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人行为性情完全相反，在都市中随处可以遇见的，是“假道学”。这种人终生努力求“可敬”。这种人的特点是生活空空洞洞，行为装模作样。这特点从戏剧文学观点来欣赏，也自然有他的可爱处。不幸他本人一切行为，一切努力，都重在求人“尊敬”，得人“重视”，一点点可爱处，自己倒首先放弃了。这种人毛病就是读了许多书籍，书籍的分量虽不曾压断脊骨，却毁坏了性情。表现他的有病是对鬼神传说尚多迷信，对人生现象毫无热情。处世某种宽容的道德，与做学问慎重勤勉处，都为的是可以使他生活在道德的自足情绪中与受社会重视意识中。他本来是懒惰麻木，常容易令人误认为持重老成。他本来自私怕事，又令人误认为有分寸不苟且。他的架子虽大，灵魂却异常小。他凡事敷敷衍衍，无理想，更无实现任何欲望的能力，在他们自己说来是明道守分。他的道是“生活一成不变”，他的分是“保全首领以终老”。他也害病找医生，捐款给抗敌会，参加团体宴会，并且在有分寸不使自己难为情的方便中做做爱，（秘密而温柔！）做爱时心在胸腔子里跳跃，可是这也只是一会儿的事，因为他做人的趣味，终战胜不过做道德家的趣味。他期望软弱处最多不过一秒钟，便刚强起来了。他爱名誉，为的是名誉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装饰。他间或不免作点伪，用来增加他的名誉。他从自己从别人看来都是有道德的，为的是在道德生活中他身心异常安全。
他貌若嫉恶如仇，在众人广座中尤其善于表现。他凡事力持“正义”，俨然是正义的维持者。
他若是个女人，常被人称为模范母亲，十分快乐。这种快乐情绪一加分析，就可知尤以“贞节”成分最多。贞节能与美丽结合为一本极难得，至少比淫荡和美丽结合更见动人。不幸这种贞洁居多却与老丑结合为一。（俨如上帝造人，十分公正，失于此者可望得之于彼，许多女子不能由美丽上得到幸福，却可由贞节意义上得到自足！）虽然事多例外，有些上帝派定的模范人，依然乐于在客厅中收容三五俗汉，说说笑话，转述一点不实不尽属于私人的谣言，事事依然是“道德”的，很安全，很愉快。若他是个绅士，便在人前打趣打趣，装憨，装粗率，装事不经心，用为侍奉女子张本。他也依然是“道德”的，很安全，很愉快。
另有种年青男子，年纪较轻，野心甚大，求便于欲望实现，于是各以担负新道德自命。力所不及，继以作伪。貌作刚强，中心虚怯，貌若热忱，实无所谓。在朝则如张天翼所写华威先生，在野则如鲁迅所写阿Q。另有种年青女人，袭先人之余荫，受过大学教育，父母精神如《颜氏家训》所谓欲儿女学鲜卑语，弹琵琶，以之服侍公卿，得人怜爱。鲜卑语今既不可学，本人即以能说外国语如洋人为自足。力尚时髦，常将头发蜷曲，着短袖衣，半高跟鞋，敷厚粉浓朱，如此努力用心，虽劳不怨、然而一身痴肉，一脸呆相，虽为天弃，不甘自弃。或一时搔首弄姿，自作多情，或一时目不邪视，贞节如石头。两者行为小同，精神如一：即自觉已受新教育，有思想，要解放，知爱美！凡此种种，常不免令人对上帝起幽默感。好像真有一造物主，特为装点这个人生戏场，到处放一新式傻大姐，说傻话，作傻事，一举一动，无小令人难受，哭笑不得。这种人应当名为“新的假道学”。
假道学的社会纠纷多，问题多，就因为新旧假道学虽同样虚伪少人性，多做作，然而两者出发点不同，结论亦异。所为新式论客观法，这名为“矛盾”，为“争斗”。解放这矛盾争斗并无何等好方法，只有时间可以调处。时间将改变一切，重造一切。
未来事不能预言，惟可以用常理想象，就是老式假道学必然日将消灭，以维持道统自命的作风不能不变，从新做人。这从一部分先生们四十以后力学时髦，放他那一双精神上小脚时的行为可以看出。新式假道学又必将从战争上学得一些新说明，来热热闹闹度过他由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一段生涯。文化或文明，从表面上看，是这些读书人在维持，在享受，余人无分。可是真正异常深刻的看明白这个社会的一切，或用笔墨或用行动来改造，来建设活人的观念，社会的组织，说不定倒是要一群不折不扣的俗人来努力。
真俗人不易得，假俗人也不怎么多，这或者正说出了数年前有人提出的那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无伟大文学作品产生？”伟大文学作品条件必贴近人生，透澈了解人生。用直率而单纯的心与眼，从一切生活中生活过来的人，才有希望写作这种作品。世上多雅人，多假道学，多蜻蜓点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阉割的人生观，多轻微妒嫉，多无根传说，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的燃烧，且都安于这种燃烧形式，不以为异。如不相信，随意看看我们身边人事，就明白过半了。我们当前的问题，倒是上层分子俗人少，用闷劲与朴实的人生观来处世，为人，服务的俗人太少，结果什么都说不上。多有几个仿佛极俗的作家，肯三十年一成不变，继续做他的事业，情形会不同多了。
谈保守
一提“保守”很容易想起英国。多数人都觉得英国以保守著名的。社会组织上，个人性格上，给人的印象，都仿佛比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富于保守性。同时且觉得这种“守成”与“照旧”成就了英国的伟大，正如现代的德、意、苏联，其他国家用“违反传统”所能成就的一样。帝国商务的推进，领土的维持，是由保守成功的。但有一点我们容易疏忽处，英国人对于支持传统虽十分注意，正因为支持传统，举凡一切进步的技术，可并不轻视。他保守，在工业上却不落后，在武备上也不落后，在人事管理上也不落后。保守毫不妨碍它的进步，且从不因保守而排斥进步理想。它的保守是有条件的，经过选择的。
中国也富于保守性，好些场合中国人且以此自夸。可是这种“守成”与“照旧”，却招来外侮与内患。孙中山先生明白贫弱与愚是中国民族的病根，想把这个民族振作起来，在应付人事道德上固然有条件保留些旧有东西，在谋生存技术上却极力讲求进步。因此对于政治组织与富国计划中，费了数十万文字来说明。孙先生死后，国民都觉得他的人格伟大而识见深远。不过这种敬仰仿佛是一回事，个人愚而自私又另是一回事。换言之，就是敬仰他的从不学习他、摹仿他。正因为若干人依然还是愚而自私，通常且以能保守自誉自慰。当政者则用保守为一种政略，支持其现成权利，家道小康的中层阶级，血气既衰，毫无远志，亦乐于在一种道德的自足与安全中打发日子。一切进步既包含变革，一种由不合理转为合理的变革，对于个人权利，凡在保守中用不正当方式取得者，如贪污，对于个人义务，凡在保守中用不正当方式规避者，如门阀，社会若进步，即不免失去其保障。因此一来，“进步”便成为多数人惶恐与厌恶名辞。这些人惧怕进步，生存态度即极端妨碍进步。对进步惶恐与厌恶，因之诅咒它，诋毁它，盲目耗费力量极多。倘如把这点抵制进步的力量转移到另一相反方面去，中国便不会像当前情形了。试从中国两件近事取例：山东的韩复榘，妄想用一部《施公案》统治一省，用极端保守方式支持他的政权，不知国家为何物，结果战争一起，局面一变，组织崩溃，误国殃民，自身不保。广西的李、白两人，眼光较远大，凡事知从大处看，肯从大处注意，对内政建设一切用近代技术处理，抗战期中，成绩昭著，足为全国模范。保守与进步不同处，它的得失，从上述两例，即可明白了然。
对保守情绪作进一步观察，我们便知道它原来与“迷信”有关，同发源于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鲁滨孙在他的《心理的改造》一书中认为这是人类蛮性之遗留。他说——
研究原始人生活特质的人，往往惊讶其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不必要的束缚个人自由和绝望的惯例。人类和普通植物一样，每易一代一代因循下去，其生活与祖先生活无异。必有强烈的经验逼迫着他们，方能使其有所变革，并且每易藉端回复到旧习惯。因为旧习惯比较简单粗陋而自然——总之，更与他们的本性和原始性相近。现在的人往往以他的保守主义自骄，以为人类是天生好乱的动物，幸有远见保守派所阻遏，而不知正与事理相背驰。殊不知人类天生是保守的，好作茧自缚，阻挠变革，畏怖变革，致使他们自生存以来，差不多全部时期处于一种原始状态中，而至今犹有人在这种近代社会中，维持各种野蛮的习惯。所以根据什么主张或什么教条的保守家，在态度上是毫无疑义的原始人。这种人进步的地方，只在他能够为保持旧心境随时举出若干好听理由来罢了。
这位先生谈的是世界人类问题，针对的是支配世界顽固保守者、强权者，所以说到进步，他还认为只要这些人观念上能有所变革，人类就幸福多了。他说的虽是世界，拿来给中国人看倒也有一二点似乎很相似处。他的希望，是人们对于自身行为及其观念上的改变，以为只要观念一改，国家的夸大，种族的仇视，政治的腐败，以及一切缺点，必都可望降低至危险点以下。
困难或许是观念的改变。所以斯多噶派的古谚说：人们感受的痛苦，实起因于他们对事物的意见，而非由于事物本身。我们国人的弱点，也很可说正是做人的意见不大高明。
社会由于私与愚而来的保守家到处存在，他们的意见成为社会的意见，所以三十年来的中国，在物质方面，虽可从沿海各地工商业物品竞争摹仿上，见出一点进步，在负责者作公民的态度上，情形就令人怀疑。尤其是一种顽固保守家，经过一度化装，在新的社会组织里成为中坚以后，因对于任何进步理想都难于适应，感到惶恐，对进步特殊仇视，“进步”在中国更容易成为一个不祥的名辞。
人类天性是易于轻信，且容易为先人印象所迷惑，受因习惯例所束缚的。尤其是中国这种社会，至今还充满了鬼神的迷信，大多数读书人还在圆光，算命，念佛，打坐，求神，许愿种种老玩意儿中过日子。大多数人都习惯将生命交给不可知的运与数，或在贿赂，阿谀交换中支持他的地位，发展他的事业。从这么一种社会组织中，我们对于进步实无希望可言。
年青人都渴望进步，一切进步不能凭空而来。譬如种树，必有其生根处。统治者便于治理，中产者便于维持，薪水阶级便于生活，守常成为当然的趋势。进步种子放在守常土壤中，即生根发芽，生长得也实在太慢了。这事从中国教育即可看出。普通教育的目的，应侧重在养成大多数良好公民的人格和知识。一个人对于国家得到公民权利以前，先知所以尽国民义务。爱国家，知大体。对职务责任不马虎苟且，处世做人时知自重自爱。
不幸之至，教育收成正恰得其反。中国农民中固有的朴厚，刚直，守正义而不贪取非分所当得种种品德，已一扫而光。代替这种性格而来的特点是虚伪与油滑；虚伪以对上，就成为面谀。貌作恭顺虔敬，其实无事不敷衍做作，毫不认真。油滑以驭下，则成为无数以利分合的小团体竞争。有一点相同，即上下一致将无知平民当作升官发财对象，切实奉行老子所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格言。三十年来的新教育，成就了少数专家学者，同时便成就了多数这种坏人。受教育者有许多尚不知公民道德为何物，尚不配称为良好公民，却居然成为社会负责者。这些人堕落了国家的地位，民族的人格，自己还不明白。因为社会上这类人占有相当多数，所以一切使民族向上的名辞，都失去了良好的反应，不是变得毫无意义，就是变得非常可怕。一切使国家进步的事实，都认为不足重视。全个社会任这种“混下去”的情形下听其自然推迁，不特个人事情付之命运，国家民族问题也同样付之命运。即以少数优秀知识分子而论，其中自然不乏远见者，明白如此混，混不下去。但结果亦不免在宿命观趋势中付之一叹。或怀抱一种不合作傲世离俗情绪，沉默无声。毫无勇气和信心，以为人类的事既有错误，尚可由人手来重新安排，使之渐渐合理。顺天委命的人生观，正说明过去教育有一根本缺点，即是：只教他们如何读书，从不教他们如何作人。
昔人说“我们由怀疑而生问题，从事搜求则可得真理。”当前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追求真理毫无兴味，对“真理”两字，似乎已看得十分平淡，无希望可以兴奋其神经。大多数人对眼边事从不怀疑，少数人更不敢怀疑。“疑”既不能在生命上成为一种动力，“信”亦不能成为生命上一种动力。凡由疑与信两方面刺激人影响人的能力，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似乎因种种相对力量在经验上活动，活动结果是相互抵消，因之产生一种主义，就是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这种自私为己精神用积极方式出现，则表现于公务人员纳贿贪赃作为上，用消极方式出现，则表现于知识分子独善其身苟全乱世生活态度上。所以由怀疑而发现真理，求人类理知抬头，对迷信与惰性作战，取得胜利，把这类事希望四十岁以上的人，无可希望。
“五四”运动之起，可说是少数四十岁以上的读书人，与多数年青人，对于中国人“顺天委命”行为之抗议，以及“重新做人”之觉醒。伴同“五四”而来的新文学运动，便是这种抗议与自觉的表现。拿笔的多有用真理教育他人的意识。惟理论多而杂，作者亦龙蛇不一，因此二十年来新文学作家在中国成一特殊阶级，有一稀奇成就：年事较长的，视之为捣乱分子，满怀无端厌恶与恐惧，以为社会一切坏处统由此等人生事。年事较轻的，又视之为惟一指导者，盲目崇拜与重视，以为未来中国全得这种人负责。两方面对文学作者的功用与能力估计得都过分了一点。加上文学作者自身对于社会的态度，因外来影响，一部分成为实际政治的附庸，能力不足者则反复取巧，以遂其意；另一部分却与社会分离，以嘲讽调笑为事，另一部分又结合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而为一，对于常态人生不甚注意，对于男女爱欲却夸大其辞。教育他人的渐渐忘了教育自己，结果二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虽促进了某一方面的解放与进步，同时也就增加某一方面的纷乱和堕落。文字所能建设的抽象信仰，得失参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