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启荣畅好农场（三师一团）
从太古仓出发
1968年11月1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的生活之帆由这天扬起。我和我的母校——广州市四十二中学的同学们高喊着：“一颗红心献给党，广阔天地练红心”的豪言壮语，从广州河南的太古仓码头（现在洲头咀）出发，登上了“红卫二号”轮船，跨过琼洲海峡，奔向宝岛海南，参加农垦建设。
凌晨五时，我告别了亲人，背起背包，提着一个藤箧，匆匆赶回母校的操场。晨曦中，人声沸腾，操场上来了不少同学，都是准备去海南的“老三届”毕业生，教学大楼顶上的喇叭在广播，操场中间停着几部解放牌大卡车，有人正往上搬行李。我赶紧爬上车，不久，车队就出发了。
穿过宁静的马路，我们到达了太古仓。巨大的“红卫二号”轮船正停靠在码头的泊位旁，一条红底白字的巨幅横额“火红青春献祖国广阔天地炼红心”高高地挂在电线杆上。码头上响起了锣鼓声，一支管弦乐队，也开始吹奏革命歌曲。车子停稳，同学们提着行李上了船，放下行李，大家都跑到甲板上，船舷边，向岸上送行的老师、同学挥手告别，有人高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有人高喊：“再见了！广州”、“再见了！同学们”。情景有点像战士奔赴疆场般悲壮！
其实，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今后的命运，更没有意识到，一个叫做“知青”的社会阶层在一夜间形成了。10时正，在一声长长的汽笛声中，轮船慢慢地驶离了码头，这时，大家的情绪也达到了沸点，有人大喊，有人哭泣，有人挥动着“红宝书”和大红花（那是给赴海南的同学们佩戴的）向岸上的人告别，岸上的人也在喊，但再也听不清喊什么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程，第二天中午，我们抵达了海南岛。在海口市农垦橡胶厂住了一晚，第二天，各农场的汽车接我们来了。我们四十二中共有300多人去海南，分配在畅好农场和三道农场，去畅好农场约有130位同学。来接我们的是农场武装部长，叫黎炳松，是位壮实的广西汉子，讲粤语。我们分成10组，（当时畅好农场有10个生产队）每组一部卡车，就这样踏上了奔赴农场的旅程。
奔赴通什镇
11月19日早上，我们乘搭农场运橡胶的解放牌卡车出发了，车上载着14人（男生4人，女生10人），向农场所在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通什镇进发，路程为223公里，途经汉区的定安、屯昌和民族区的琼中县，（海南岛当时分为汉区和民族区，各辖8个县，共计16个县）。途中要行经一座大山——阿陀岭。黎部长告诉我们：“如果天气晴朗，在阿陀岭可远眺五指山。”
汽车开出海口币区不久，就转入中线公路（当时海南岛的交通只有南北向的三条公路：东线、西线和中线）。同车的几位同学，四位男生是66届的，几位女生有67、68届的，其中有一对姐妹，三个四航局的工人子女，大家报名时商议好同下一个生产队。男生何树森、女生蔡玉清、林洁星、邝佩嫦原来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艺战士。小何有一把秦琴，小林是吹箫的，小邝懂拉二胡，不知谁还带了一只口琴。有人提议唱歌，大家响应。于是，车箱内就响起了歌声，唱的都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的金山上》、《我为祖国献石油》以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插曲《红军想念毛泽东》、《过雪山草地》等。小蔡是宣传队独唱演员，她的一首《十送红军》，唱得凄婉动听，几位女生也跟着哼哼，慢慢地变成了合唱，可能是大家心中隐隐感到此次去海南前途未卜吧，唱的歌也从豪迈变成了伤感。在唱《红军想念毛泽东》时，已有一种哀伤的情绪在弥漫。而唱到《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时，竟有女生抽泣起来。也许是气氛太压抑，有人提议朗诵诗歌，我首先响应，以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绰号“诗人”的小李，中学时就喜欢抄录警句名言，这时他朗读了一段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句：“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其实这段话在同学中早已流传，当他读到：“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时，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合诵”，情绪一下子又豪情万丈起来，仿佛我们去海南参加农垦建设就是“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正当我们陶醉其中时，汽车停了，司机说：“这就是阿陀岭。”我们纷纷跳下车，原来是一处山口，公路是劈开山顶凿出来的。抬头仰望，两边峭壁十分险峻。可惜雾大，看不见五指山。下山了，汽车急驰在盘旋的公路上，下了阿陀岭，就是通什镇——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我想，那一定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农场第一天
半小时后，汽车驶过一座大桥，我们还没看清楚通什镇，车就继续向南开了。不久，车子拐进一个地方，停在一间很大的草棚前，大家被告知，畅好农场到了。农场周围有橡胶林，有排列整齐的平房和一个砌有土台的广场。我们从电影上看过军垦农场，觉得这个农场的环境还真像电影上看过的样子，都十分兴奋。
不一会，一位穿着军装的中年汉子上了车，自我介绍说：“我叫张昌龙，是红合队的指导员，欢迎你们到红合队参加农垦建设。”大家报以掌声。车子随后开出场部，不久就转入一条黄泥路，两边是橡胶林和木薯地，路很窄，坑坑洼洼的，汽车像扭秧歌似的，我们被颠得东倒西歪。很快，汽车停在一个篮球场上，张指导员说：“同学们，红合队到了！”
还未待我们回过神来，一群衣衫破旧的人跑到车箱后面，热情地帮我们扛行李，妇女们带着孩子在旁边用诧异的眼光打量着我们。张指导员向大家介绍说：“他们是广州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大家欢迎他们来参加农垦建设！”欢迎仪式后，我们四个男生被分到一间茅屋里，泥巴墙、泥土地，所谓的“床”——实际上是四根埋在地里的树丫搭成架子，上面铺上两块床板。唯一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两盏煤油灯，两张长条板凳，这就是全部的家当了，看到这情景，我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天啊！这难道就是我们要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吗？
老工人（我们后来这样称呼先到队里的工人）没有觉察我们情绪的变化，安置好后，把我们带到饭堂——其实也是一间大茅屋。晚饭不错，有猪肉粉条、猪肝炒豆角等，大家也饿了，饱餐一顿后，生产队煲了一大锅热水供我们洗澡。提了一桶热水将一天的灰尘和劳累洗去。天已黑了，围坐在昏暗的煤油灯前，我们四人都心情沉重起来，毕竟现实与想象差太远。后来，几位女生也过来了，一见到我们就哭。一直呆到10时多，才各自回茅房睡觉。
第二天，天还没亮，外面的宣传架（当时生产队没有广播设备，在操场上搭一个4-5米高的木架子，上面放一个纸糊的喇叭筒，有事就通过喇叭筒广播）上有人在大声念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要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原来是催促大家起床，参加“早请示”仪式。
我们出门一看，操场上几十人已站好了队，正由张指导员带领着向毛主席像鞠躬，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呢！生产队一位60多岁的荣大娘，是队长的母亲，也跟着大伙跳，因为缠过足，跳起来怪滑稽的，大家也不敢笑。做完“早请示”，队长布置当天工作。知青们因为刚到，不用开工，由队里的会计领着“熟悉环境”，到附近叫“文化市”的一个圩镇逛街。
我们这些知青就这样开始了在农场的工作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