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是中央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一代封建政权。然自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来，随着内战的推进，其权力结构自中央以至地方都发生很大变化，突出表现在相权的析出和督抚权力的膨胀。总之是皇帝大权旁落，一分于宰相，二落于督抚，中央则肃顺、奕先后秉政，地方则形成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大批掌握军政实权的汉员督抚。前一问题已由那拉氏于同治四年加以解决，而督抚专政问题则成尾大不掉之势，终有清一代未能改变，且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有的方面，如地方分权的增强和中央集权的削弱，史学界已成共识；而有的方面，如肃顺、奕秉政，则有不同的解释。至于上述种种的历史成因，就更是言人人殊。本章拟就清朝咸同年间权力格局的变化及其历史成因，作一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期揭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从而展开曾国藩集团崛起田间的时代背景，亦为本书的研究主题揭开序幕。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及其对清政府的沉重打击
中国地主封建制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多次的王朝更替，到了明代，已进入它的晚期阶段。其标志就是，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政治上封建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加强。而清王朝的建立则使日渐衰微的封建制度回光返照，再度辉煌。由于满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世风古朴，新兴贵族没有明朝统治者那样的腐败积习，又接受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故在国家的治理上兢兢业业，颇有政绩。尤其在位多达六十年之久的康熙、乾隆两帝，比之唐宗、汉武并不少让。在他们的治理下，清王朝兴旺发达，出现了一百多年的太平盛世。
由于满洲贵族初入中原，腐败风气习染未深，加以接受明王朝因加派“三饷”导致迅速灭亡的教训，生活上非常注意节俭，力图减省宫中开支。据载，自入关以来至康熙十九年，清朝“外廷军国之费，与明代略相仿佛。至宫中服用，则以各宫计之，尚不及妃嫔一宫之数。”（王庆云：《石渠余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卷，第1页。）与宫中修造、花用相关的工部、光禄寺每年支用银两，亦“较前朝省十之九”（《石渠余纪》第1卷，第1页。）。故财政费用年有赢余，及至康熙末年，户部库银已有“五千余万之积”。（《石渠余纪》第1卷，第2页。）
然而，乾隆朝以来，宫廷费用与军政开支渐增，吏治渐坏，贪污大案迭起。文武官员养廉费的增设，不仅没有使他们较前更加廉洁，反而使他们贪欲日增，腐败日甚。绿营兵增额六万，年耗库银三百万两，其战斗力反而日益降低。追至乾隆中期已开始出现衰落迹象，只是各种社会矛盾统统掩盖在“太平盛世”的外衣之下，尚不为世人所警觉。而乾隆帝晚年耽于游乐和奸相和砷的秉政，政以贿成，人以干进，“风气为之一变”（昭链：《啸亭杂录》上海埽叶山房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第6卷，第11页。），则加速了这一衰落的进程。而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更使清王朝由鼎盛走向全面的衰落，兵无斗志，库无努银，沿着下坡路一步步走下去。
正当清王朝一衰不振的时候，野心勃勃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打了进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征服美洲、非洲及印度等大片地区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中国。为了改变中英贸易中对其不利的入超地位，他们大量进行毒品走私活动，把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的鸦片烟，集中收购，漂洋过海，向中国倾销。而当他们的这种罪恶活动遭到遏制时，便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即鸦片战争。在外国侵略面前，清朝军队不堪一击，终与侵略者订立城下之盟，使中国丧失主权，丧失独立，被迫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大量的战争赔款，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经过十年酝酿与准备，逐步形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大起义。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也暴露了中华民族的弱点，使中国人民在痛苦中惊醒。他们憎恨殖民主义者的强暴蛮横，憎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求安，同时也感到侵略者确有可恃之术，中国确有落后之处。而要战胜敌人，必须首先学习敌人之长，克服自身之短。这一认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代先进人物思想认识的主流。只是由于阶级、地位以及出身、经历的不同，产生了认识上的差异和自身利害的冲突，并各自提出不同的救国方案，围绕着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尤其资本主义侵略者同中华民族这一更为主要的矛盾，展开了时急时缓、错综复杂的分合争斗。太平天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阶级提出的救国方案。
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是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等人。他们先是创立了一个民间团体，劝人行善、拜上帝，史称拜上帝会或拜上帝教。信从者多贫苦农民。当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革命发动的时候，洪秀全、冯云山便向杨、萧等人透露了夺取天下、另建新朝的重大图谋。于是，他们衷心拥戴洪秀全为一国之主，大家齐心合力，积极准备，并于道光三十年冬（公元1851年），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
他们定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意思是要把基督教原有教义中的天堂，从天上搬到人间，由死后提到生前，并将之称为“小天堂”，而将原有教义中的天堂称为“大天堂”。宣布大天堂归上帝所有，是永恒的，而小天堂则要在天父、天兄、天王的领导下，经过众兄弟姊妹的一番奋斗，方可在人间建立起来。还宣布，只有在建立小天堂的过程中建立功勋，死后才能荣升上帝的大天堂，永享富贵。而他们在斗争中所遇到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对他们的玉成、磨炼。其后，他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不断发展其教义，直到制定并公布《天朝田亩制度》这一纲领性的文件，为他们的小天堂描绘出一幅生动具体的蓝图。虽然带有乌托邦性质，但在当时却对太平天国广大将士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太平天国鼎盛之时，曾占有江西、安徽、湖北的大部和江苏的一部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一再被毁，湘军大帅曾国藩困于江西一隅之地，二号人物胡林翼一度产生自杀之心。不料，杨秀清居功自傲，野心膨胀，假代天父传言之权，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其实，杨秀清以东王节制诸王，执掌太平天国军政大权，军民上下无不畏惧，所奏之事无不允准，一切号令皆由他发出，实权已超过洪秀全。天王洪秀全久处虚尊之位，只是多一个“万岁”的称号，与尊称“九千岁”的杨秀清在称号上仅有“千岁”之差。如今杨秀清要消除这一差别，造成形式上二人平起平坐，实际上则由他独掌大权的政治格局，这就不能不使洪秀全心生疑惧。在此之前，杨秀清已与韦、石、秦等关系紧张，他们积忿于杨的跋扈，已有人密议除杨之策，仅由于洪的反对而未敢动手。而正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洪秀全突然接到杨秀清的心腹爱将、天官正丞相陈承镕的紧急密报，称杨欲杀洪自为，发兵攻打天王府。洪秀全遂决心杀杨，一场决定太平天国命运的大悲剧随之发生。
这场内讧从咸丰六年韦昌辉杀杨开始，到咸丰八年石达开离京出走为止，前后历时三年，终致精兵猛将所余无几，太平天国由盛转衰，一步步走向失败。此后，太平天国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原因虽然不止一宗，但主要还是由于当时南方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而清政府的政策也还没有调整到位，湘军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清朝原有的旗、绿各营武装力量，即使到了太平天国后期，也不是太平军的对手。
这场大革命历时十四年，波及十八省，拥兵百万，定都天京，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与设在北京的清朝政府南北对峙，长达十一年之久，并公布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从而将单纯农民战争推向高峰。这在中国和世界史上都是仅见的。它虽然最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但其伟大的历史作用与深远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它向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反动卖国势力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从未承认过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定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提出了彻底否定封建剥削制度的平分土地的方案，从而指出了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揭开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它沉重地打击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基本上摧毁了作为其军事支柱的八旗、绿营武装，使满洲贵族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能力，国家军政实权渐渐落到汉族地主官僚手中，从而为辛亥革命最后推翻清王朝与封建君主专制体制提供了方便条件。
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不只这些，近年人们也对它提出不少问题，但本书不打算对这些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仅拟集中探讨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这场革命与曾国藩集团的崛起有什么内在联系，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进程是否起了推动作用。
满洲贵族自入关以来，对汉族官员防范甚严，尤其不让他们掌握军事实权。而太平军对八旗、绿营武装的摧毁性打击，使满洲贵族陷于两难之间的选择：或者严密文法，自取灭亡；或者听任，甚至支持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官员壮大武装力量，扩张地方实权，以依靠他们将这场革命镇压下去，保住自己的皇位。两害相权取其轻。满洲贵族经过长期的犹豫摇摆和反反复复的内部斗争，直至一场腥风血雨的宫廷政变，终于断然放弃前议，采取后策。倘若没有太平天国革命，以及由此导致的清政府一系列自身变化与政治策略的调整，曾国藩集团不仅难以发展壮大，恐怕连其自身生存也大成问题。遗憾的是，对于近代史上这种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至今没有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虽有不少著作涉及这一问题，提出不少颇具学术意义的见解，但还没有集中、系统地将这一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揭示出来。而有些人，只是挖空心思想着如何彻底否定太平天国，借以为曾国藩彻底翻案，以便把这一早被历史所抛弃的政治僵尸，重新树为“古今第一完人”。他们当然也就不会去想：如果没有太平天国革命，曾、胡、左、李怎么会成为近代史上的政治名人？那时的曾国藩，至多不过是个文官与学者。胡、李或者有官可做。而左宗棠则很可能老死民间，默默无闻。不过，无论他们学问多么大，文章写得怎么好，都不会引起这么多文人学士经久不衰地崇拜。仅就学问、文章而言，即有清一代就有多少人超过曾国藩，而他们当中又有谁值得当今学人如此动心？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人物。试问，数十年来，又有哪一个成为学术热点的问题，与政治无关？而所有这一切，则都是这场革命造成的，追本溯源还是太平天国。言及于此，则太平天国的作用与影响自不待言，研究这一历史辩证关系的必要亦自不待言。
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大起义对清王朝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北伐京津，西征湘鄂，东取苏杭，三次攻占湖北省会武昌，两次攻占安徽省城安庆、庐州，因战争失败而被免、被革乃至丧失性命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都统将军先后达三十多人。咸丰元年广西巡抚周天爵革职。咸丰二年钦差大臣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先后革职逮问。赛尚阿先判死刑，后改流放；陆建瀛旋因城破被杀。同年，广西巡抚邹鸣鹤革职，湖北巡抚常大淳城破被杀。咸丰三年钦差大臣祥厚城破被杀，讷尔经额革职。安徽巡抚蒋文庆城破被杀，继任李嘉端革职，江忠源城破自杀。咸丰四年湖广总督吴文镕兵败被杀，继任台涌革职。湖北巡抚崇纶革职，继任青麐因兵败逃走被按律处死。咸丰五年钦差大臣西凌阿革职，胜保革职逮问。湖广总督杨霈革职，鄂抚陶恩培城破被杀。咸丰六年钦差大臣托明阿革职，向荣败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兵败被杀。咸丰九年钦差大臣德兴阿兵败革职。咸丰十年钦差大臣张玉良革职，和春败死，督办宁国军务周天受城破被杀，督办徽州军务张芾免职。两江总督何桂清先因失城革职拿问，继以弃城逃走、枪打阻行缙绅于同治元年按律处死。浙江巡抚罗遵殿、江苏巡抚徐有壬则皆因城破被杀。咸丰十一年杭州将军瑞昌城破被杀，浙江巡抚王有龄城破自尽。同治三年钦差大臣、西安将军多隆阿在陕西周至重伤致死。同治四年钦差大臣、蒙古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兵败被杀。至于巡抚以下藩、桌、提、镇及道、府、州、县官员被杀、被革者，则不计其数，无从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