类型的物品。这种生产方式以其季节性、周期性和不规则性为特征。当然，并非所有的工业均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这种组织形式在矿产业、冶金业或那些要求相当大的投资作为固定资本的磨坊业或制革业则没有发现；也有全日制的在城镇市场上的手工业，为当地市场生产布匹、家庭用品、马具、壶、锅和相类似的产品。但欧洲许多地区存在农村家庭工业生产工业品，占主要地位的是纺织业。这些农民—工人结合耕种土地或放牧牛羊。农村家庭工业的最大优势在于以这种方式雇佣的劳动力相对便宜，因而其生产的商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由于对传统工业，尤其是对农村家庭工业的忽视将不仅导致对产业革命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曲解，也会造成对产业革命本身的意义的误解。在20世纪70年代，一小批经济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转向探讨被门德尔斯于1972年的枟经济史杂志枠发表的论文中所给出的一个新的术语——“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及其定义。其实，要研究工业化，必须研究原工业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原工业化”这个术语在西方已广泛使用于学术著作中，而且在学术界出现了有关这个论题的研究热潮，出版了多种研究成果。在国内，却仅有较少论著中偶尔提及而没有较系统地论述和深入地探讨。
原工业化理论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一些人感觉到关于产业革命的典型例子与出现新研究、新事实有矛盾，相反的事例不断地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门德尔斯提出“原工业化”及其定义之前，E畅 琼斯与S畅 沃尔夫已采用过。而且，H畅弗烈登贝格尔和F畅 列特里希已经使用“原始工厂”（Proto‐factory）这个术语，意指现代机器引进之前的工厂组织的早期形式；这个术语后来被S畅 查普曼所采用。
在“原工业化”这个术语提出前，“前工业”或“前工业化”是学术界较普遍使用的概念，尤其是“前工业”或“前工业的”（Pre‐Industrial），它们一般是指西欧18世纪晚期产业革命与工业化前的社会或文明状态。而“原工业化”这个术语本身含义，不像“前工业”（Pre‐Industry）或“前工业化”（Pre‐Industrialization），它暗指“第一次工业化”的一种回顾性的描述。“前工业”的时限也较“原工业化”更长。研究者将原工业化开始时间一般定于16、17世纪，有的则说在英国开始于14、15世纪。如科勒曼指出：“原工业化”用来定义欧洲16-17世纪的农村工业作为现代工业最早的或原始的形式的状况。而门德尔斯研究的佛兰德尔则更迟一些：从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晚期，佛兰德尔经济史足以适应于所谓的“原工业化”——农村工业化阶段，以维持生计的农业与乡村工业地区和商品农业地区的共存形式。波斯坦说：正如在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在英国14、15世纪的衰退引起农业收入的剧减，导致了乡村纺织工业的出现。乔杜里也认为，在14至15世纪，欧洲的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地区；其次，以外放式制形式出现的乡村工业则被视为完全受商业资本的控制。
门德尔斯的“原工业化”概念成为一种模式来讨论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一个历史阶段，门德尔斯称之为：“原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或称为：“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门德尔斯指出：原工业化是工业化的一个阶段，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以农村家庭工业的迅速发展为特征；它由地区专门化相伴随的农村工业，与商品农业共存。这个术语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多种杂志、书籍和文章进行这个论题的讨论。1982年，第八届国际经济史年会在布达佩斯召开，原工业化是两个主要的“A”论题之一（收到来自世界各地论文共46篇），门德尔斯和德荣是会议的召集人，会上门德尔斯作题为“原工业化：理论与实践”的总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关于原工业化的理论，作者指出五个主要特征：①原工业化讨论的基础是地区，而不是国家或国际。②原工业化主要是发展于农村的工业，它以适应于农业的季节性为特征，以家庭手工业补充农业的收入；其极端形式则是全日制家庭工业。③原工业化生产的产品销售市场是在该地区之外，并且经常是国际市场。④在原工业化地区，往往商品农业和农村家庭工业并存。⑤在原工业化地区，城市具有重要作用；它们为原工业产品提供市场和提供‘外放式’系统的商人，他们管理分散在周围的农村家庭工业。”
原工业化理论的提出者，依据实践的经验总结出几条规律：①原工业化一般发生在人口压力较大的游牧区或土地贫瘠的山区，而不是在农耕地区；②原工业化是以商业资本家（或商人）所经营的外放式的分散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方式；③农村家庭手工业者所得工资远低于城市雇佣劳动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因为他们仅以此补充农业的收入；④原工业化产品一般是销往远离本地区，甚至远达国境线之外的市场；⑤原工业化往往伴随着商品化农业地区而存在；⑥原工业化是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但继而出现的是现代工业化或所谓的“逆工业化”或称“工业化的瓦解”（De‐industrializa‐tio n）；⑦在原工业化地区，它的生活方式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原工业化是如何向工业化转型的
在关于从原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型的研究中，克里特等学者提出了原工业化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的前提条件是：
①在原工业化期间，一批有技术的手工业工人的广泛基础形成。因为这个群体在人口学模式中的行为特征导致它的迅速发展；它构成劳动力的蕴藏，出现了早期工厂的建立者，因此，造成家庭工业工人与工厂工业工人之间的巨大裂缝，家庭工业工人为了变成工厂工人，仅仅勉强地放弃了“全家”作为生产单位——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结构。新的工厂师傅不得不适应严格的纪律，为了使工人们接受工业生产模式的限制。
②一群商人——制造业主、中间人和有时是小匠师—企业主的产生，他们变成工业化的代表，以他们在原工业化时期已积累起来的资本为背景。但外放式企业主或商人与工厂工业企业主之间的差异必须强调，前者在流通领域运作，而后者是在生产领域活动。如果外放者或商人进入生产领域和开始资本化它，他将在如此条件下，以至于当企业运行逆向时，允许他从中撤出而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这说明为什么较大比例的新的工业企业主不是来自商人—制造业主，而是来自农村中间阶层；或者来自小匠师—企业主群体，如西里亭的较富裕的“织布业主”（Clothiers）。早期工业企业主组成的社会基础不仅来自作为外放者的商人，而且也来自更广泛意义的原始工业企业主。
③考虑生产组织，外放式制度——虽然它比农村工业本身更古老——但无疑更进步。它联系商业资本与生产领域，允许它从流通领域最有利之处管理商品生产。当小生产者在外放式制度下被组织起来时，生产能够更适应于市场需求；需求的结构变化能够更迅速地被吸收，技术的改善也能更容易实施。外放式企业主开始资本化生产领域，通过供应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和建立集中式手工工场为生产过程的开始与完成阶段，预先准备了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些重要因素。它还未能脱离家庭经济，这个原工业化所建立的经济基础。然而，也必须记住外放式企业主不能以坚定的一致性紧跟资本主义化的策略。以市场不确定性的观点，他们不把所有的资本投于单一的生产；代之以他们采用“分散投资的政策”，为了在危机的情况下其收入具有选择的余地。流通的过程拥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在管理原始工业系统的机构变得耗尽精力之后，它则减退为生产过程中的很小的因素。
④在原工业化期间，一种象征性的关系在农业地区与密集的工业地区之间发展着，除了在那些原工业化与商品农业地区共存发展之外。当原工业化进步了，后者（指密集工业地区）变成依靠周围的农业地区作为它们的粮食供应地。在这些周围地区的农业必然变得更有效力，如果它们要适应原始工业地区的需求。当工业化已经开始时，一种发展被引入——虽然不是完全的——但已变得有可能为食物需求的迅速扩大。
⑤在原工业化的过程中，一个当地的、地区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市场网络得以发展。原工业化作为一种群众生产系统的发展，不仅以这样的市场与它们产生的需求为先决条件，而且原工业化也促使了它们的存在。已经不能满足需求的上升，或以其他方法满足了这种需求。农民的生产单位可能已变成一种适宜的因素，当它在生产农业和工业产品时，所产生的需求。海外市场对于欧洲原始工业的生产好像是不受限制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趋势促使一种新生产制度崛起。
在这五个方面，原工业化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社会经济进化的可能性受到原始工业的环境的限制。这一生产方式的瓦解只有当那些社会经济和组织条件满足时才能达到。原工业化在此条件下，转入以工厂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然而，这种变化并不发生在每一个地区，有一些农村工业地区逐渐滑向衰落，即前面所讨论的“逆工业化”。
原工业化时期的社会演变
家庭的劳动贡献打破了在性别与年龄群之间的劳动分界线，不仅仅由家庭成员在生产范围中的行为所决定，社会行为特别在消费与性生活中男女之间合作的个体性也因外部压力所影响。作为“角色功能”，他们没有与生产、生殖过程分离，虽然在它们的象征意义上似乎是分离了。在社会意义上，在农村家庭手工业者中间，消费方面行为的性别角色并不意味着永久地与劳动分工相联系。男人拥有消费者特权的功能：“挣面包的角色的标志”，而妇女则被限制在家务、照料孩子和准备生活必需品。两性平等的角色是象征性的，这发生在家里或村社内。在农村手工业者中，“平民大众”明显地表明在饮酒与抽烟方面两性的需要是相似的。村社生活中表明不仅在消极的消费方面，它也显示在积极地防卫传统的生活条件方面。在食品过剩和反对不能承受价格上涨的行动中，妇女决不从公众生活中退出，非常多的正是妇女更有意地去反抗。新的生产环境也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财产的约束和家长的控制放松了。正如我们已提到的，选择配偶也以他们的生产能力为基础。因而，它允许在选择配偶上更自由、更私人化、更个体化。农村手工业者从农民村社生活管理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了，这种村社的生活管制是因为他们必须保护财产，以及领主和政府对性与婚姻的行为的控制。在农村手工业者中间，青年生活态度的社会化体现出这种限制的解放。他们仅仅受到他们父母和学校相对小的影响；相同背景出身的未婚青年的群体在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中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样的行为部分是由于农民习俗和习惯有关新婚的传统，但已发生了变化，一度由家长控制的特点在原始工业制度的社会关系下被削弱了。这样，在农村手工业者的背景相同的群体社会化中，纵欲与性生活发展得更自由。这清楚地表现出“婚前性生活”更频繁，这可从许多私生子和婚前怀孕得以证明。这些行为显示出从传统的社会控制中得到更多的自由，但在性生活方面还没有达到“性解放”，进到了感情是“隐私”和“私人的事情”这一步。大部分婚姻仍然是依据传统的求爱和婚前性行为的模式，但经济条件和控制机构已发生了根本的的变化。性关系将是导致家庭的基础的信念已不复存在。男女倾向于平等地被需求的表达引入“公共”领域，正如他们平等地被引入生产领域一样。在妇女增强了她的“社会经济独立性”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劳动者，她能够获得更大程度的公开的行动的自由。一位“不信神的”年轻姑娘说：“为什么我应该谨慎，我需要乐趣。”促成性爱的感情世界的逐渐转变，“纺纱间成为调节青年人性文化的又一重要场所”。在两性总是在一起的地方，在同一房间的温暖，“他们在无序的性交中度过他们的时间”。他们共同关心的是欲望与淫乱，欺骗与盗窃和那些有最污秽的理想形象。
这不仅在象征水平上，它扩大了农村工业工人日常生活的性的意义，改变了性别与年龄群的地位。它导致更低年龄的性活动和增加男女行为模式和性活动中的相似性。“罪恶感”和“性解放”的研究者注意到农村手工业者与农民行为的差异。依据当时观察者，这种男女行为模式形成农村手工业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需要对家庭史的基本点作更多的改变。普通少女在各种方式上理解卖弄风情的艺术有如一个成熟的女人；她们不害羞地坦露胸部和身体的其他引诱人的部位，因为她知道这比全部暴露更能诱惑人。假如年轻的男人仍然抗拒，她会以酒来软化他。假如他不答应她的邀请上她的床，她就会去上他的床。这包含了超过其本身特别内容的历史真实的重要部分，一度更好地说明家庭史学家面临的普遍问题。家庭史学必须在它的观念研究中、在它要求的材料和资料来源方面，试着对“通常的浪漫小说的情节作逆向理解”。
原工业化时期农村家庭因收入有所增加，其消费与生活方式均有所改变。特别作为消费者，他们显示出一定的特性：发展了新的消费习惯，但是也保护了传统的消费标准。他们试图在原始工业条件下，达到工作和满足需求的特殊的结合。农村手工业者使自己卷入公共娱乐；但是，在私人范畴的满足并不与公共娱乐相对立。即使“合适行为”的政府监护人试图通过教会、学校和经由国家和政策的控制实施家庭生活的道德，如节俭、艰苦工作等；但农村手工业者不需要控制作为他们家庭私事的“日常生活”。
当农村工业生产者努力进行他的日常工作时，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保证他的家庭生计，他同样关心他的社会文化的再生，通过公共的交际以及奢侈和引人注目的消费来显示。在工作和社会文化再生的紧密联系中，以其工作时间是依据劳动者们的需要所决定的不规则性所体现出来，特别在工作日和假日的交替节奏方面。农村工业生产者每年的周期仍然更多地与农业收获的年周期相一致，而较少地延伸到教会的年历周期。在工作和空闲时间的不规则性是依据特殊的任务和需要来决定的。在一个工作—空闲的周期结束时，有一个庆祝“圣星期一的节日”的习惯，由星期日开始然后继续下去，有一个放松的星期二和星期三；在另一方面，这周的后半期则集中地努力工作。最后，生产与社会文化的再生可以从工作过程中观察到：纺织工人在织布机旁唱歌。以一种社交的乐趣到与企业相结合的市场中旅行：与工匠或商人交换新闻和礼貌，将交际行为引入经济或服务的交易中。
需求的表达与实现不仅为提供农村工业工人以必要的身体放松或一种心理的补偿起作用，以减轻始终不变的、单调的工作负担所造成的心身的疲劳；除了劳动力的恢复之外，农村生产者的社会文化的再生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它是一种独立的“平民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表现形式呈现出较大的多样性。其中传统的，常常是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原始的”和不同时期的习俗与习惯形成了与新的生活态度的独特的结合。这种新的生活态度产生于原始工业生产者特别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形成了他们在特定的阶级结构中的地位。尤其当经济条件有利时，生产者开始以一种传统的仪式度过其空闲时间，在这种仪式中“平民文化”得到了它的表现。假日、市集和节日结合娱乐、纵欲和交际来度过。当他们饮酒、跳舞、玩九柱戏、玩斗鸡和公共朗诵会时，农村手工业者表现了他们的感官的需要，采用的方式是公共的和社会的象征。对于他们，饮酒不再是私人的享受，而是一种公共的行动。斗鸡包括比一种残忍的、野蛮的嗜血运动更多一些内容，它从一种认真地进行的社会性的游戏中获得它的意义。通过节日、欢宴、游戏和竞赛达到劳动力的恢复，是一种社会的行为；其中农村工业生产者的渴望与需要通过在一种象征性的集体的行动表现出来。显然，当农村工业生产者仿效、吸收和粗劣地模仿这种“象征性的公共的”典型行为时，以便他们在赛马、斗鸡和赛狗活动中显示自己。农村工匠的日常消费模式在许多部分是这种公共的“平民文化”。农村工业生产者有一种倾向，消费“过量的”奢侈品和美味佳肴，例如咖啡、酒、白面包和糖果等，他们也喜爱时髦的衣服和珠宝。这不能被解释为对劳动力的再生是必须的。他们的日常食品是由炖和捣成糊状的食物、蔬菜、黑面包，以及后者被认为是“饥饿者的食物”马铃薯。但这些常常被糖果和其他奢侈品等“过分消费”所补充，只要他们的货币收入允许。
当生产条件变坏和工作更恶化时，咖啡、茶和酒变成了必须的刺激物品。奢侈品消费是一种社会意义的表现；对于农村手工业者，这是一种社会竞争中出类拔萃的形式，在他们自身中间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和阶级之间的一种竞争。在一方面，奢侈消费对于他们“发现一种新的公共意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使得他们能够经历和整理与外界的关系以及帮助他们在其自身及其农民与资产阶级环境之间建立一定的距离。农村手工业者不再采用传统的农民的自给自足的方法，即自己处置自己的地产和物质财富。他们还没有获得或还不需要获得资产阶级文化的象征。布劳恩说：“早期，世袭的地位决定奢华的程度，现在奢华决定社会地位。”即是说，农村手工业者力图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以证明自己社会地位的提高。
正如汤普逊所强调的，原始工业家庭不仅投资相当的量的“感情资本”于它的社会文化的再生，而且也体现出它的货币收入的显著提高。特别从这种“经济”的观点来看，农村手工业者的家庭是“平民文化”的中心点。事实上，家族和家庭未能直接决定“平民的公众领域”的整个文化环境，它肯定是与背景出身相同的群体、邻居和地方市场所在地有紧密的关系的。但是，家庭经济的“劳动—消费平衡”调节和保证了公共和私人范围之间的联系。如果农村工业生产者在货币与交换经济方面的独立性增强了，这种“劳动—消费平衡”会引起在长时期的货币收入的缺乏和短期的快速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后者抵制了所有的关于节俭与向前看的劝诫，在农村手工业者中间出现发展新需求的决定性喜好的表示。这种喜好是“平民文化”的前提条件。
农村工业生产者依靠挣来的货币收入的帮助，构筑他们的生活；依据传统的农民—手工业者家庭经济，这是在资本主义化的市场和交换经济的条件下的所得，能够满足他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比率增加了。他们在一种相对较严格的需求的选择结构中，其中货币还不能扮演公共媒介或调节器的角色。个人需要与利益边缘效用是很难在这种规则系统中互相替代的。因此，需求的最理想满足是通过远见和试图平衡个人需求的“重要的效用”，例如通过预先的用钱的节省等措施，但几乎很难达到。“无忧无虑、轻浮和对未来缺乏关心，驱使他们奢侈地大量花费日常所挣的工资，所有这一切是这类骄奢淫逸阶层的特点。”这种家庭工业生产者以明显的固执坚持消费酒、烟或白面包，而不是选择努力为他们将来的基本需求作准备，甚至当他们的低生活水平，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奢侈”之时。农村社会的演变最终也将促使相应的变革的要求，而导致对产业革命的响应。因此，原工业化时期西欧家庭、婚姻与社会的变化预示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