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瓦拉奇的一个客户是曼哈顿上城区乐土餐馆的老板，借高利贷赌博一输再输，主动提出把餐馆的股份让一半给瓦拉奇。“我说先容我想想。这家伙——他的名字叫艾狄——不是傻瓜，我得调查一下他的餐馆有没有债务……我又去那里蹲了几天，找酒保、店小二聊，找客人们聊。最后弄清楚了，连店堂带生意一共值1.8万美元，扣掉他欠我的3500美元，我再给他5500美元，就当上了乐土餐馆的半个老板。……艾狄说生意上的事不用我操心，等着拿钱就是了。但我还是三天两头地去，带朋友吃饭，带客户谈生意，还请来一个新的大厨。不过，我那半个老板只能在暗地里当，因为我有犯罪前科，如果我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列在上面，餐馆的营酒牌照就会被吊销。你知道，卖酒水比卖饭菜来钱。所以我和艾狄私下里签了一份契约，让他老婆做的见证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餐馆挣钱不少，这些钱在税务的账面上都必须有个交代。瓦拉奇急需一个做掩护的收入来源。正好，一个同样的情形给他带来了一家服装厂。
马蒂的服装厂在布郎克斯展望大街595号，就叫了个展望服装厂。他是我的老主顾，旧债新债加起来一共借了好几千。但他从不拖账，每到星期五一准儿把钱送过来。忽然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宽限两周，两周过了，又要再宽限一周，我就去了。我说：“马蒂，怎么回事？”才知道客户嫌他的机器老，不愿给他活儿了。我到厂子里转了一圈，照我外行人的眼光，那些机器看上去都蛮不错的。马蒂猴精，他猜出了我的心思，说你若帮我一把，把这关过去了，这厂子就算咱俩的。我去找他的客户谈，对方说，只要马蒂换了新机器，他保证把活儿给得足足的。
…………
除去马蒂欠我的钱，我又投进去1.5万美元。我们要买那么多我从没听说过的机器。
马蒂很在行，他搞进一批二手货，再这里修修那里弄弄，就像模像样地开工了。我不仅不用操心生意上的事，也不用操心税务局了。
这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叫唐纳德，从此梅尔卓被拴在了家里，再也没心思陪我出去应酬。天长日久，我就在外面养了一个情妇，叫罗拉。我给她单租了一套公寓，还时不时地给她买衣服首饰什么的。
约瑟夫·瓦拉奇同时经营着他的彩券、高利贷、餐馆和服装厂。他生性中没有安分守己那根筋，等各项业务都上了轨道，又开始动赛马的心思。
提审瓦拉奇的司法人员们都说，赛马可能是瓦拉奇唯一真正喜欢做的事。每当讲到赛马，他就会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在狭小的审讯室或牢房里来回踱步。说到精彩处，便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指手画脚。
一直到1937年，我还以为赛马不过是为了决定彩券的中奖号码。后来跟人去过几次赛马厅，下注的时候，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地给你支招儿出点子，但我差不多就没有赢过。那年冬天，我带着梅尔卓，跟豁嘴和另外几个“科沙·诺斯卓”的人一起去佛罗里达度假。有一天在跑马场，梅尔卓下了两美元的赌注，只因为她喜欢那匹马的名字，我和豁嘴使劲取笑她，旁边一位老头儿说：“别听他们的，夫人，我看你的眼力不错。”嘿，真让他说着了，那匹马赢了。梅尔卓赚了200美元。
我算是彻底服了。我诚心诚意地对老头儿说：“老人家，谢谢您指点我太太，这是我们在这里赢的第一票。”他说不用谢，我就是看见你们把她弄得紧张兮兮的，想帮她一把。
我问：“这些比赛的胜败都是事先就定好了的？”他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说：“你是新手吧？”我说是，他笑了，说：“这么说吧，你要记住的第一点就是，即便有人想操纵比赛，在真正的较量中，也可能有他无法控制的因素，或出现他无法预料的结果。”他讲了一件事，说有一个人有八九匹马，从来没有赢过，为什么？因为有一种不定期举行的鼓励性比赛，参赛的马必须是在该年度中从来没有赢过的。那人的马全都符合参赛条件，而且他买通了其他的马主，总之，他的马全被排在了同一场比赛里。这是一种不可能输的情形，一场下来，他可以稳稳当当地赚20多万美元。比赛开始了，他内定的赢家一路领先，谁知在一个转弯时马失前蹄。结果，那家伙差点儿倾家荡产。
“哇！”我说，“我懂得您的意思，但是您怎么会知道我太太赌的那匹马会赢？”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我并不知道它准赢，但我了解一些它的情况。一个小马倌告诉我，它的实际速度比报纸上登的快3秒。也就是说，他们在提供这匹马的数据时隐瞒了它的真实成绩……你要是真想用心钻研这一行，就得成天泡在马厩里。”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后来这里的赛季开始时，我又在纽约见到了那老头儿，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几位朋友，个个都是行家。他真是一个挺不错的老头儿，所以我不打算告诉你们他的名字。
约瑟夫·瓦拉奇也成了行家，而且在“科沙·诺斯卓”里小有名气，连他的上司们在下注时也不时地跟他讨个主意。不久，瓦拉奇有了自己的马匹，他很舍得在这些牲口身上下功夫花本钱，对它们的钟爱胜过了老婆儿子甚至情妇。但他实际上并没有靠赛马赚多少钱，因为他要他的马每场都赢，几乎从不理会其他人试图和他联手操纵比赛的要求。
战争来了。“我指的是日本人轰炸我们的战争，不是‘科沙·诺斯卓’的内讧和争斗什么的。”瓦拉奇很认真地加上一句。“现在，彩券业和高利贷江河日下。工作多了，钞票多了，谁还会来向你借贷？彩券更糟糕，你知道为什么吗？只有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彩券业才会兴旺。买彩券的都是些穷人，他们想钱想疯了，又没有别的法子挣钱。”在此之前，瓦拉奇已经卖掉了他在乐土餐馆的股份，“那一带搬进来很多有色人种，他们的口味和我们不一样。”只有展望服装厂还红红火火的，因为接到了军队的订单。
“科沙·诺斯卓”的成员们纷纷另寻门路。瓦拉奇的两个好朋友弗兰克·利沃赛和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即豁嘴，开始从墨西哥贩运吗啡，再制作成海洛因。他们曾邀请瓦拉奇加入，“我当时一点也不懂毒品，所以没有兴趣。”不到一年，弗兰克和豁嘴就进了监狱。十年后刑满释放，豁嘴即被遣返意大利。
一天，一位加油站老板来找我，说：“约瑟夫，你路子野，能不能给我搞点汽油票？”战争期间首先保证军需，民用汽油实行计划供应。我当时不知道，“科沙·诺斯卓”里头已经有人在开始做黑市汽油票了。你看，这个加油站老板就比我消息灵通。自从卡索兰蒙战争之后，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尽可能地和“科沙·诺斯卓”保持距离，但是现在，这一点恐怕很难做到了。
汽油票有各式各样的，主要是加仑数不同，从1加仑到20加仑不等。我让他把想要的种类和数量写下来，还有他愿意出的价钱。我开始往各处打电话。几天后，一个叫弗兰克·露其亚诺的——一样的姓，但是和查理·露其亚诺没有关系——说他手里有货，两边的价钱一比较，我能赚189美元。这不算一单大买卖，只有1万加仑汽油。但是我做了什么？一个人给我钱，一个人给我票，我只是在中间一倒手。我对自己说，这桩生意我做了。
和弗兰克·露其亚诺的第二单买卖是10万加仑，我净赚1700美元，价格忘了，只记得利润。加油站拿到汽油票以后，就可以倒卖黑市汽油，价格高出近一倍，仍然供不应求。两次交道一打，弗兰克成了我的合伙人。到后来，我也只是做批发和大宗的买卖。从1942年中至1945年，我一共赚了20多万，算是小打小闹。“科沙·诺斯卓”里头靠黑市汽油票做到上百万的人有的是。这种生意太需要有像“科沙·诺斯卓”这样的组织了，因为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许多假票。
真正的汽油票是从物价办公室里面偷出来的，“但是‘科沙·诺斯卓’不会做这种事，这种危险的事都留给那些专事偷盗抢劫的个体团伙去做。他们偷来了汽油票再卖给我们，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庞大的批发销售渠道。”失窃事件越来越多，有的物价办公室便在下班时将汽油票送进银行保存，结果是许多工作人员监守自盗，再在黑市上出售。再后来，回收汽油票也出现在黑市上。按理说，加油站和车库等上交的汽油票应该当即销毁。但是，用瓦拉奇的说法，“没有多少被扔进火里。”“科沙·诺斯卓”买通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让这些汽油票中没有过期的部分又回到了市场上。同时，黑社会还操纵了战争期间的其他一些紧俏商品，如肉、糖、奶制品等等。
当时黑市汽油票的市价一般是三到五美分1加仑。据物价办公室估计，整个战争期间，平均每天的黑市汽油票交易达250万加仑。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切斯特·波尔士就此发表公开讲话，敦促全国人民抵制黑市，说：“前方将士的生命就维系在这成千上万加仑的汽油上。”
约瑟夫·瓦拉奇用黑市汽油票倒来的钱又买了一匹赛马，还在2街和111道盘下一家爱达餐厅。“这真的是一家很不错的餐馆，我付给大厨的工资每周250美元，二厨175美元。”当时一个警察的工资才每月200多美元。
1945年年初，瓦拉奇接到一个电话。“嗨，约瑟夫，你听说了吗？”
“没有。”
“维克多回来了。”
维克多·靳诺万斯是被警方引渡回来的，还是为了十年前那桩谋杀案。
1935年，维克多伙同露其亚诺家族的一个纵队长先后两次从一位做正经买卖的商人那里一共诈骗了16万美元。帮助他们行骗的一个恶棍叫斐迪南·波西亚，外号阴影。维克多们原先答应事成之后付给阴影3.5万美元，但后来翻脸不认账。阴影是个老油子，成天跟在维克多们的屁股后面不依不饶地追债，还和朋友威廉·盖洛一起砸了受维克多“保护”的一家酒店。维克多们遂起杀心。枪手之一叫鄂尼斯·鲁坡罗，他的任务是等阴影被做了之后，再干掉威廉·盖洛。
阴影被秘密谋杀，连尸体都处理得干干净净。鄂尼斯·鲁坡罗得信后即对威廉·盖洛下手。但让威廉侥幸逃脱，只受了一点轻伤。
警方根据威廉·盖洛的证词逮捕了鄂尼斯·鲁坡罗，并传讯维克多·靳诺万斯，致使维克多亡命意大利十载。
1944年，鄂尼斯·鲁坡罗保释出狱后不久，又被牵扯进了另一起未遂谋杀案中。保释期间触犯刑律是要被重判的。因为维克多·靳诺万斯已有近十年无人见其踪影，鄂尼斯决定斗胆向警方供出阴影斐迪南·波西亚被谋杀一案，以换取从轻发落。鄂尼斯只有间接证据，不足以对维克多·靳诺万斯提出起诉，他于是又招出了另一名证人、阴影被杀时的现场目击者彼特·拉坦帕。这个彼特·拉坦帕就是20年前在新新监狱里捅了约瑟夫·瓦拉奇一刀的“同监难友”。
听到维克多·靳诺万斯在意大利被捕，并将被引渡回美国的消息，彼特·拉坦帕马上要求警方保护。
他被送进了布鲁克林监狱的特囚牢里。彼特·拉坦帕患肠胃病。1945年1月15日晚，他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吞服了几丸胃痛药后上床睡觉，从此再没醒来。法医的验尸报告说，他体内的毒药剂量“足以使八匹马毙命”。
彼特·拉坦帕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布鲁克林警方和检察长办公室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试图寻找本案新的证人和证据，但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将维克多·靳诺万斯无罪释放。
鄂尼斯·鲁坡罗也被释放。尽管警方曾警告过他，并主动为他提供保护。但也许是在监狱里呆的时间太长了吧，鄂尼斯坚持要求出狱。鄂尼斯·鲁坡罗的余生充满了恐惧和提心吊胆，他于1964年死于非命。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64年8月27日，在牙买加湾海滩发现一具男性尸体。死者的后脑部被子弹削去，前胸及腹部数十处戳伤，凶器应为冰凿。经鉴认，死者为鄂尼斯·鲁坡罗，三周前失踪。）
1967年，四名“科沙·诺斯卓”成员因涉嫌谋杀鄂尼斯·鲁坡罗而被捕判刑。
瓦拉奇并没有立即晋见刚刚归来的二老板，他正被自己的麻烦搅得焦头烂额。
弗兰克·露其亚诺拉我跟他合伙开了一家“丽都夜总会”。我们各出1.5万美元，执照注册在他的儿子安东尼名下，因为那孩子当时还没有犯罪记录。1946年冬天开张那天来了250多位客人，生意一上来就很不错，每月进账2500美元。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渐渐地，事情有些不对劲了。每次问弗兰克要我的份子，他都支支吾吾。好几个月过去了，我一分钱没见着。这天，我碰见布郎克斯的一个赌注登记人，他说：“嘿，约瑟夫，你的那个合伙人父子俩可没少让我们赚钱。”
我说：“他们输得很惨吗？”
“输得落花流水。先是赛马，现在又是棒球。”
那天晚上我找到弗兰克摊牌。那老小子居然说他请了一个律师，如果我对他有什么不放心的，可以找他的律师谈——当然是“科沙·诺斯卓”的内部律师了。
我说：“弗兰克，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一起做了这么些年，倒腾汽油票什么的，凭良心讲，合作得还算不错。别让我发现你搞了什么猫腻，否则你得请一打律师。”
这话显然对他不起作用。第二天晚上我去丽都，正好碰见他从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拿出一卷钞票。我一把揪住他说：“弗兰克，你这玩笑可开得太大了。”
他说：“你要敢拦我我真跟你急。我往扬基队扔了好些钱，不捞回来怎么行？你放心，我会赢回来的。”
“科沙·诺斯卓”内部有一条很严的戒律，是当年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定下的：一个成员绝对不允许对另一个成员动手，我们称它“禁手律”。在纽约，这条戒律特别严厉，因为这里不像别的城市，譬如巴菲罗，只有一个家族，所有的人都在一口锅里搅马勺。纽约有五个家族——实际上是六个，算上新泽西州的诺瓦克——你一不小心就踩到指不定谁的地盘上了。我的意思是，这家伙可能会抢了那家伙的生意，那小子又可能拉走这小子的客人。所以必须得有非常严格的“禁手律”。1940年，巴比·多义耳那么孙子，我都没敢揍他。
但那天晚上弗兰克愣是把我给气糊涂了。其实我举起拳头的时候——信不信由你还真想起了“禁手律”，只不过心一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左右开弓，先了他几个大耳刮子。他爬起来要跑，我追上去把他堵在一个角落里，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他的血溅得我浑身都是。要不是几个厨子拦住，我肯定会把他给剁了。
弗兰克被我打得不省人事。我弄来一桶水泼在他身上，又去卫生间里把自己收拾利索了。后来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一声不吭。我看见他的一只眼肿得跟烂桃似的，鼻梁骨也给打断了。他到了门口，转身对我说：“你等着，臭王八蛋！”
我想那意思是说，他会拿了枪回来。我马上叫来两个人，让他们去把我的手枪取来。
我坐在那里等弗兰克，一边琢磨，这事本来我占理儿，因为他背地里坑我。现在倒好，他成对的，我成错的了。如果闹到公堂上，挨审挨罚的就不是他，而是我了。又想这老小子是不是设下套子存心让我揍他。
过了一个钟头，弗兰克没有回来，反而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OK。我想咱们还是把这事忘掉，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