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论述，虽然大体可以反映出曾国藩集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但有两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个是孔子思想的二元化问题，一个是思想文化对社会的反作用问题。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其主要内容包括民本主义与等级观念两部分（见拙文《战国封建说质疑——从孔子思想与周初政治看西周社会性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以今天的观点看来，应该说其民本主义较之等级观念含有更多的精华。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程朱理学成为儒学的主宰与核心之后，民本主义渐渐沉没，而等级观念则不断强化，以致“五四”时期张扬国粹的学衡派也产生了错觉，只强调三纲五常的合理性，而不提与近代民主思想更为接近的民本主义。不过，亦并非所有的人尽皆如此，例如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就注意到儒家思想的这一特点，并在发动革命时充分加以利用。以笔者浅见，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有关君民关系、天人关系的论述和平均主义思想上。他们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四书五经》，岳麓书社1991年合刊本，第133页。），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君不爱民，失德于天下，人民有权力起而推翻他，并能得到上天的支持。因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唯惠之怀”（《四书五经》，第265页。）。“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卿：《荀子》，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第20卷，第22页。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后汉书》、《孔子家语》、《艺文类聚》、陆贽《翰苑集》，内容大同小异。晋代的刘渊和唐代的魏微也都转述过类似的话，见于《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的相关篇章。此语广为流传，最终演化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收入成语词典。惟不见于儒家经典。然无论孔子是否讲过这些话，既为儒家所承认，就可以作为儒家思想看待。）所以，汤放桀、武伐纣不为弑君，而是诛一残贼之人。还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否则，很可能引起内乱。“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四书五经》，第51页。）而最理想的境界，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书五经》，第66页。）。然要真正实现这一理想，则只有到大同之世。因为那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四书五经》，第513页。）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人们对遥远的原始社会的回忆，然经过儒家的宣传，却成为中国多少代人的理想。而所有这一切，在太平天国的文件中都有所反映。洪秀全曾熟读四书五经，受尽儒家思想的熏陶，走上革命道路后虽反孔批孔，亦不过推翻其在思想政治领域里的权威地位，而对其思想则采取古为今用的态度，尽量吸收对自己有利的内容，作为发动革命的思想武器。其对西方宗教的中国化，除坚持认为上帝自古在中国外，就是在它的教义中力口进儒家思想的内容。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核心，就是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其平等思想主要来自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而平均思想则主要来自儒家经典。开始，他们只是作为一种思想主张提出来，而后不久则将之变为其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为自己的理想社会绘制出一幅蓝图。细审之，它与儒家的所谓大同社会，究竟有何不同？对于这个问题，南京大学的茅家琦教授早有专门论述（茅家琦：《基督教、儒家思想和洪秀全》，《晚清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作者所要指出的是，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革命志士，始终以“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作为自己另立新朝的理论根据，故能正义在手，成竹在胸。发动时期他们以解民倒悬为宗旨，进军途中他们以反满复汉、吊民伐罪为号召，形势危机之中坚决拒绝洋人的诱惑，失败被俘仍然理直气壮，保持革命的气节。如若不信，请看洪秀全起义前的诗歌文章，东西二王传檄天下的三篇檄文，陈玉成、洪仁玕等在临终前的《自述》。
由此可见，将太平军与湘淮军间的战争说成是农民打农民，或人权与神权之争是很不准确的，还不如说它是民本主义与等级观念之争，或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之争较为接近。因为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二元的和相互矛盾的。在封建社会中，相互对立的两派各持一端，都从儒学中找根据，也是常有的事。且比较而言，儒家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应该说与近代民主潮流的接近点更多些，而等级观念则与之尖锐对立，将它们以此区分为精华与糟粕，应该说也是大致不会错的。例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曾以天下为家和上尊下卑为据，对太平天国的土地公有主张和上下贵贱皆以兄弟相称的做法进行攻击，就表现出这种情况。因为曾国藩之说固属儒家思想，而太平天国“天下为公”的主张亦以经典为据。孔子曾对言偃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四书五经》，第513页。）随之即讲出有关“大同”、“小康”的一大段话。可见，他确实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当成了自己的最高理想。在这一点上，是与太平天国相一致的。此外，太平天国上下贵贱皆以兄弟相称，亦并不违背“圣道”，君不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书五经》，第40页。）。此说载于儒家经典，出自子夏之口，倡言者虽非孔子，亦属大成殿中之人，即使将之付诸实践也与“大道”相通，岂可视为贼赃罪证？曾国藩号为大儒，听信理学家仁天义地的胡诌，却不肯下工夫钻研儒家经典，实在是一个大的失误。而有些学者，在传统文化潮涨气热之时，仅根据曾国藩的一些文字，将之推为维护传统文化的功臣，而斥太平天国为破坏传统文化的罪魁，并以所谓“无本者竭，有本者昌”（《曾文正公文集》，第4卷，第22页。）判为双方成败的关键。这就不仅有点荒唐，而是是非颠倒、本末倒置了。
试问，何为儒家思想之本，何为儒家思想之末？哪是它的精华，哪是它的糟粕？而判断其是非的标准又是什么？想来不过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儒家自身的标准，一个是当今时代的标准。以儒家自身而论，太平天国的主张合于“大道”，通向“大同”，属于儒家的最高理想，出于先师的论述，当然为根、为本。而曾国藩所要维护的不过是“大道既隐”的“小康”（《四书五经》，第513—514页。）之制，其所“本”亦不过是后儒理学偏狭之论，当然为枝、为末。如果说，曾国藩所卫的“道”仅指理学而言，还可说得通，若指儒家思想甚或传统文化而言，那就很不准确了。因为传统文化不仅是儒家思想，而理学只是儒学的一部分。这不仅是说另外还有词章、经济、考据等门派，即其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继承，也是片面的。它将三纲五常强调到灭绝人性的地步，而几乎完全抛弃了民本主义思想，与先儒的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一点，于今天的社会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而对曾国藩或今天以重续儒学道统自任的学者却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员，理应弄清其中的曲折原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若以当今时代的标准，则以其是否接近或抗拒近代民主潮流，来区分儒家思想精华与糟粕，从而衡定民本主义与等级观念在儒家思想中的本末地位。儒家的民本主义虽不同于近代民主思想，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国家的最终主宰是人民，人民有权选择最高决策人。就是说，按照儒家的说法，在中国封建时代，人民虽然不能选择一个王朝的皇帝，但却可以选择一个王朝。虽然这种权力几百年才能行使一次，远不如近代欧美国家更换总统、议员那么便当，但毕竟有胜于无。此外，民本主义还包括使民以时、关心民瘼等内容。所以，自夏至清，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王朝更递替史。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明君贤相和廉明官吏及政治清明的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姚崇宋景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代表了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光明的一面。而等级观念则要求绝对的服从，将整个社会限定在一个僵死的、一元化的枷锁里，广大民众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权力，面对层层压迫没有足够的自卫能力，最多也不过盼望出现清官好皇帝。从而压抑甚至扼杀了个人与下级的积极性，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近代以来的民主自由精神相冲突，是滋生政治腐败的根源，代表了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黑暗的一面。所以，如果儒家思想可以一分为二，区别为精华和糟粕的话，当然各自会有丰富的内容，但就其核心而论，就是民本主义和等级观念。如果儒家思想在失去独尊地位之后，还有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继续生存的理由，也就是因为它具有民本主义思想。故以此看来，其民本主义较之等级观念更重要，而二者间的本末地位也是不应怀疑的。太平天国作为一场旧式农民战争，也是最后一次失败了的谋立新朝的革命，虽然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出现前所未有的诸多新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并未冲出王朝更替和儒家思想的范围。然其高举民本主义的旗帜，向满洲贵族的皇权挑战，同曾国藩集团维护土地剥削与等级观念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虽败犹荣，不失英雄本色。所以，无论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潮流抑或儒家思想而言，肆意拔高曾国藩集团、贬低以致完全否定太平天国，都是不妥当的。在革命年代，曾有不少史学权威，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将太平天国举上天，把曾国藩集团踹入地。而今天改革开放时代，又有不少学者，为了宣传四化的需要，反其道而行之，以纠偏为名而走向另一极端。其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他们都加入了太多的主观成分，违背了科学性，以至混淆了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界线。而科学性是历史学的生命，失去它，也就会使历史学迷失本性，丧失信誉。所以，世上讲历史陈迹的书很多，但不一定都是史学著作。例如孔子的《春秋》及其三传，虽有“六经皆史”之说，但多年来谁也不把它当作史学著作。因为它是经，属于政治学，而中国的史学是由司马迁创立的，以《史记》为发端，并不是孔子的《春秋》。
当然，说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分别代表着文化上的精华与糟粕，还有另外的根据。那就是，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两个革命纲领，向外国侵略者和腐败、卖国的清政府作了坚决地斗争，代表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向和进步潮流，不仅丰富革命人民的斗争经验，也为后来者作出了榜样。曾国藩集团则逆历史潮流而动，强行不可为之事，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以致在不少方面，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也在中国近代史上开了最恶劣的先例。这里仅举出最突出的三条：一是以军法处理民事，二是以厘金筹军饷，三是以残忍手段杀俘杀降。
曾国藩出山不久，就在团练大臣公馆设立审案所，杀人不要证据，审案不经有司，废除一切司法程序，只凭各地团练头子的一言定人生死。重者就地正法，轻者立毙杖下，再轻者瘐死狱中。实际上，被送到审案所的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他还嫌湖南地方官员杀人不多、不快，竟然将送至首府首县的人提来杀掉。以致激怒省城官绅民众，纵容士兵哗变，将他赶出长沙。其“曾剃头、曾屠户”的徽号，就是这时候得的。其后剿捻期间，他又故伎重施，派员四出查圩、杀人，心狠手辣者奖，迟疑手慢者罚。有人起初杀人很少，后经曾国藩的威逼利诱，便胆大妄为，大杀特杀。其后凡杀人多者，皆受到奖励。他制造了无数怨假错案，却不准申诉、翻控，称所办之案皆以军法从事，翻不胜翻，有碍体制。胡林翼的做法也与曾国藩相似，他在贵州任知府时即办团练杀人，并因而受到赏识，有干练之名，升迁贵东道，奉调赴湖北，遂成为其一生飞黄腾达的最初基础。所以，他虽因此得到“胡屠户”的徽号，但却极感自豪和得意，他与曾国藩之胞弟曾国荃常以“杀人如麻，挥金如土”课夸示于人。其尤恶劣者，则是他们于战争结束后继续沿用“就地正法”之制，仍以军法办理民间案件。例如，沈葆桢光绪元至五年任两江总督，“残忍滥杀胜于军事时期”，有人说其“所杀戮者，平均每日得五十人”（周今觉：《夜读书室随笔》，《永安月刊》第103期。）。所以，有人说1927年蒋介石血腥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方针，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恐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曾国藩集团为筹集军饷亦不择手段，所得白银达数千万两，方式虽多种多样，但主要来自厘金，尤其盐厘，占七成左右。厘金之害不仅在于常税之外再多抽百分之几的捐税，而在于贻误商机，加以经办人员乘机敲诈勒索，使商人实际上所遭受的损失，超过厘金本身不知多少倍，从而严重障碍了商品的流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盐厘所占比重甚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战乱之下，百业萧条，人民生活困苦，但却不能不吃盐，尤其南方酸性水土地区。厘金虽不是由他们所创，但他们成效最著，影响最大，并因而得到很大发展，遍及各省，遂成为当时政府的一项主要财源，战争结束后仍被保留下来，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归入统税一体征收。所以，人们一提到这项弊政，就想到曾国藩集团。故有人斥责他们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厘聚敛”之风，是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夏震武：《灵峰先生集》，浙江印刷公司版，第4卷，第57、57、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