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震旦大学期间，在樊神甫的严格调教之下，戴望舒打下了牢固的法语基础。但很快，戴望舒对新的文学形式的追求便凸现出来。上课时，他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被奉为经典的浪漫主义文学，学习马丁、缪塞、雨果，但到了私底下，他却将全部热情和精力给了维尔伦、波德莱尔、耶麦、果尔蒙等象征派和后期象征派诗人。这个时期对阅读的主动选择，对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2.同样是在就读震旦大学期间，戴望舒因为一边是严师近乎苛刻的教导，一边自己又喜欢法国文学，法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便有了相当高的造诣。当他读到李思纯翻译的《仙河集》，只觉错误百出，便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写了批评文章《读〈仙河集〉》，把李思纯译本的错漏之处一一指出。但因为李思纯是当时翻译界的权威，戴望舒的批评文章找不到地方发表，于是才催生了他和几位朋友创办《璎珞》。有了自己的刊物，戴望舒便把这篇《读〈仙河集〉》发表了出来。据说李思纯读到之后，终生不再发表译诗。
3.到了法国留学之后，戴望舒便一直在策划西班牙之行。对西班牙文学的热爱使他无法丢开这个念头，诗人的固执、专注和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到法国之初，他一边在巴黎大学旁听，一边又去一所语言学校选修了西班牙语，为将来的西班牙之旅做必要的准备。在法国的窘迫生活中，戴望舒时时梦想着西班牙。他多次写信给施蛰存，希望这位老友能在国内帮他筹集到足够的经费，让他得以顺利成行。但因为筹集款项非常困难，施蛰存也数度回信劝阻。直到戴望舒转学到里昂中法大学之后，施蛰存终于筹到了一笔钱，这笔钱让戴望舒得以在1934年8月22日登上前往西班牙的火车，开始这次长达三个月的旅行。西班牙之旅在戴望舒的一生中，显然是一次重要的旅行，对西班牙文学和文化的近距离体验，令他着迷。尤其是在这趟旅行中，他知道了洛尔伽，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诗人，后来，戴望舒翻译了三十余首洛尔伽的诗作，被奉为诗歌翻译的典范。
4.1936年，戴望舒决定办一本诗歌刊物，也就是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新诗》。在他的设想中，这是一本大气的，具有很强包容性的刊物，“唯才是举”可以说是这本刊物唯一的选稿标准。戴望舒邀约了当时的两位文学新人纪弦、徐迟参与编辑工作，又邀请了卞之琳、梁宗岱、冯至、孙大雨四人，加上他自己，一共五人担任编委。为了向诗坛郑重地，或者更确切地说，隆重地推介纪弦和徐迟，让这两位当时的诗坛新人都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戴望舒数度提出把他们列入编委，或者让他们担任执行编委，虽最终因二人拒绝了这番好意而作罢，但戴望舒扶持新人的热忱可见一斑。
5.《新诗》创刊后，影响力迅速覆盖全国。这时，左联的《新诗歌》也渐成气候。左联发起了“国防诗歌”运动，主张诗歌“以反帝及组织民众鼓吹民众锻炼民众为内容”，“以大众文化为唯一条件，作为形式去传达内容”。作为左联成员，戴望舒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始终坚持把作品质量放在首位，强调诗首先必须是诗。这招致了左翼作家们的不满，他们开始写文章攻击戴望舒，戴望舒毫不示弱，正面做出了回应，对“国防诗歌”这一观念作了严正的批评。
6.因为与左联大多数作家观念不合，《新诗》较少推介左翼作家们的作品。但尽管正在与左翼作家们激烈地论战，戴望舒的《新诗》却并没有对左翼作家关上大门，他依然坚持一切从作品质量出发，对创作出高质量作品的左翼作家，他同样是不遗余力地推介。比如艾青，戴望舒与艾青的文学理念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存在较大分歧，但由于看重艾青的诗歌中展现出的才华，戴望舒还是用很大的力度推介了当时还是诗坛新人的艾青的诗歌。
7.戴望舒编《星座》时，在文学界资历尚浅的萧红和端木蕻良这对夫妇在重庆，戴望舒向二人约稿，与二人建立了友谊。日本人轰炸重庆时，戴望舒立即向二人发出信息，邀请他们赴港生活。他们到达香港后，他又为他们在香港的生活多方筹措，更多次安排聚会，把二人介绍给香港文学圈。萧红去世后，戴望舒写下传世名作《萧红墓畔口占》。而面对凶暴残酷的日本人，戴望舒也绝不吐露端木蕻良的行踪。
8.戴望舒耳闻好友杜衡变节投靠汪精卫政府，惊怒交集，他当即宣布开除杜衡“文协”会籍，并从此与杜衡绝交。不久后，一直被他视为小兄弟的纪弦也随杜衡而去，戴望舒得知后，在给艾青的信中写道：“路易士（纪弦）已跟杜衡做汪派走狗，以前我已怀疑，不对你明言，犹冀其悔改也。”痛心疾首，溢于言表。
9.1940年春天，戴望舒的妻兄穆时英受汪派汉奸头目丁默邨的邀请，回到上海办报纸。戴望舒对人说道：“不必想到他了。走了，不在了，到上海去了。这是他留给我老婆的信。真是糟糕得很！”后来穆时英被暗杀，穆丽娟因为自己的哥哥身亡而悲伤，戴望舒对她说：“哭什么，他是汉奸！”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穆丽娟，但这也正是戴望舒对变节者切齿痛恨的写照。
10.穆丽娟因为对爱情失望，带着女儿回到上海。这时戴望舒才深切地感受到他对穆丽娟的爱，他在香港日日期盼穆丽娟归来。他不断给穆丽娟写信，向上海邮寄各种物品，日记里也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他甚至去了上海，希望能够挽回爱情，但穆丽娟伤心太甚，并没有打算同他复合。这时，上海的汉奸头目找到戴望舒，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组织，条件是一定让穆丽娟回到他身边。虽然爱情不能强求和威逼，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特务组织是有能力把穆丽娟送回戴望舒身边的。但戴望舒回答：“我还是不能那样做。”
11.1941年年底，日本进攻香港，并很快击败英国军队，占领了香港。香港沦陷后，许多文化界人士都撤离了。戴望舒每天在家中，对着他精心收藏的书籍，一会儿把书打包，过一会儿又把包裹解开，坐立不安。徐迟找到戴望舒，说起沦陷后暗无天日的处境，希望约上他一同离港，以免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但戴望舒抚摸着他珍藏的书，回答说：“我的书怎么办？”
12.日本占领香港后，戴望舒没有随大多数文艺名人一起撤离，而是坚持留守在香港。不久，他便被日本密探抓进了监狱。日本人希望从他口中得到“文协”会员的名单，尤其是希望通过他，了解在抗日活动中表现积极的端木蕻良的行踪，还打算让他出面指控端木蕻良。戴望舒在侵略者面前坚贞不屈，任凭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如何施展酷刑，他始终只回答：“不知道。”
13.北京解放后，戴望舒立刻打算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开始新的生活。朋友们劝他，北京冬季的寒冷气候对他的哮喘极为不利，他回答说自己“适宜于寒冷的天气”。这句话已明显违背了常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回到内地的渴望在指引着他。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想再在香港住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