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已故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的一位弟子回忆，解放前夕陈老也在国民党政府的南迁名单中，但陈老拒绝南下。这名弟子问陈老：“你学的经济学是资产阶级那一套，解放后有什么用呢？”陈老说：“经济学包括两个内容，一块是意识形态的，一块是技术性的。新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内容没用了，技术性的还可以用。”看来陈老对经济学在新社会的应用还是很有信心的。
陈老是财政问题专家，解放前孔祥熙曾请他出任财长或次长，被婉拒。但陈老仍代表国民党政府参加过几次重要的国际财政会议。任何政府都有财政问题，不同制度下的财政也有共同规律，财政应属于技术问题。但以后的改造思想、“三反五反”、批判资产阶级、用政治经济学取代经济学等做法使陈老善良的愿望落空了。陈老回到了书斋，研究经济学说史，技术性的知识也不敢用了。远离现实也使陈老没有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不过陈老的这种观点似乎并没变。20世纪80年代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经济学被彻底否定。陈老提出，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体系应该否定，但个别对技术性问题的论述仍有借鉴意义。这个观点对消除极“左”思想，保护经济学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以后的实践看，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技术性论述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其实陈老的这种思想在中国文人中有深厚的传统。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这种传统最精辟的概括。面对西方世界的冲击，或者是对原有体制的迷恋，或者缺乏挑战旧体制的勇气，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愿全盘西化，故而有这种折中的主张。在不触动原体制的情况下来实现量变，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又有社会进步，动机善良得很。可惜许多善良的愿望都是“看起来很美”，其实无法实现。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源正在于不触动封建制度的情况下，只想在技术上“师夷之长”。张之洞依靠封建体制办的大冶铁厂不就失败了吗？引进了洋枪洋炮，仍然败在洋人手下，不是枪炮不好，是封建制度不好。
经济学中的制度与技术内容可以分开，不改变制度，只用技术吗？从历史与现实看，没有制度变革，技术性的内容是无用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哪一个社会，哪一个阶级的，都希望实现技术进步，并以技术推动经济发展。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学家也极为重视技术进步。在苏联和中国，官方都在呼吁实现“从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的转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投入型增长转向技术进步型增长。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始终没有实现这种转型。当年的苏联有许多优秀科学家，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都处于世界前沿地位，但经济始终由增加投入推动，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成为实际生产力，最终由于增长受到资源限制而停滞，苏联解体了，它是垮在经济上。
市场经济下实现了投入型增长向技术进步型增长的转型，计划经济则办不到。这种差别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制度，技术进步需要动力。人们最早对科学和技术的探索产生于好奇心，以后则是生产和战争的需要。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技术进步缺乏动力，尤其缺乏把科学与技术普遍运用于实际的动力。这种动力是个人对利润的追求。无论封建社会，还是计划经济，都把“逐利”作为“恶”，谁敢大胆妄为呢？
当然，传统社会流行的是伪道德，当统治者和道德家斥责“逐利”时，他们却在大发横财。不过用的是政治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在这个“有了权才有钱”的社会中，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经济活动就失去了动力。市场经济不仅承认“逐利”的合法性，而且把从事经济活动作为“逐利”的主渠道。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制度下，利来自竞争。“逐利”成为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无利则亡”成为技术创新的外在压力。技术能不突飞猛进，并迅速得到应用吗？技术进步的动力来自制度，而不是单纯“船坚炮利”的技术。
仅仅鼓励人们太“逐利”还不够，还要保证人们可以排他性地占有所逐到的利。这就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确保每个人拥有自己合法收入与财产的占有、使用、转让、受益权。如果我们把鼓励逐利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基本激励机制，那么，产权制度就是这种激励机制的保证。从这种意义上说，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说得再具体一点，鼓励技术创新的是专利制度。专利制度是产权制度的组成之一。
没有市场经济制度就没有技术创新，无从实现经济增长由投入型向技术进步型的转型。用这个观点可以解释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也可以解释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难点所在。吴敬琏先生的名言“制度先于技术”是对这一观点的经典概述。从陈岱孙教授到吴敬琏先生，我们也看到了经济学家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