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淮军能够战胜太平军、捻军的另一原因，是具有后勤供应保障：一有可靠的饷源，二有完善的粮饷供应系统，三有通畅的饷道。自古双方交争，守方、主军利在持久，攻方、客军利在速战，久屯坚城之下，历为兵家大忌。曾国藩集团所以甘犯此忌，敢行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之策，就是因其后勤保障优于太平军。太平军历来实行粮饷自筹之制，始终没有建立全军统一的粮饷供应系统。故各军行军之先必须筹足粮饷，进入阵地后就再也得不到粮饷补充，一旦粮饷耗尽，不管战况如何，都必须迅速撤离。故无论守军、援军，都难以同敌人长久相持。湘军就利用这一特点，屡行持久围困之策，每每得手。由于湘军系得胜之师，又经数代文人的大肆吹捧，以致造成假象，好像真有多高的素质。其实，太平军能攻善守，优于湘军，这是曾国藩、罗泽南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而论其不怕困难、坚忍不拔的意志，则更远非湘军所能相比。如太平军坚守的九江、安庆、天京等危城，乏粮已久的情况下仍能顽强战斗，坚定不摇，士气不衰。相比之下，湘军就差得很远，一旦粮道中断，甚或供应不足，就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纪律松懈。例如同治三年春，围攻天京的吉字等营因粮饷短缺，有时要靠食粥度日，于是就出现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纪律松弛的景象。不少士兵外出抢劫，大批自城内放出的妇女被扣留军中，萧庆衍部还发生闹饷事件。曾氏兄弟则曲意抚慰，不敢绳之以法。曾国荃沮丧地说：“食米将尽，采办无地，更一月不破城，必成瓦解之势。”当时在雨花台大营参谋军事的赵烈望亦认为：“但能长有粥食，犹可无事；若再过月余，并粥俱无，则虽兄弟子侄，亦不能责其忍死奉法。”（《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再如咸丰十一年春，途经皖南的太平军西征部队继上年夺取宁国、徽州之后，又攻占景德镇，使湘军一万之众饷道中断，信息不通，困于皖南深山之中。曾国藩深知“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然犹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条生路。”不料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竟至不堪一击。他在家书中说：“初五日进攻，强中、湘前等营在西门挫败一次。”十二日再次攻城，各营皆畏惧不前。“以八千余众之实在队伍，不能遵札直攻东门，列队竟日，不一交锋。”“是夜二更，贼匪偷营劫村，强中、湘前等营大溃。凡去二十二营，其挫败者八营”，“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贼偷湖口水营情形相仿。”还说：“目下值局势万紧之势，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如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伤亡虽不满百人，而士气日减，贼氛大长，目下不可言战，但能勉守。”“所盼望者，左军能破景德镇、乐平之贼，鲍军能从湖口迅速来援，事或略有转机，否则，不堪设想矣。”（《曾国藩全集》，第19册，第661、663页。）曾国藩心情沉痛，情绪懊丧，迫于无奈只得再次写下遗嘱，教儿子一心读书，长大后不要做官，更不要带兵。景德镇是二月三十日失守的，至曾国藩写下遗嘱之日尚不及半月，就已经弄到这步田地，若非左宗棠很快夺回景德镇，恐怕山内湘军难以支撑一个月。由此可见，“饷道中断”四字对湘军意味着什么。其所以能够最后取胜，并非因其素质精良、英勇善战，而在其后勤保障优于太平军。而太平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在这些方面，而在饷运方面。从这个角度看，曾国藩称筹饷官绅“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曾文正公奏稿》，第17卷，第82页。），亦并非夸大之词。
曾国藩集团所用武装力量，主要是勇营。勇营非常备武装，其粮饷皆无常款可以指拨，无论中央或地方都必须为它另筹款项。由于清政府国库空虚，江南大营粮饷且主要由江、浙筹办，哪里还有力量为勇营发饷？故湘、淮军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勇营武装，如临淮军、皖军、豫军、滇军等的粮饷，主要靠自己筹办，中央指拨与外省协助的粮饷很少。鉴于明末因加饷而亡的教训，清政府曾做出“永不加赋”的许诺，故不敢公然以增加田赋的办法解决这项额外开支。曾国藩等人也深知向农民摊派粮饷之弊，害怕由此激化矛盾，引火烧身，故而坚决舍弃这一最为简捷的方式，另寻筹饷途径。尤其曾国藩，他身为团练大臣，举办团练是其本份，由乡绅向农民派款筹饷是合法方式，但其坚决限制甚或禁止这样做。为此，他不惜将团练二字谬加区别，只办练勇，不办乡团。对之严加限制，甚而取缔一般乡团，无适当人选，不许办理。他们根据儒家重农轻商、强本抑末的一贯思想，坚持病农之钱不可取的原则，将筹款途径限于农民之外，也就只有向绅、商开刀了。虽然这些经济负担最终仍要落到农民身上，但却避开了直接冲突，从而达到既能弄到钱，又不激化社会矛盾的双重目的。
关于当时可供搜求军饷的财源，据薛福成讲，“以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厘金为大宗。地丁有正额、耗羡、租粮三款，而租粮之中有旗租、地租、屯租等名目，各行省事例不同。漕政有漕粮、漕折、漕项三款。漕项者按粮额征银，以备运粮经费者也。漕折者由征粮之原额，改为折色者也。盐政有课、羡、厘三款。关税有洋税、常税两款。厘金有百货、洋药两款。洋药厘、税未并征之前，所收厘金盖仅抵货厘之十一云。”（《庸庵海外文编》，第4卷，第12—13页。）应该稍作说明的是，所谓洋药，就是鸦片毒品。其所征厘金已抵百货厘金的十分之一，可见当时毒害之烈。不过总的来看，曾国藩集团的饷源，除劝捐一项外，大致未出以上范围。
关于曾国藩集团的筹饷活动，据郭嵩焘称，他们开辟地丁、漕政、盐政、关税等正项之外的饷源，以劝捐、饷盐、厘金筹饷，皆创意于郭。《玉池老人自叙》称：“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经费，支绌百端，因议劝捐。曾文正公意难之。乃商之益阳周寿山、宁乡廖子城，皆允诺，自请一行。甫及一月，捐得十余万金，文正公大喜。黄南坡任铸炮，私设厘局常德。嵩焘以为此筹饷之大端，言之骆文忠公，开办通省厘捐。自长江梗塞，淮盐不至，因请借行粤盐，为粤督所持。又请淮盐假道浙江、江西，为浙抚所持。会嵩焘赴援江西，途遇贩盐者，经历贼卡，节节收税，出示所存清单曰：‘此即厘捐章程也。’急寓书湖南，开办盐厘，乃稍添设各卡、局。曾文正公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以济军食，而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玉池老人自叙》，第4页。）
就丁、漕、盐、关、厘五大饷源而言，厘金是主要的。而厘金之中，又以盐厘为大宗。加之丁、漕两项须用以支付地方行政费用，关税收入有限，故可供筹办军饷者，主要是盐、厘两项。而在此五项之外，尤其在厘金开办之前，他们则主要靠办理劝捐与饷盐扩充军饷。由于江忠源带兵虽久但很少独立筹饷，而刘长佑、王錱等一大批将领，又长期由湖南巡抚供饷，故本节有关曾国藩集团筹饷活动的叙述，以骆秉章取代江忠源之位，左宗棠带兵前的筹饷活动，亦包含其中。兹分项简述如下。
一、劝捐、饷盐，这是曾国藩出任江督前的主要筹饷手段。
曾国藩创办湘军，最初向湖南藩库领饷，自咸丰三年八月开始在衡州自设粮台、自筹粮饷。最初他以劝捐的方式筹饷，在湖南衡州设劝捐总局，随后又在其他府县设立分局，还派人赴江西、四川进行劝捐活动。筹办人员主要是夏廷樾、郭嵩焘、周开锡、万启琛等人。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委托江西在籍侍郎黄赞汤，在樟树镇设劝捐局。当年闰七月东征入湖北境内，复委湖北在籍主事胡大任，在新堤设局劝捐。八月湘军攻占武汉，新堤劝捐分局移汉口，改名汉口分局，仍由胡大任主持。咸丰五年五月太平军再克武汉，又将劝捐分局迁回新堤，直到咸丰六年十月仍在那里进行劝捐活动。
出于种种原因，以劝捐方式筹饷，虽曾费尽唇舌，但却成效不大。因小户人家无钱，故劝捐对象主要是大户，即当地的豪绅之家。而这些人家大多爱财如命，又与地方官员相勾结，故往往抗拒不捐，形成僵局。曾国藩气愤不过，于是实施勒捐政策，用强制手段逼迫他们捐款。咸丰三年秋冬，他在骆秉章的信中称：“捐输一事，竟亦非勒不行，恃已决计行勒之。”又说：“安福蒋家捐项究得若干，侍欲勒捐；常家顷有札与庄令，又须勒捐；安化陶家，另行咨达冰案。”（《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第14、52页。）结果，得款不多，敛怨甚众，还因向陶家勒捐一事得罪左宗棠，并进而影响到同骆秉章的关系。据称，自咸丰三年八月至咸丰四年底，衡州劝捐总局仅得银一万九千多两，远不能同樟树镇劝捐局相比。黄赞汤不足二年之中，筹银八万两，先后解送曾国藩军营，使之感激不尽。
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出领军，劝捐虽不再是主要筹饷形式，但却并未放弃这一敛财手段。同治三年春曾国藩曾令江宁藩司万启琛与苏藩刘郇膏分别在泰州与上海开捐，要求上海捐银六十万两以济军饷。同年秋又令苏藩刘郇膏与沪道丁日昌在上海捐银八十万两，以充遣散部分湘勇之资。这种筹款方式一直沿用到何年尚不清楚，只是同治七年春曾国藩曾令署理皖抚、安徽布政使吴坤修立即停止在京师地区的劝捐活动，可见直到此时仍有人用这种方式筹款。此外，曾国藩为了解决军中欠饷问题，还令李元度、曾国荃、李续宾、张运兰等部以增广本府、县学额的方式，先后报捐白银二十多万两。这种以长官命令层层下压，令官兵报捐势在难得的欠饷，实际上也是一种勒捐。
不过，当时采用此种方式筹饷者相当普遍，江西、湖南都曾这样做过。《左宗棠年谱》咸丰五年条称，“是时，湖南军饷所出，一恃各属捐输。”（《左宗棠年谱》，第47页。）即如曾国藩集团之内，以劝捐筹饷也不只曾国藩一人。据载，罗泽南、李续宾亦曾劝捐筹饷。咸丰五年七月罗泽南带兵初至湖北，胡林翼无力供饷。罗泽南派人向江西求饷，“三使请之皆徒手返”，气得当众大骂赣抚陈启迈。李续宾遂建议罗泽南，仿效捐局减成实收之法，照部例劝捐筹饷，事后再由胡林翼换取正式部照。罗泽南委李续宾具体办理。结果，士绅报捐踊跃，“未逾月，而报捐九品外委、监生者共入五千余金。”（《湘军人物年谱》（一），第126页。）此外，左宗棠独立领军后，也曾以劝捐的方式筹饷。早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左宗棠奉旨督办浙江军务，既未入浙境亦未任浙抚之时，他就上奏清廷，要求吏部颁发各种执照一千张，分别在湖南、江西劝捐筹饷，并请由两省巡抚代为办理，先垫支饷银，以应协浙饷冲销。同治元年左宗棠委派已革浙江按察使段光清赴沪向浙籍绅士劝捐，计得认捐银二十万两，先后解回洋银六万九千元，库平银六万两。这年九月还为捐库平银一万两的江苏苏松太道吴熙请奖，奉旨交部从优议叙。这年七月左宗棠又奏请在王有龄已得部颁空白执照三千四百张之外再发五千张（含米捐），奉旨允准。不久，因办理著有成效，又奏准颁发部照五千张，计成一万张之数。同治元年十一月至二年六月，左宗棠还委派杨叔怿等在浙江上虞设局劝捐，共报捐洋银十五万九千余元，钱三万二千余串，先后收交洋银十二万七千余元，钱二万六千余串。直到同治三年五月他还奏请按七折实收办捐，并申领部颁空白执照五千张，与米捐同时进行。李鸿章为解决裁撤各军的欠饷问题，也曾以发放饷票与派捐增广学额的方式向所部勒捐。因饷票不能兑换现银，只能报捐；而增广学额则按数向下分派以抵销欠饷，故皆属勒捐性质。据王尔敏称，以铜票勒捐成效不大，由于弁勇拒收、捐生观望，半年之中仅发饷票五十万两，而收捐不及半数。至于增广学额活动，同治三年以来则先后搞过四起，共抵销欠饷一百四十六万多两。计铭、树两军报效三十一万多两，增广安徽乡试永久性学额文武各一名，合肥一次性学额文武各三名；勋军报效十六万余两，增广四川成都、华阳两县永久性学额文武各二名；盛军报效二十八万两，增广安徽乡试一次性学额文武各三名，合肥县一次性学额文武各二名；同治七至九年各军先后报效七十万多两，增广安徽乡试一次性学额文武各四名，增广江苏乡试一次性学额文武各三名。
除上述勒捐方式外，还有一种所谓亩捐，亦当属此类。由于各省大吏将劝捐款项指派府、县，府、县为完成任务，又图方便省事，往往将应交份额摊人地亩，强行征收，以致引起乡绅民众的不满。此法曾在江西通行颇久，直到同治元年正月始经藩司禀请，由曾国藩下令停止，惟不清楚其他省份的具体情况与终始时间。就一般常理而言，江西的现象不会是孤立的。
此外，劝捐筹饷不只直接捐银，还有一种捐米的形式，名曰米捐，就是以米折银按部例办捐。据胡林翼讲，湖北、河南、江西都曾办过米捐，左宗棠、李榕也都这样做过，李榕还因此丢了官。现将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办理米捐的情况简述如下。
胡林翼在湖北办米捐，自咸丰七年开始，其具体办法是捐米一石，准折银三两四钱，按部例核减二至四成折价实收。咸丰十年八月，因各省同办米捐者降价竞争，鄂省军饷支绌，胡林翼曾奏请照部价再减二成，捐米每石加耗作捐例银五两，以调动报捐者的积极性。其时为户部所奏驳，直到咸丰十一年九月始奉旨允行。其办理成效尚未详知，但无疑也是支撑湖北危局的重要饷源之一。同治元年七月左宗棠奏请援照湖北米捐减成章程，在浙江开办米捐济饷，并要求在王有龄已得部颁空白执照三千四百张之外再发五千张，奉旨允准。不久，因办理著有成效，又奏准颁发部照五千张，计成一万张之数。在此期间，左宗棠还曾向浙籍富豪勒捐赈灾，其突出事例是向兰溪县绅士毛象贤勒捐米六千石，向浙籍上海买办杨坊勒捐米五万石。毛象贤先捐洋银一万零三百余元，银一百三十九两。而杨坊则挟洋对抗，一再推延，最后又企图以银二万两抵销江、浙两省共计十五万石的米捐。左宗棠以其因奸致富、为富不仁，奏请将其押回浙江捐输赈米，并获清政府批准。在此期间，李鸿章也搞过米捐。早在左宗棠向杨坊勒捐浙江赈米五万石之前，李鸿章已向他勒捐京米十万石。故左宗棠在折中特别声明，要在杨坊交足江苏派捐的十万石京米之后，方将其押回浙江捐输赈米。向杨坊勒捐，不过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例，就常理而论，当不会只此一人。
所谓饷盐，即以盐课抵饷之意。曾国藩带湘军出省作战，理应由清政府发饷，而清政府则因国库空虚无力发饷。曾国藩欲运浙盐行销江西，亦理应向户部交纳盐课，但因需饷孔亟暂以盐课充饷，免于上交户部。所以，绕来绕去，不过是带兵将领以办盐谋利的方式自筹军饷。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李昭寿曾长期在淮北盐场自行捆盐，为其四万之众筹饷，不知是否也是向曾国藩学来的，在他之前好像还没人这样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