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死去后的一连好几个月，生活对我来说，每一天都几近煎熬。我成了人们闲谈和议论的对象，只要是耳朵能及的范围，都有关于我的闲言碎语。经常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来找我，有的是因为好奇而想打听个究竟，有的是热心肠，想帮我分析原因。我不得不一次次向人讲述那天的经过，任凭人们投来或是同情或是怀疑的目光。
在爸爸妈妈眼里，我则是个易碎的“传家之宝”。为了不让我再受到刺激，他们甚至不敢像以前一样当着我的面吵架。
夜里，我经常从从噩梦中尖叫着醒来。为了防止做恶梦的时候磕断牙，我不得不戴着护口器睡觉。但只要闭上眼，丛林里那张长满触须的嘴巴就出现在脑海里。我确信是它杀害了爷爷，而且它很快就会冲着我来。我经常产生错觉，走路时，我觉得它就躲在路边的树底下；停车时，我觉得它正猫在停车场上哪辆车的后面，或者隐藏在车库的阴面。
我不敢再迈出家门一步，甚至连取报纸这样的事情也推给了别人。睡觉的时候，我裹着一堆毯子，躺在洗衣房地板上，因为洗衣房是唯一没有窗户的房间，而且可以从里面反锁。在家人为爷爷举行葬礼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把自己关在里面，坐在干燥机上，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日没夜地玩网络游戏。
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自责，后悔当初没把爷爷的话当回事儿。所有人，包括我，都认为爷爷精神错乱，觉得他是胡言乱语。我终于体会到了他当时的感受，因为我现在面临着和他一样的处境。尽管我曾尽最大努力让人们觉得我讲的事情是科学合理的，但往往是被他们当成疯子。有天下午，警察来了。我一五一十地向他讲述事情经过，甚至包括那个怪物的样子。他只是应付地点头，并不作任何笔录。等我说完，他便转过头，问爸爸妈妈有没有送我去看医生。我只能无奈地告诉他有人找我，说罢起身准备离开。
这时，爸爸妈妈终于发火了。这是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对我发火。我也毫不示弱。我怒斥他们把爷爷当成累赘，爷爷一死，他们终于可以解脱了；我哭着说，我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关心爷爷的人。
警察和爸爸妈妈在外面嘀咕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带来一个人。那人自我介绍是警察局的素描师。他拿出一张白纸，我一边描述那个怪物，他一边画，还不时停下询问细节。
“它长了几个眼睛？”
“两个。”
“大功告成”，他说；似乎恶魔对他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玩意儿，动几下画笔便可勾勒出来。
我看了一眼他的作品。画纸上那个东西，除了嘴里多长了几条舌头，其它的地方和一个正常人没有两样。我想他可能是为了抚慰我而故意画成这样吧，因为最后他甚至说把草图留给我。
“可是，你们不需要保留存档吗？”我问。
他皱了皱眉，和同伴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哦，当然需要。你看，不知我刚才想什么去了。”
这对我而言，简直是一场侮辱。
即便是我最好、唯一的朋友——和我一起去过现场的瑞奇，也不相信我的话。他说什么也没看见，而且赌咒发誓。借着我的手电光，他那天可是把恶魔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更何况还是他报的警。
我们都听到过狗吠，根据这一点，警察得出结论：爷爷是被野狗咬死的。几个星期之前，与“环形村庄”相邻的“世纪丛林”就发生过一起相同的事故，一个女人被一群动物咬死且分食，现场惨不忍睹，而且也是在晚上。
“正因为在晚上，所以谁能断定那就是野狗？”我向瑞奇争辩着。瑞奇不停摇头，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大致意思是我需要去看精神病医生。
“精神病——你竟然用到这个词”，我说，“谢谢你，瑞奇。能有你样同甘共苦的朋友，我可真是太走运了。”
那是一个下午，太阳正在落山。我们坐在我家的屋顶板上。瑞奇叼着烟，卷曲双腿，交叉双臂，蜷在椅子里，像根弹簧。那张椅子贵得离奇，是爸爸妈妈有一次到亚米希部落旅行的途中发现的。在我家，瑞奇总是显得有些不自在。但是那个下午，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次让他感到不自在的，不是我家的富丽堂皇，而是我本人。
“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他说，“如果你再跟人说恶魔的事儿，就会有人把你强行带走。那时你可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才艾德了。”
“别那么叫我。”
他扔掉烟头，向栏杆上吐了一口痰。
“你难道一边抽烟，一边嘴里还在嚼着烟叶？”我厌恶地瞪着他。
“那你又是什么东西？”
“最起码不像你这个十足的蠢蛋。”
瑞奇平时不怎么介意我跟他开玩笑，但这句话还是超出了他的容忍限度。他从椅子里钻出来，狠狠推了我一把，我差点从屋顶跌了下去。我冲他叫骂，让他滚蛋，却发现他已经走了。
再次见到他，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原来所谓朋友，也不过如此。
后来，爸爸妈妈终于扛不住，还是把我交给了精神病医生。他叫戈兰，沉默寡言，有着橄榄色的皮肤。我丝毫没有反对，因为我确实需要帮助。
我以为自己病情复杂，但戈兰医生对我进行诊断的进展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他面色沉着、不带任何表情，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像在进行催眠。我到他那里去了才没几次，他的诊断结果就出来了。他认为，所谓怪物，是我在大脑受刺激的情况下产生的幻想；爷爷的去世让我过于悲伤，所以产生了幻觉。戈兰医生进一步解释说，爷爷讲过的故事在我头脑中形成了关于怪物的最初印象，而亲眼目睹爷爷死亡又让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因此，我才以假为真。
他甚至用了这样一个专业术语来定义我的病情：应激反应过度。
“我一点也没觉得好玩”，妈妈说。戈兰医生的诊断让她总算松了口气。因为不管我得的是什么病，听起来都比“疯了”这个词让她觉得舒服一些。
尽管不再相信有恶魔，可我的身体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夜里噩梦不断，白天焦躁不安，疑神疑鬼，甚至无法与人正常交往。爸爸妈妈不得不请了个家庭教师，我不用再天天上学了。最后，他们还让我退出了“小额援助”项目，因为恢复身体是我唯一的“工作”。
很快，我决定连这个“工作”也不干了。因为在我的情况稍稍好转了一些之后，戈兰医生所做的事情就只剩下开药方了。
“还做恶梦？这种药就是专门对付它的。在校车上觉得心慌？这个应该有效。还是睡不着啊？把这个按时按量服下，保准你能入睡……”他说。
服药后，我很快发胖，变得反应迟钝；但我的痛苦并没有减轻，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我开始向戈兰医生撒谎。尽管脸上天天挂着眼袋，尽管听到突然的响声还是会吓得像猫一样跳起来，我还是尽量装出一副好得差不多的样子。我编造梦境，尽量把梦里的情景说得平淡、简单，和正常人所做的梦一样，比如梦见在牙科诊所，梦见自己飞起来了，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出现在学校里。
他打断我，问道：“梦到怪物了吗？”
我耸耸肩说：“连根毛都没见着。可能我已经痊愈了，是吧？”
戈兰医生敲了几下笔，然后开始写着什么东西。“希望你不是只拣我喜欢听的说”，他说。
“当然不是了”，我一边回答他，一边注视着诊室墙上挂着的各种证书。这些证书足以证明他在心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专业程度，包括如何判断一个十几岁的应激反应过度者是否在撒谎。
“你说点实话吧”，他放下笔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个星期你一次都没梦到它？”
我撒谎的本事确实很蹩脚。为了不被他戳穿，我只能承认。
我回答说：“也不是；好像梦见过一回。”
真实的情况是，那星期的每个晚上我都会做梦，每次都梦见大致相同的场景：那是薄暮时分，窗户外面，琥珀色的光线正渐渐隐去。我蜷缩在爷爷卧室的一个角落，举着一把粉色的儿童玩具手枪，枪口正对房门。在床的位置，一台自动售卖机若隐若现。自动售卖机里摆放的，不是糖果，而是一列列锋利的战术刀和穿甲手枪。爷爷穿一身英国军装，正在往投币口塞钞票，但要塞进去很多张钞票机器才会吐出一把枪，而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最后，总算有一只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在柜子里旋转着快要出来了，却被卡在了出口处。爷爷用依地语骂了几句，对着机器踢几下，跪在地上，把胳膊伸到机器里，想要把手枪拽出来，没想到却被卡住了手。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它们。它们长长的黑触须在窗户玻璃上扭动爬行着，正在寻找入口。我把玩具手枪对准它们，扣动了扳机，但无济于事。爷爷疯了似的咆哮着喊道：
“去找那只鸟，还有圆圈。雅各布你听到了吗？你这该死的蠢货……”
随着啪的一声，窗户被打碎了，玻璃渣撒了一地。紧接着它们钻进来了，一个个伸着长长的黑触须向我们扑来……
梦到这里，我哭着醒来了。我的心跳时快时慢，胃里发出一阵阵痉挛。
关于梦境的内容，我向戈兰医生讲了不下百遍，但他不嫌麻烦，每次都要让我重新描述。他似乎在对我的潜意识进行交叉质证，希望能找到之前没发现的线索。
“在梦里，你爷爷说了什么没有？”他问。
“每次他都说同样的话”，我说，“每次都会说鸟、圆圈和老人墓。”
“这是他临终时说过的吧。”
我点头。
戈兰医生五指合拢，托着下巴，摆出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标准姿势。“你觉得这些事物隐藏着什么含义？”
“这哪能有什么意义啊！”
“尽管你这么回答我，但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本意。”他说。
我多么希望自己一点也不在意爷爷临终前说的那几句话啊，可我做不到。它们和夜夜不断的噩梦一起，折磨着我，快要把我吞噬。我宁愿爷爷把这些告诉了别人，甚至心里有点责怪他——为什么非要让我知道呢。
但戈兰医生坚信，如果能弄清这几句话的真实含义，我就不会再受噩梦的折磨。于是我开始围绕着那几个单词冥思苦想起来。
波特曼爷爷临终前说的话，有一些的含义是明确的，比如那个小岛。他童年有过被恶魔追杀的经历，逃到岛上才侥幸活命；现在他担心恶魔来找我，因此理所当然地说那是唯一能让我免受恶魔伤害的地方。
爷爷临终前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应该早就告诉你的”。我想他可能干了一件大事，但来不及告诉我。他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让我好顺藤摸瓜找到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这应该就是“圆圈”、“老人墓”和“爱默生”这几个词的真实用意。
有一阵子，我理解，所谓“圆圈”可能是“环形村庄”里的一条街，因为“环形村庄”就是由一条条环形的胡同组成的。而“爱默生”，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很可能是一个和爷爷保持书信联系的老人；没准他就生活在“环形村庄”的某条胡同里，而且房子旁边有块墓地；他还保留着爷爷的一封信，信上的落款日期是1940年9月3日；而只有这封信能解开爷爷的秘密，因此我一定要找到它。
我知道这样的解释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没想到更疯狂的事情还在后面。
我在互联网上搜索“环形村庄+爱默生”，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我径直来到“环形村庄”社区中心。一群耄耋老人正在那儿玩推圆盘游戏，一边玩游戏一边讨论谁谁谁近来做过什么手术。我问他们墓地在哪儿、有没有人认识一个叫爱默生的。他们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多长了一颗脑袋。原来，“环形村庄”根本就没有墓地、没有一个叫爱默生的人，也没有用“圆圈”二字命名的地方，比如“圆圈路”、“圆圈大道”等等等等。总之我的设想彻底落空。
戈兰医生鼓励我继续展开联想。他建议我调查一下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这个名叫爱默生的人曾经是一位着名诗人。
戈兰医生说：“他写过很多信，没准你爷爷所指的就是他。”
戈兰医生的一番话又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但这次我决定摆脱他。于是，在一个下午，我缠着爸爸，让他顺便把我捎到了图书馆。
在图书馆，我很快查明，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确实写过很多信，而且都已结集出版。但几分钟之后我就被自己的愚蠢逗乐了：首先，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出生和死亡的年份都在19世纪之内，因此他不可能收到一封落款日期是1940年9月3日的来信；其次，他的诗歌充满神秘的气氛，而我爷爷并不是一个痴迷的诗歌爱好者，不大可能对他的诗感兴趣。
我发现爱默生的作品还能起到催眠的作用。那天下午，我在图书馆抱着他的散文集，埋头看那篇《自信》，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还流出了哈喇子，而且，那天下午，我再次梦到那台自动售卖机，这已经是一星期之内第六次做那个梦了……
我从噩梦中惊叫着醒来，然后被从图书馆赶了出来。我再次诅咒戈兰和他那套该死的愚蠢理论。
几天后，我们做了最后一件后来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我们家族一致通过，决定卖掉爷爷在“环形村庄”的房子。为了能卖个好价钱，在有意向的买主前来看房子之前，先得把房子里里外外收拾干净。戈兰医生认为，根据“暴露疗法”的相关理论，如果让我再次直接面对爷爷去世的场面，或者看看和爷爷在世时的生活有关的场景，也许我能够突然痊愈。爸爸听取了他的建议，让我跟着他和苏西阿姨一起去打扫爷爷的房子。
我们到了爷爷的房子前。爷爷出事之后，警察就在屋旁的灌木上安装了监控录像仪；门廊上，纱布已经被撕成碎条，在风中轻轻飘动；在路边，租来的大垃圾箱正准备随时将爷爷的遗物收纳、运走。
爸爸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奇怪的是，看到这一幕，我并没有恐惧害怕，只是心中生起无尽的悲凉和感伤。
事实证明，看到和爷爷有关的物品，我并没有像他们担心的那样被吓得口吐白沫、疯癫发狂。爸爸和苏西阿姨总算松了口气。于是我们开始干活。
我们狠下心来，拿着垃圾袋，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包收起，书架、柜子、过道都被清理一空，甚至连家具下面积攒了几年的灰尘也没能幸免。我们整理出来的包包和袋子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不得不说，爸爸和苏西阿姨都不是什么重感情的人。爷爷的物品，除了一小部分要留下来，大部分将被他们装进门外那个庞然大物，垃圾场才是它们最终的归宿。
爷爷生前收集的《国家地理》杂志，码在一起足足有八英尺高了。曾几何时，我一边看这些杂志，一边想象着自己在日内瓦和一帮人打泥仗的情景；曾几何时，我幻想着自己在佛国不丹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远古时期的城堡……这些杂志，曾给我带来多少欢乐和美好的憧憬！
我央求爸爸和阿姨把这些杂志留给我，却被无情地拒绝了。
我想要爷爷生前那些老旧的保龄球衫，爸爸说：这几件衬衫式样太滑稽了，有什么好留下的。
我想要那台手风琴和78S乐队的专辑唱片，爸爸说：有人已经答应要出高价买下了。
我说：那就把那个装枪支的柜子留给我吧。因为那是爷爷生前最重要的宝贝。
爸爸说：你还是个孩子，不是吗？希望你只是说着玩的。
……
爸爸，你越来越没心没肺了。我说。
意识到我们父子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苏西阿姨悄悄走开。
“我只不过是现实了点。换成是别人也会这么做的，雅各布。”
“是吗？那你将来死了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也可以把你写的那些手稿点火一烧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