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江铃陆风汽车在全德汽车俱乐部（ADAC）进行的新车评价规范（NCAP）的碰撞测试中，一败涂地，被德国媒体嘲讽为“一个徒有其表的铁皮罐头”。但江铃公司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国家质量标准，进而以冷战思维推导出，这是德国阻止中国汽车进入的“阴谋”。
对于“阴谋论”，我认为只是该公司个别人阴暗心理的反映，而对于它们达到了国家质量标准之说，我深信不疑。要不，它们的汽车如何能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呢？
虽然达到了国家质量标准。但在国外，离质量达标还远得很。这只能说明，国家质量标准太低了。其实陆风汽车的质量总体还是不错的。大街上又有多少远不如陆风的汽车仍在行驶？我总不相信3万元能造一辆有安全保证的车，但那些车也都达到国家质量标准。其实不仅仅是汽车，达到国家质量标准的食品等，不也由于达不到国外标准而被反倾销吗？包括汽车在内的许多产品不仅国家质量标准低，而且不实行召回制度。对这些连国家质量标准也达不到的产品，消费者只能自认倒霉，自我消化了。
许多人还为低质量标准辩护，觉得中国企业是没长大的孩子，我们要惯着一点，否则他们长不大。
政府应不应该惯着企业呢？政府不只是企业的代言人，也不只是消费者的代言人，应该是代表这两方利益的仲裁人。但在市场上，企业是强者，它们作为一个组织，有足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实力，消费者是弱者，人数众多，没有组织，无力保护自己，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消费者。规定强制性质量标准正是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方法。
政府惯着企业，降低质量标准，或者有标准并不实施，就可以使企业做好，中国经济振兴吗？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不是惯成材的，政府也应该知道这一点。降低质量标准，不实行召回制度，企业的成本可以降低，但这种企业有竞争力吗？对于国内无知而又无力的消费者，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些产品，自认倒霉。但走到国外，人家就不吃你这一套了。中国不少产品在国内卖得不错，但一出国门就受到限制，正说明这一点。
中国的国家质量标准应该与世界接轨、保护消费者的制度（如召回制）要与世界处于同一水平。这里不存在中国特色。在质量问题上应该是只有世界的，才是中国的。以降低质量为代价增加数量，既浪费了资源，又没有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绝不是中国经济成功之路。
在我们技术水平低的情况下提高质量标准肯定会给企业带来压力，甚至使一些无论如何努力也达不到质暈标准的企业破产。对一些实力弱的企业而言，召回制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但这种代价是必须付的。高质量标准和召回制的强制性压力会使一些企业经过痛苦的折磨之后成长起来，也会消灭一些企业。这些企业也许本来就不该存在。让该死的死去，才能让该活的活得更好。在这种优胜劣汰的过程中才会出现中国走向世界的成功企业。严格的高质量标准会引起某些行业的小乱或中乱，但不会有大乱，而且小乱之后才有大治。对整个经济而言，与世界接轨的质量标准只会使经济更强大，根本谈不上伤筋动骨。
计划经济之下政府对企业实行父爱主义。不过这个“父”不是“严父”，而是兼具了舍得给钱的“父”和无端护短的“母”的秉性，无论在什么事情上，这位“父”总是站在企业的立场上，对消费者则是漠不关心。这也难怪，当时的国企都是政府的“亲儿子”。转向市场经济了，“父爱”仍在延续。把国家标准定得低一些，执行得松一些，遇到消费者与企业争执时，总维护企业的利益。这就使企业有恃无恐。谁要说质量差，它就以国家标准回应，谁要求召回不合格产品，它就指责意在搞垮企业、别有用心云云。这样惯出来的企业，靠政府保护，像温室的鲜花一样成长，何时能长大呢？
我们的“神六”成功上天了。我们的企业能生产出这样高质量的产品，为什么汽车、食品这些并非高科技的产品反而达不到国家标准呢？我想并不是技术上达不到，而是思想上达不到。既然生产低质量的产品也达到了国家标准，何必再花工夫去提高产品质量呢？这就是政府惯出来的坏毛病。
质量提高不能靠企业良心发现，要靠外力去逼。这种外力就是把质量标准提高到国际水平，并用国际上惯用的手段去保护消费者利益。在消费者因质量起诉企业时，政府要全力支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了这种压力，我想产品质量完全可以达到国际水平。
惯出来的陆风汽车在德国丢了脸，江铃公司还以达到了国家标准而振振有词，拒不认错。这是中国汽车走向世界之路吗？以汽车而看其他行业，错不只在于被惯的企业，也在于惯它们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