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江苏减漕不尽人意的话，那么江西减漕则更次一等。江西漕粮原本不重，浮收之弊也不太大。曾国藩减漕套用湖北做法，致使漕粮未减反增。据曾任江西藩司的张集馨讲：“漕粮七十万，遵照部定每石折一两三钱，每年全漕可折九十一万两。”而曾国藩“欲仿湖北之例，一例减漕，通省俱以三两三钱征收”，按每两三千文折价，另准加收一千文以下。“不知湖北漕粮，每石征二十五千文不等，是以胡咏之核减三分归民，二分津贴院司衙门。江西除广信一府折银五两、六两不等，其余漕多之地或折二千四百文，或二千六七百文不等。”故张集馨认为，“今欲一律以三两三钱征收，是加赋非减漕也！”（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05页。）而实施过程中，则州县加征更多。曾国藩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说：“江西将来再增折价，断不如抚、建增至二千文之多。”“鄙意三千之外，增不过一千文，如再增多，恐激成巨案。”（《曾文正公书札》，第32卷，第11页。）结果，州县不满私欲，绅民消极抵制，致使咸丰十一年的减漕之举流产，此后搞的减漕也不满所望，始终没有取得湖南、湖北那样皆大欢喜的效果。不过，地方官员还是捞了一把，每石漕米折色可增加一千数百文的收入。曾国藩将其“八成批解充饷，以二成给经收之州县”（《曾文正公批札》，第6卷，第37页。），使督抚与基层政权都得到好处，只是农户吃了亏。原本浮收不多的江西，经此一“减”，漕粮浮收由每石一千文左右，增票二千文左右，凭空上浮一倍。难怪江西布政使张集馨会坚决反对此举，并因此被两江总督曾国藩免职。
与此同时，安徽、浙江也推出了减漕新章。曾国藩在给江西巡抚的信中说：“目下江西之漕，每石征钱四千三百。安徽之漕仿照湖北参差之法，极多者征至六千五百，极少者亦征三千四百文。江西较之邻省独少”，要求每石漕米折价在三千文之外，再加收一千文（《曾文正公书札》，第31卷，第31页。）。这就是说，安徽减漕情况更糟，浮收上浮更多。至于浙江的减漕，主要仿照湖南的做法。左宗棠认为他与骆秉章在湖南制定的“丁漕减征章程”，“胜于胡帅在湖北之法”（《曾文正公书札》第28卷，第19页。）。他在奏折中称，浙江杭、嘉、湖三府与江苏苏、松、常、镇、太五府州为全国漕米征额最重之区，而杭、嘉、湖三府则较常、镇尤重，浮收亦多。征收折色者每石初收六千文，此后逐渐增加，以二石之米方可完一石之漕。其征本色者每石浮收也已加至六七斗、八九斗不等。但因此三府尚未收复，无法办理减漕。而已经办理减漕之温州府，则“除正额仍照常征解外，其余浮收费共减去钱四万零五百余千，米三百余石。本年即照核减之数征收。”（《左文襄公奏稿》，第7卷，第42页。）
关于曾国藩集团扣留关税以充饷项的整体情况，并不太清楚，现仅知曾国藩、沈葆桢曾争夺过九江关税，曾国藩、李鸿章曾提用过沪海关关税。沪海关关税包括洋税、子口税、土货税等几部分，其中除子口税、土货税须反还地方一部分外，其余绝大部分款项要上交中央，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垮台、苏南地区被太平军夺占后，江苏巡抚薛焕为保住上海危城，曾招募五万人，并奏准以上海关税抵拨苏省军饷。同治元年李鸿章抵沪并署苏抚后，据王尔敏称，他除以捐厘充饷外，还动用关税购买洋枪军火、教练军队、支付洋枪队四千人月饷和镇江防军每月三万两协饷，以及上海中外会防局费用。同治六年四月曾国藩又奏准提用江海关二成洋税，一成交江南制造局设造船厂造船，一成充淮军军饷。从此，这一成洋税成为淮军的固定饷源。
三、厘金。这是曾国藩集团的主要饷源。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报销军费二千万两有零，其中厘金一项，大约占一千六百万左右。此后八年之中，盐政收入亦二千万两有余，而其中也主要是盐厘，大大超过盐课收入。胡林翼抚鄂之后，湖北号称全国第一富省，其敛财之法，主要是征收过境川盐与其他百货的厘金。故《胡林翼年谱》称：“盐课、货税经纪有方，岁入恒数百万，天下莫强焉。”（《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51页。）至于后来居上的爆发户李鸿章，抵沪后很快用洋枪洋炮将淮军武装起来，靠的更是上海厘金。故其在一封奏折中称：“臣查苏省自军兴以来，正赋蠲缓居多，全赖捐厘济饷，尚有可筹。”（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以下简称《李文忠公奏稿》），光绪三十四年刊，第6卷第27页。）
厘金制度是咸丰三年在清军江北大营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创立的，据说，周腾虎与钱江都曾参与其事。厘金是由米捐发展而来的，取值百抽一之义。最初有行厘与座厘之分，以征收座厘为主，后来座厘渐少以至停止，变为主要向行商征收的厘税。厘金之害不仅在于加重商人负担，妨碍原始资本的积累，主要还在于厘金局卡多如牛毛，办事人员任意延宕、敲诈勒索，给商人造成的损失更重于厘金本身。雷以諴于咸丰三年九月派人在扬州附近之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等地抽厘筹饷，咸丰四年三月始行上奏。清廷批准了这一做法，并令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许乃钊、南河河道兼署漕运总督杨以增在长江南北地方试行。这年十一月，胜保奏请将厘金制度推行全国，经户部议复，清政府同意在用兵各省试行抽厘筹饷，行与不行及具体事项，由该督抚定夺。结果，湖南率先响应，湖北继之，四川、安徽、福建等省随后效仿（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厘金制度风行全国，遂成清政府的重要财源，其数额渐渐超过地丁、漕折的收入。开始，仅就此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敛财手段，声明厘金专为军务而设，以俟战争结束，即行停止征收。而后清政府赖此维持财政，战争结束仍继续征收厘金，直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政府才撤销厘金名目，将应征数额放到统税之中，同当时的各种苛捐杂派统一征收。虽然如此，总算做了一件好事，废除了这一祸国殃民的弊政。厘金制虽不是曾国藩集团所首创，然其倡行最早，成效最著，终赖此将太平军、捻军等反清起义镇压下去，使腐败卖国的清政府危而复安，它们的首脑与骨干人物也成为晚清史上的名人。故人们一提到厘金这一在中国行之八、九十年的弊政，也就会想到曾、胡、左、李这些“中兴名臣”。
曾国藩抽厘筹饷是从咸丰六年开始的。曾国藩在江西办理饷盐，所征盐税应包括盐课与厘金两部分。故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都把它作为曾国藩与江西省征收厘金的起始。同时，他为了浙盐畅销，堵塞或减少邻省私盐的侵入，还在饶州、吴城、万安、新城设立厘卡（或称分局），向邻省入境私盐征收厘金。另外，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还奏请在上海抽厘筹饷，由于清政府与江苏督抚的反对而没有办成（《曾国藩全集》，第2册，第632—634页。）。
曾国藩大规模地征厘筹饷是出任两江总督之后。自咸丰十年至同治四年，他先后在江西、湖南、安徽、江苏、广东五省征收厘金，终成为曾国藩集团乃至当时全国揽利最广之人。一个地方官吏能够如此跨省筹饷，前后达五六年之久，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之时，安徽、江苏均在太平军手中，他可以筹饷的地区主要是江西。于是，他与江西巡抚将江西主要饷源地丁银、漕折银和厘金一分为二，共同享用，双方约定地丁银和漕折银之半归巡抚支配，充作全省行政费用；厘金和遭折银之半归曾国藩支配，充作军饷，江西有事由曾国藩派兵解决，本省不养大支兵勇。曾国藩接管江西厘金之后，将全省划分为两个征收区域，分由江西牙厘总局和赣州牙厘局承办。江西牙厘总局驻南昌，简称省局，辖南昌、南康、抚州、建昌、广信、饶州、九江七府局卡；赣州牙厘局驻赣州，简称赣局，辖袁州、瑞州、临江、吉安、南安、赣州六府及宁都直隶州局卡。省局由李桓主持，赣局由李瀚章主持，原有办厘机构与人员基本保留未动。同治元年李瀚章调赴广东，曾国藩遂将赣州牙厘局降格，其袁、瑞、临三府划归省局，吉安府另设分局，使之仅辖南、赣、宁三府州，实际上成为省局下属的一个分局，同饶州、吴城、湖口、吉安、抚州诸分局处于同等地位。同时，曾国藩发现李桓以下办厘人员有渎职、贪污诸弊，遂对江西办厘机构大加整顿，革退李桓等一批人员，另委孙长绂等主持省局，还派一些湘籍人员加入各局卡办事，以改变厘金收入日减的情况。同治三年三月经江西巡抚沈葆桢奏准，将江西厘金留归本省使用，以致在曾、沈之间引发出一场官司。双方各不相让，皆以去留相争。最后，清政府判定二人平分秋色，各得江西厘金之半。十月，曾国藩奏准停解江西半厘，仅留吴城、湖口、万安、新城四个盐务厘卡及饶州、景德镇厘金之半，仍归自己派员经收。
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还在湖南省会长沙设立东征局征厘筹饷。其时，曾、胡联手由湖北、江西进攻安庆、天京，并称这次军事行动为东征。此局所抽厘金，即专为曾胡所部东征军供饷，故取是名。其办法是在湖南征收厘金的基础上再加半厘，因此曾受到不少人的反对由于主办此事的郭昆焘、恽世临、黄冕等人，皆为曾国藩的好友，干得特别卖力。结果，不仅为其征得巨款，还将大量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可说是有求必应，日夜赶办，成为他对太平军实施战略决战和战略进攻的有力后盾。该局成立较早，裁撤最晚，直到同治四年四月曾国藩北上剿捻临行之时，才坚决奏请撤销东征局名目，并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从此，这项厘金虽继续照数征收，但已改为湖南厘票，在曾国藩看来也就与己无关了。
曾国藩在安徽、江苏征收厘金，是在咸丰十年七月兼办皖南军务后陆续开始的。早在咸丰七年，督办皖南军务的张芾即在安徽芜湖设立皖南厘金局，并在徽州、宁国、池州设立分局，还在一些重要城镇，如婺源等处设立厘卡、分卡。咸丰十年秋，曾国藩进兵皖南、接办皖南军务后，将这些厘金局卡陆续接管。咸丰十一年九月曾国藩又在安庆设安徽牙厘总局，并先后接管了湘军水师在长江沿岸设立的厘卡和李昭寿的皖北厘金机构。皖南厘金的征收对象主要是茶、木、山货，皖北及沿江厘金的征收对象主要是盐与百货。曾国藩在江苏征收厘金是在同治元年湘军水陆两师攻入江苏境内之后，先在沿江设卡征厘，同治三年秋又接管了设在扬州的江北厘金局。该局由绿营江北大营所设，大约就是中国厘金制度的开山鼻祖，所征厘金全部解送专为清军江北大营供饷的江北粮台。湘军攻陷天京后，大约在这年秋天，绿营江南、江北粮台裁撤，该局也由曾国藩接管，并委驻扎扬州的两淮盐运使兼理。江西、广东厘金停解后，曾国藩仍抓住安徽与江苏厘金不放。同治四年安徽布政使英翰移文曾国藩，要求将全省厘金收归本省征收。曾国藩不许，只答应将皖南半厘解送皖军，以应饷需之急。
曾国藩在广东征收厘金是同治元年七月开始的。这年三月御史朱潮奏请统筹东南大局，提出由曾国藩主军事，四川、广东等省负责供饷，清廷令各省督抚议复。曾国藩乘机奏请派钦差大臣赴粤征厘筹饷，当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并钦命曾国藩的同年、都察院副都御史宴端书专办粤厘。五月，曾国藩又奏准指派李瀚章、丁日昌等赴广东随同办理。由于广东受战争影响较轻，绅商反对较力，抽厘筹饷之事曾三起三落，但却终未办成。今见肥水外流，官绅商民，上下一心，共同阻挠此事。而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及当地督抚，因于乏饷一事无切肤之痛，亦遇事退避、动摇不定，致令广东厘金一波三折，开征数月，所得无几。曾国藩大为恼火，认为空负隔省抽厘的恶名，而无解困救急的实惠，于其如此，不如弃而不取。于是，穷极生忿，连上弹章，将其恩人、好友、同年劳崇光、黄赞汤、宴端书一一驱逐，代以曾国藩集团的骨干成员毛鸿宾、郭嵩焘出任广东督抚，直至粤厘日有起色，方才罢手。同时，曾国藩将丁日昌等湘、赣士绅撤回，除李瀚章就任广东官员继续掌管粤厘征收事宜外，还专门调派好友胡大任赴粤，以监视广东厘金的征收情况。通过这件事，不仅可以看出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支持，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为人。起初，广东厘金全部解送浙、皖粮台，同治二年改为三成留粤，七成解皖。同治三年六月又改为七成留粤，三成解皖。这年十月，经曾国藩坚决奏请，广东厘金全部停解，以洗广揽利权之名。及湖南东征局厘金停解之后，曾国藩虽仍在苏、皖、赣征收盐课、厘金致富，但认为那是他理所当然的敛财之地，也就心安理得了。
胡林翼抽厘筹饷是从咸丰五年开始的。这年正月，当胡林翼由九江返回湖北之时，就有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等人在武昌、新堤、沙市、簰洲、施南等处设局劝捐、试办厘金，总计收钱四万余串。咸丰六年二月又令荆宜施道道员庄受祺、荆州同知郑兰分别在宜昌、沙市设立盐厘局，征收盐课、厘金筹饷，并以胡大任、王家璧与周乐分别助理他们二人，办理此事。这年十一月湘军攻陷武昌，胡林翼遂在省城设立湖北牙厘总局，并以李荫芬总办全省厘务，厉云官、蒋照总司出纳，将劝捐、征厘活动推广全省，以筹军饷。此时，淮盐不能运出，其原有引地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多改吃川盐，千船百舸，沿江而下，昔日两淮盐利，多为湖北所得。其每年所筹饷银三百多万两，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从宜昌、沙市抽取的盐厘、盐课。湖北曾一度兵强马壮，富甲天下，若无此财源也是不可能的。同治二年后曾国藩大力整顿两淮盐政，湖北的厘金收入虽大为减少，但仍能牢固地保持着一部分盐利。因川盐质纯色白，成本低廉，且鄂民吃惯了川盐，淮盐无力与之抗衡。更为重要的是，湖北督抚赖此财源活命，不肯轻弃，曾国藩隔省办盐，亦属鞭长莫及。所以，专掌两淮盐政的曾国藩，虽然可以逐步夺回他在湖南、江西、安徽的盐利，但却无法恢复淮盐在湖北的引地。他临死前所订对湖北引地分区分期逐步夺回的计划，虽得清政府批准，恐怕也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