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泰生西培农场（五师一团）
天一天天地黑得早，亮得晚。白天越来越短，天阴冷阴冷的。日间气温降，晨昏寒意生。风乍凉，橡胶树的叶子纷纷落下，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和几片叶子在寒风中摇曳。偶尔可以看到鸟巢孤零零地挂在树杈上，显得那样的柔弱渺小，孤立无助。
这天，连队来了一位新职工，名叫洪妮。她40岁上下，身材高挑，气质高雅，年轻时必定是个绝色的大美女。听说她18岁时，曾获得解放后首届某省游泳比赛的数项冠军。她又是农垦总局的开局人员，为农垦立过汗马功劳。传说她与原农垦总局局长、现任农业部部长何康一家子打得滚熟，是何康的“干妹妹”呢。她的丈夫是某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大学生，儋州人。瘦高个子，儒逸俊雅，风流倜傥，颇有英国绅士的气派。郎才女貌，真是天造地设的人间鸳鸯。再加上他们有两个长得貌似天仙的女儿，更是家庭幸福美满，羡煞旁人。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腥风刮起，洪妮丈夫因为出身“地主”家庭，而被下放到我们农场，在基建队工作。洪妮为“爱”而舍弃前程，也到农场来了。又因为“敦唆小孩子喊反动口号”，她丈夫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批斗。洪妮带着两个女儿，被“发配”到凤岭队来了。
以下，是我们听到的关于“反动口号”的故事：
洪妮的大女儿读小学，约七八岁。小女儿约五六岁，还没读书。某日，她小女儿和几个小朋友在场部的水井边玩耍。突然，有小朋友说她“喊反动口号”。旁边有大人听到了，便硬说是她父亲教唆她喊“反动口号”。于是，一帮人气势汹汹地到她家把洪妮的丈夫抓起来了……
刹那间，犹如晴天霹雳，天崩地裂，灾祸降临到这个家庭上。那个五六岁的小姑娘，看上去着实使我们暗暗吃惊：小小年纪，独索离群，对周围的小朋友不理不睬，对接近她的大人都睁大眼睛，用一种惊恐呆滞的目光注视，就像是一只无处躲藏的受伤的狼崽，寻找着舔伤的角落，眼睛里喷射出哀怨仇恨的同光。多么令人可惜可怜的小女孩啊！“喊反动口号”的一幕刻骨铭心，在她脑海中永远挥之不去，父亲被抓的苦痛镌刻在她的心中。我想：可怕的话，她长大后，会变成为一个向社会，向世人疯狂报复的“复仇女神”。把苦难当成动力的话，推己及人，也可能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主持正义，拯救世人的“现代包公”。向哪种方向转化，将来会变成哪种人，看上天的旨意，看她的造化啦。洪妮瞬间面临巨大打击。生活的重压使她迅速过早地衰老，额头上不适宜地出现了几道川字皱纹，姣好的脸庞上隐现出数处斑痕。她思念丈夫，还要承担起母亲的责任，保护好受惊吓的幼小的孩子。聪明干练的洪妮，她要像一只胸口带血的母狼，拼死也要顶住政治逆流对孩子的伤害！
诸位朋友，我们暂且当几分钟的“包公”，审审这件案子：
我们设想一下当时的场景：
水井边，几位小朋友在玩耍，他们是多么的烂漫，多么的天真无邪。正玩着，他们之间言语有了小小争执，有人用当时听习惯了的，耳熟能详的口吻，指着其中一位小女孩开玩笑说：“啊，你喊反动口号！”小女孩一脸的茫然，她无法知晓什么叫做“反动口号”。谁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水井边，恰好就有对“阶级斗争”神经过敏的革命群众。他冲上前去，厉言疾色：“谁喊反动口号？”有个小朋友手指小女孩。“喊什么反动口号？”“喊——呃、呃……”看此阵势，谁都不敢喊出来。这时候，谁喊，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这叫做无法对证！小女孩吓得嚎啕大哭……接下来就是父亲被抓，母女被放逐……荒唐的年代！匪夷所思！那些开“喊反动口号”玩笑的小伙伴们始料不及，他们若有良知，一辈子会备受良心的煎熬！或者，整个事件就是嫁祸裁赃！那几个好勇斗狠的革命群众，其实是些居心叵测的“人渣”，故意去设一个局，想办法揪出了“地主仔、教唆小孩喊反动口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邀功。不惜摧毁一个家庭，毁灭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天昏昏，地暗暗。寒冬刚到，我们就盼望着何时能够“灼然如披云而见日，霍然若开雾而观天”！
这天收工回来，我发现连队里弥漫着一派萧杀之气。大人小孩都来去匆匆，低头不语，哭丧着脸。全连队如临大敌，如丧考妣。从场部来了三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把我们分别叫去问话。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一大早，有人发现了在晒坪下面的那排房子的西侧墙上，出现了“反动标语”。不得了！有“革命群众”打电话到场部。事关阶级斗争大事，场部马上派了“工作组”来查处，要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到食堂打饭，有时候经过那堵墙。“工作组”问我：昨晚打饭时有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经过那堵墙？眼睛的余光有没有发现那堵墙上有什么字？墙有什么变化？我把头摇得像个货郎鼓，一个劲儿说：“我没注意，眼睛近视，看不到……”
当天晚上，全连队会写字的人，都领到一张白纸条。各人都要在上面写字，记得写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万岁！迄今为止，我都不知道在那堵墙上，“工作组”掌握的“反动标语”是什么内容。我向人打听过，别人都不说，也没有人有胆量把它写出来。内容只能从这三句话里去猜了。凡在白纸上写字的人，如芒刺在背，大气都不敢喘。
很晚了，睡觉前，表弟阿江悄悄告诉我：内部消息，写标语的人是男性，身高一米七。“工作组”已经锁定了“怀疑目标”——我校初三级的李新厦。他木讷刚毅，不善交际，不大出众。今晚叫全队人写字，是想通过笔迹甄别是不是他写的“反动标语”。可怕啊！我骨寒毛竖，浑身簌簌发抖。我为自己身高不够，摆脱嫌疑舒了一口气。却又为李新厦感到忐忑不安。只有“傻瓜”才会吃饱了撑着没事干，莫名其妙的跑到一个别人难以注意的角落去写什么“反动标语”。绝对不会是他写的！
李新厦兄弟俩都在我队。他的父亲是广州商业局的干部，此刻还在“靠边站”。他的出身，虽然不算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但也不列入什么“黑七类”子女。可能是字迹实在相差太远，“工作组”把字迹拿走甄别，后来此事以找不出“凶手”而不了了之。我好奇心太重，曾尝试当过几分钟的“包公”。我站在那堵墙的前面，观察着别人说的写“反动标语”的地方。“犯罪现场”已经遭到破坏，看不出丁点儿“反标”的痕迹来。环顾周围的墙壁，我恍然大悟：粉刷了白灰的墙壁上，斑驳陆离，残存着猴年马月贴上去的标语。经过风吹雨打，有的半边剥落，有的墨迹隐约渗透在墙壁上。有阶级斗争过敏症的“革命群众”居然能从斑驳的墙壁上看出“反动标语”来。
这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寐。太阳穴突突地跳个不停，头胀得生痛。蒙蒙胧胧地进入梦魇世界。两年前的一幕又浮在眼前：那是“文化大革命”武斗刚起的一天清晨，我听到街上有人说：在中山图书馆前面有一个被吊死的人。我匆匆跑往前看，那人40来岁，瘦高个子，穿一身黑衣，被绳子吊在离地两米的大榕树上。听围观的街坊说，这是个近几天来广州看病的流浪者，不知为何昨晚被人吊在树上……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吊死者，他的舌头伸得长长，嘴角还有凝成涕样的口水……他的嘴在大声呼喊：冤枉啊！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