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着头，肯定地说：“那时候，经过孤儿院所在的树林，在小岛边缘的山顶上，有一个高射炮发射台。理所当然，这个发射台使凯恩霍尔姆岛成为军事目标。但它并没对德军构成多大的威胁。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一个炮弹在发射之后偏离了轨道，然后……”他摇着头说，“孤儿院里的孩子们，还有佩里格林女士，他们实在是太不走运了。”
“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的”，我再次表示不认同他的解释。但是，在心里，我其实已经开始动摇了。
“要不你坐下来，我给你倒杯茶，我们慢慢聊？”他说，“你看上去脸色不大好。”
“我只是觉得有点头晕……”
他把我领到办公室，然后出去端茶。我坐在椅子上，琢磨起他的话来。他说，孤儿院被炮弹击中——二楼两间房子的墙就是这样被炸飞的，没错，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合理。但是，佩里格林女士写给爷爷的那封信该怎么解释？那封信是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九六年——寄出的，邮戳上的寄出地是凯恩霍尔姆。如果佩里格林女士二战期间就死了，那她不可能在一九九六年从凯恩霍尔姆岛给爷爷寄出那封信！
马丁回来了，他递给我一个有柄的圆形大杯。“里面加了点东西，”他说，“这是个秘方，能马上让你恢复精神。”
我说了句谢谢，抿了一小口。等我意识到杯子里装的是高浓度威士忌，已经太迟了。似乎有一股汽油涌进我的食道，我的脸立刻变红了。
“这酒的劲儿可真大”，我坦白说。
他皱了皱眉，说：“估计我得去找你爸爸。”
不，我没事的。如果你能再说说空袭的事，那可就太感谢了。”
马丁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关于这个，我有点不明白。你说你爷爷在那儿住过，他从没跟你提到过吗？”
“我也有点不明白”，我说，“我猜，爆炸是在他离开之后才发生的。你记得确切的时间吗？是在二战的前期还是后期？”
“很惭愧地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既然你这么急切地想知道，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吧。我叔叔奥基，他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别看他已经八十三岁了，可说起话来还是和年轻的时候一样尖刻，”说到这里，马丁看了看表。
“如果我们能赶在《老爹特德》开播之前到他那儿，我敢肯定，他会乐此不疲地把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他说。
十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了奥基那张特号的加厚沙发上。与其说我们是坐在上面，不如说是陷在里面；起居室不仅摆放着沙发，还码着一堆堆旧书和装着旧鞋的鞋盒；屋顶同时挂了好几盏灯，但只有一盏是亮的；坐在屋子里，如同身处卡尔斯巴德洞穴。
的确，在这个遥远偏僻的小岛上生活久了，人会变得越来越像老鼠，我心想。
奥基坐在我们对面，上身穿一件磨薄了的运动上衣，下身穿着睡裤。他好像一直期待能有个伴儿，能有人陪他说说话，而不仅仅是为他提提裤子整理衣服。他很快打开了话匣子，先从凯恩霍尔姆岛的气候谈起，然后分析了一下威尔士的时事政局，接着又批判起现在的年轻人，骂他们离经叛道、太不像话。他一边说一边在安乐椅里摇来晃去。看来，我们的到来让他很高兴，他总算找到听众了。
马丁好不容易才让他把话头转向孤儿院被炸事件和那些孩子们的下落。
“没错，我还记得”，他说，“这些人有点怪怪的。偶尔在街上能看到他们，有时孩子们和院长一起，有时只有孩子们自己。他们是出来买牛奶、药品等生活用品的吧。如果你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就把头扭向一边，根本不理会你。他们生活在那栋大房子里，基本上与世隔绝。关于他们的生存状态，岛上流传着各种说法，但没人能肯定。”
“都有哪些说法呢？”
“都不过是胡说八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孩子们和通常意义上的孤儿不太一样。像巴纳多孤儿院，那里的孤儿都是从各个地方捡的，或者是别人送去的；那里的孩子也会上街，但他们出来，都是为了乞讨；他们还会和人聊天说话呢。而这一群孩子，他们太不一样了。他们说的英语都不标准，有些人甚至不说英语。”
“因为他们并非真的孤儿”，我说，“他们是从别的国家逃难而来的，有的来自波兰，有的来自匈牙利，有的来自捷克……”
“是吗？”奥基冲我竖起眉毛，“有意思，我可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
他有点温怒，好像我装出比他懂得多的样子，是在故意侮辱他。他可能认为，这是他的地盘，我怎么可能知道得比他还多呢？
他的椅子晃得更快，声音越来越大。如果当年爷爷和孤儿们在岛上受到的都是这样的待遇，难怪他们要与世隔绝、远离凡尘了，我想。
这时，马丁打破了尴尬。“叔叔，那次爆炸是怎么回事呢？”他问。
“哦！别着急。是啊，那些该死的德国佬，我一辈子都记得他们！”接着，他绕了一个大圈，从凯恩霍尔姆岛在德军空袭威胁之下的恐慌景象说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响个不停，恐慌的人们四处寻找庇护场所；夜幕降临，志愿者挨家挨户检查，看灯是不是关了，街灯是不是灭了，以防止岛上的目标暴露在德军飞行员的视线之内。德国人认为，威尔士内陆的港口和工厂才是重要的袭击目标，他们从没想过会受到地面反击，也没把凯恩霍尔姆岛的高射炮发射台当回事。不过，凯恩霍尔姆还是没能逃过劫难；一天晚上，德国人的炸弹扔下来了。
“炸弹落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响声”，奥基说，“就像巨人正在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向我们走来。爆炸持续了很久，但感谢上帝，镇上没有人死亡。在这里，不得不说说那些可爱的小抢手们，他们给与了敌人有力的还击。还有孤儿院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一颗炸弹就要了他们的性命。他们是因不列颠而死；不管他们来自何方，上帝都会保佑他们。”
“你还记得空袭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在战争早期还是晚一点？”我问。
“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他说，“那一天是1940年9月3日。”
我觉得天旋地转，似乎屋子里的空气都跑出去了。我再次想起了爷爷苍白的脸，他艰难地翕动着嘴唇，说出的正是这几个词：1940年9月3日。
“你——确信一定是那天吗？”
“我从不打仗”，他说，“只有那一年，那天晚上是我这辈子打过的唯一一仗，我当然不会记错。”
我一下子呆住了，六神无主。这实在是太奇怪了。我怀疑有人在和我开玩笑；这个玩笑荒诞离奇，但一点都不好玩，是谁做出这个恶作剧的？
“难道孤儿院连一个幸存者也没有吗？”马丁问。
老头注视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既然你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他说，“我估计是有的。只有一个。是个小伙子，比这孩子大不了多少。”
他停止了摇晃，似乎想起来了。“第二天上午我在镇上看到了他。他身上没一处伤痕，而且显得一点也不难过。可能他亲眼目睹了同伴们被炸死的情景。这是最让人费解的地方。”
“他可能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马丁说。
“我也这么想”，奥基说，“他只说过一次话，问我父亲下一趟开往内陆的轮渡什么时候出发。他说，他想立即拿起武器，把那些害死他伙伴的恶魔杀个精光。”
奥基的故事开始变得和波特曼爷爷所讲的一样荒诞不经，但我找不出怀疑他的理由。
“我知道这个人”，我说，“那是我爷爷。”
他们惊讶地看着我。
“好了”，奥基说，“愿天使保佑我。”
我跟他道歉，然后起身告辞。
看到我情绪不佳，马丁主动提出来要陪我走走、送我到酒吧。我婉言拒绝了；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那你得尽快来找我”，他说。
我答应了他。
我独自一人穿行在凯恩霍尔姆港的夜色中。港口灯光摇曳，空气散发出一股咸味，炊烟正冉冉升起。站在码头的尽头，看着月亮正从海面缓缓升起，我心中涌起千般感慨。那一天，爷爷就是站在这里，等待着一艘能带他逃离的小船。
十二岁那年，为了躲避战乱，他从波兰逃到凯恩霍尔姆，但几年之后，德军的炸弹还是在他头顶爆炸了。所以，他要逃离这里，逃离所有关于苦难、战争和死亡的记忆。
是的，他之所以离开凯恩霍尔姆，不是为了躲避恶魔，而是为了逃避记忆。这里没有恶魔。在地图上，凯恩霍尔姆比一粒沙子大不了多少，又有云雾缭绕的岩石山、悬崖峭壁和汹涌的波涛保卫着，恶魔不可能侵入这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恶魔。
多少年来，爷爷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他宁可编造出恶魔，也不愿让我知道他所经历的苦难和战争的残酷。
这就是真相。
远处，柴油发电机的嗡嗡声正在慢慢减弱；港口的渔灯和远处的街灯闪了几下便熄灭了，身后，居民们窗户里透出的灯光也逐渐熄灭。十点到了，整个岛屿重归寂寞。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不知这将是怎样的一幕？整个小岛，闪烁了一会儿便突然幻灭，似乎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宇宙中超新星诞生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吧？
月亮升起来了。面对辽阔的海面空旷寂寞的沙滩，月亮下的我，渺小得还不及一粒尘埃。
踏着月光，我回到酒吧。爸爸还在原来的桌子旁等着我，桌子上放着一盘只吃了一半的牛肉和奶酪。
“你可算是回来了，”爸爸边说边把盘子推向我这边，“这是为你留的饭，雅克。”
“我不饿”，我回答道。说完，我把今天打听到的关于波特曼爷爷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他听完后，看上去并没有觉得意外，反倒是生气了。“我就不信他从没提过空袭的事”，他说。
“真的一次也没有”，我说。
我能够理解爸爸为什么生气。像战争和死亡这样的事情，作为祖父，波特曼爷爷瞒着不告诉年幼的孙子，体现的是慈爱；但作为父亲，这么多年他一直对自己已经成年的亲生儿子守口如瓶，怎能不让爸爸生气？
我试着把话题引向积极的方向。
“他所经历的每件事，都让人惊奇，不是吗？”
爸爸点点头。“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他。”
“波特曼爷爷可真能保密啊，你不觉得吗？”
“你真的还只是个孩子吗？他可是个强大的男人，除了容易动感情。”
“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不能解释，比如，为什么你小的时候，他那么疏远你。”
爸爸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必须尽快证明我的看法，否则他会批评我多管闲事。“战争已经让他两次家破人亡了，第一次在波兰，第二次是在凯恩霍尔姆。因此，当你和苏西阿姨来到他身边……”
“第一次丑事败露，第二次他就知道害羞了？”
“我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他并没有欺骗奶奶？”
“我不知道，雅克。我从不相信事情有那么简单。”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呼出的水汽在酒杯里结成一团雾。
“但是我想，所有这些事情，能解释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你能和爷爷那么亲近。”
“好吧……”
“他用了五十年才克服对于家庭的恐惧。而你刚好出生在一个正确的时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难道我能对他说“我很难过，你的父亲并不像一个亲生爸爸那样爱你”？我说不出口。我和他说了声晚安，然后上楼，爬到了床上。
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毫无睡意。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我在想那两封信，其中一封来自“第三者”，被孩提时的爸爸和苏西阿姨发现了；另一封来自佩里格林女士，虽然写于十五年前，但直到一个月前我才看到。一个假设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我兴奋得更加难以入睡了：这两封信，是否出于同一个女人之手？
佩里格林的来信，邮戳是一九九六年的。但是，她的的确确已经死于一九四零年的一次空袭。我能想到的解释，只有两个：要么爷爷一直和一个死人保持书信来往，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要么，这封信不是佩里格林亲笔写的，有另外一个人在冒充她的身份给爷爷写信。
做人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冒充别人？因为见不得人，因为是“第三者”。
也许，这趟旅行，我只能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爷爷是个奸夫；他谎话连篇，一直瞒着家人和别的女人鬼混。临终时，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话，是想告诉我他的第二个家庭和他所干过的那些恶俗的事儿，比如与人通奸。造成这一切的真实原因是，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战争让他两度家破人亡，以至于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拥有和维系一个完整的家庭，自然也做不到对于家庭的忠诚。
但这只是推测；我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岛上又无人可问，因为知道答案的人很早以前就死了。
就在一天之内，我发现我的旅行变得毫无疑义。
后来，我还是睡着了，但睡得很不安稳。拂晓时分，卧室里一阵轻轻的响动将我吵醒了。为了看清楚是什么，我翻过身，从床上坐了起来。我看见了一只大鸟，它栖息在衣柜顶上，眼睛正看着我。它头顶的羽毛是灰色的，光泽而明亮；它站在衣柜的边缘，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似乎想把我看得更清楚些。我也紧紧地盯着它，心里怀疑这是不是在做梦。
我大声叫着爸爸。听到我的声音，它从衣柜上飞了起来，扑闪着翅膀，掠过我的胳膊和脸，很快消失在窗外，我甚至来不及再看它一眼。
爸爸推门进来了，他睡眼惺忪，一边打着哈欠一边问：“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让他看衣柜上的爪印和地上的一根羽毛。
“上帝，这事有点邪门啊！”他一边翻转着羽毛一边说，“隼可从来不会这么接近人类。”
我想我可能是听错了。“你说，这是隼？”
他举起那片羽毛，仔细端详着。“的的确确，是游隼”，他说，“真是太迷人了，它们是地球上飞翔速度最快的鸟类。它们就像变形者，飞翔的时候，它们可以通过变换体型调节速度。”
佩里格林女士，游隼，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两个名字的发音和拼写都是一样的。这只是巧合吗？可我为什么觉得怪怪的？这里面一定有原因，但我还是拿不准。
我起床了，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计划着今天要做的事情。我想，如果探索就到此为止，我是不是过于轻易地放弃了？尽管这里再也找不到认识爷爷的人，但那栋房子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很有可能，那里还保留着和爷爷有关的物件，比如信件，比如相册，还有日记。当然，这些东西可能七十年前就已经在空袭中被烧毁，即便躲过这一劫，现在也已经烂掉了。不管怎么说，找到这些物品的希望很渺茫，可我知道，如果不去找一遍就离开这里，我将来一定会后悔。
就这样，在凯恩霍尔姆岛唯一的酒吧，一个敏感的小男孩终于作出了决定。他曾饱受噩梦的困扰，见过怪异的藤蔓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老宅，还看到过并不存在的东西。在告别所有的梦魇和恐怖之前，他要亲自去看一眼那栋诡异的废弃旧宅，那个令十几个孩子最终丧命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