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淮军何以胜？太平军何以败？这是多年来的一个老问题，答案也各式各样。而最常见的说法，则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个答案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嫌其过于笼统，缺乏具体分析。从客观上讲，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是当时最基本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刚刚出现。而农民既不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也不是原有的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他们的平均主义只能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空想。所以，农民起义军虽可建立一个短暂的农民政权，但它一不能消灭封建经济关系，二不能创建君主专制以外的政治体制，三不能摆脱儒家等级思想的影响，也就像孙悟空的筋斗云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只能在两种命运中进行抉择：或者迅速彻底地实现政权的封建化，将自己变成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新兴政治集团，或者在政权封建化的过程中遭到失败，被镇压下去。这是所有单纯农民战争的客观发展规律，太平天国当然亦不能例外。这里根本不存在想不想当地主、想不想当皇帝的问题。中国历代单纯农民战争取得成功的榜样只有两个，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洪秀全连刘邦、朱元璋那样的前途也没有争取到呢？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讲，社会与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战争中遇到新的敌人，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其解决难度也较前增大，致使单纯农民军队的领袖已在它面前无能为力。从主观上讲，太平天国成也宗教，败也宗教。虽则借此将自己推到单纯农民战争的颠峰，但却亦因此阻隔了张良、刘基式封建儒生的加入，从而迟滞了政权封建化的进程，致使农民自身的短见、狭隘、分散等弱点无法克服，即使没有外国干预，迟早也会失败。例如，曾、胡诸人忍辱负重，竭力搞好内部、外部的各种关系，由分散走向统一，事业不断发展，势力不断壮大；而太平天国则由团结而内证，由集中而分散，由强盛走向衰弱。即仅此而言，优劣自明，胜负已分，何论其他？不过，本章不拟泛论双方的成败得失，仅从战争的角度，探讨曾国藩集团最终取胜的自身原因，其他问题留待后议。也就是说，主要追寻的是，在当时封建地主阶级诸多派系中，曾国藩集团何以能够及时、妥当地解决战中遇到的种种决定胜负的关键问题，从而异军突起，后来居上，终成战争主力并赢得胜利的。
早在咸丰元年曾国藩就指出，要把太平天国等反清起义镇压下去，清王朝面临着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人才不振三大难题。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清政府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围绕这一问题，曾接连呈上《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等奏折，其主旨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在给好友胡大任的信中说：“国藩尝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于去岁具疏略陈大指，财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兹录一通，敬尘清览，未审足下以为有补万一否。如以为可行，则他日仍当渎请也。”（《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30—31页。）其后因此路不通，只好另寻他途，但一切努力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最后所以能够战胜太平军、捻军等反清起义，亦因这些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所以，本章考察曾国藩集团在这场战争中的致胜之术，就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进行。
§§§第一节 军事可恃
如何看待八旗、绿营等武装力量，曾国藩集团的首脑人物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大约曾、左较为接近，尤以曾国藩对这一问题发现最早、思之最熟、决心最大、动手最快。他之所以成为湘军的缔造者和整个集团的领袖，是毫不奇怪的。所以，对该集团军事问题的考察，也就只能从曾国藩开始了。
绿营之腐败不可用，早在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即已初步显现出来，追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就更加暴露无遗。咸丰二年底，曾国藩总结二年来的战争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把与之交锋者。”大约此时曾国藩已初步下定撇开绿营、另建新军的决心，只是未奉明谕，措词较为谨慎，只要求在“省城立一大团”，目标亦仅限于剿捕土匪、防守省城。理由是“省城兵力单薄”，“本省行伍空虚”，邻省“无可抽调”。其于绿营的弊端，则仅及“未经练习，无胆无艺”，虽有“今欲改弦更张”之说，亦仅归之于“总以练兵为要务”（《曾文正公奏稿》，第1卷，第56页。）。而在私人通信中则顾虑较少，意见谈得也较为明确。他在回复宝庆知府魁联的信中说：“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10页。）而在给彭洋中、曾毓芳的信中则称：“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鄙意必须万众一心，诸将一气，而后改弦更张，或有成功之一日。”（《曾文正公书札》，第3卷，第1页。）永顺兵事件则促成了曾国藩的最后决心，对其除旧图新之举，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件事不仅将绿营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且其危害之烈，更使曾国藩颇具切肤之痛。真可谓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曾对人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就是说，这一经历使曾国藩更加痛切地感到，只有练成自己的军队，才有成功之望。否则，不仅不能战胜太平军，还可能死于绿营兵丁之手。
关于绿营的弊端，曾国藩曾多次论及。他在《议汰兵疏》中尖锐地指出：“天下之大患盖有两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诏旨屡饬，不能稍灭锢习。”（《曾文正公奏稿》，第1卷，第25页。）还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气荡然。”（《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4页。）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则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33页。）又说：“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曾文正公书札》，第4卷，第22页。）他还在给毓科的书信中说：“咸丰四年湖南抚署有众兵拥闹之案，六年冬间江西抚署拥闹两次，皆弟目所亲见，实属不成事体。至金陵兵之拥入向帅帐内抢劫银物，安徽兵驱迫福中丞殴打毕方伯，则视江西、湖南为尤甚，堪为发指。”（《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15页。）有些事虽在咸丰四年之后，但军营风气由来已久，却是一贯的。
凡此种种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不敬官长，不听指挥，欺压文官尤甚；第二纪律败坏，严重扰民害民；第三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敌来争先逃溃，敌去杀民报功；第四胜则争功，败不相救。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曾国藩认为也有四点：第一军营体制不嘉，调遣成法不善；第二事权不专，管辖不力，临阵指挥难以自如；第三饷章制订不当，坐饷太低，行饷太高；第四文法太繁，差役太多，官气太重。行饷太高，则军需银两过巨，临事难遽筹措。如有不足，则士卒索饷哗闹，拒不出征。不仅贻误军机，且易弄坏军营风气。其拥闹官衙，殴辱地方官吏，多与索饷有关。坐饷太低，则士卒平日不能自养，不得不经常离营外出，从事小商小贩或手工制作，以微薄之利贴补家用。久而久之则不仅荒废军事训练，且易养成市井游惰狡猾习气。礼仪太繁，差使过多，奔走衙门太勤，则易沾染胥役习气。曾国藩在分析绿营与勇营的不同时说：“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仪节，既有一种在官人役气象。及其出征，则行军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油滑偷惰，积习使然。”（《曾文正公奏稿》，第28卷，第18页。）这样，平日缺乏训练，无胆无艺；加以官气太重，油滑偷惰以及吸毒赌博等种种恶习，就不能不使军队素质下降，战斗力日趋低下。更为重要的是，绿营平日分驻汛地，临事仓猝征调集中，“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曾文正公书札》，第4卷，第22页。）；以致“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35页。），临阵自难同心协力，进退一致。这样，此急彼缓、争先待后，以及消极避战、观望不前之事也就在所难免，久而久之必成“胜则争功，败不相救”之局。既然“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是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35页。）
基于这一分析，曾国藩认为，“今欲埽除而更张之，非营营互相救应不可；欲营营互相救应，非得万众一心不可。”（《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34页。）“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31页。）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逐步形成他纠集死党的决心和对未来新军思想政治面貌的设想：“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以训练之勤”，冀其“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35页。）曾国藩从这一目的出发，针对绿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军营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逐步形成湘军的建军思想与原则。
一、加强各级军官的机动专断之权。“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这是行之多年、成效颇著之后，曾国藩对湘军军制这一首要原则所作的概括。至于非此不可的原因，曾、左二人都曾做过解释。曾国藩称：“事权宜专。”“近年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才，纵横如意，皆由事权归一之故。”（《曾文正公奏稿》，第28卷，第18页。）又说：“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蔡锷：《曾胡治兵语录》，民国二十六年铅印线装本，第24页。）左宗棠则称：“军事以号令为重，令进则进，令止则止。统领以之钤束营官，营官以之钤束哨官、什长，哨官、什长以之钤束兵勇，违者得以军法治之。所谓军法者，明其与寻常法律不同耳。自统领以至营、哨，节节相制，然后驱之出入生死之地而不摇。”（《左文襄公奏稿》，第39卷，第2页。）
二、适当提高口粮标准。曾国藩革绿营行粮、坐粮之弊，取勇营粮饷之中，制定湘军口粮标准，总体水平约每月人均白银六两，普通士兵四两左右。这在当时还是相当优厚的，足可调动广大农民与士绅的积极性。故王闿运说：“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尤廉将也。”（《湘军志》，岳麓合刊本，第163页。）湘军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于是，“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湘军志》，岳麓合刊本，第166页。）。
三、实行层层选募制度。曾国藩规定，湘军的募建与扩编，由大帅挑选统领，由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官，哨官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士兵。他认为，“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曾文正公奏稿》，第28卷，第18—19页。）
四、任士绅为将，募山民为勇。曾国藩“痛恨军营习气”，认为“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曾文正公书札》，第4卷，第31页。）。于是，在创建湘军时，他决心赤地新立，别开生面，不滥收一弁，不参杂一卒。军官主要以士绅、生童充任，士兵则招募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不仅拒收入营稍久之卒，亦不要差役、书办及市井游民。胡林翼也有同感。他在给鲍超的信中说：“勇丁以山乡为上，近城市者最难用，性多巧滑也。百技艺皆可为勇，农夫猎户尤妙，惟书办、差役单不可为勇，亦断不可招入营中。”（《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14页。）
五、加强训练。其目的有二：一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一为加强纪律，挽回人心，改变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训练的内容有二：一侧重于军事方面，旨在提高技艺；一侧重于政治方面，以加强军内纪律与群众纪律，以及以礼治军、如何处世做人等。曾国藩称：“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出打仗之法，训做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做人之道，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百人如一人。”（《曾文正公批牍》，第2卷，第45页。）关于加强群众纪律的必要性，曾国藩解释道：“练勇之举亦非有他，只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潮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人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为此，他经常进行队前讲话，“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为取得最佳效果，“每次与诸弁勇讲话，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曾欲苦口滴杜鹃之血。”“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