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身体的共同结局
马克斯‘弗里斯提出过一个极其寻常却很少有人察觉的问题：“为什么临终的人从来不哭？”这的确是个普遍的事实。人一生下来往往要哭，似乎是由于告别了母体而不适应这个陌生世界的缘故。如果说出生是与母体的告别，那么，死亡就是向这个已经熟悉了的世界告别。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将要死去，他可能会哭出声来。但是，当死神真正降临时，他却是不哭的，甚至有可能一声不吭。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每个人就和自己的身体相处，身体理应是人们最熟悉的地方，而死亡是发生在身体上的最大神秘。智慧如苏格拉底，仍然说：“我不拥有关于死亡之后的真正的知识，我也意识到我不拥有这种知识。”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死亡的国度里从来无人生还。正如伊壁鸠鲁所说的那样：“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那些领受了死亡的人已经带着对死亡的感知水远离开了还活着的人。
每个身体诞生的同时，就有一辆列车从很远的地方向他驶来，这辆列车的名字是死亡。每个人的一生就是和自己的“死亡号”列车相遇的过程。“死亡号”列车是从正面向人们开来的，不论一个人与“死亡号”列车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他们终有相遇的一刻。有时，这一刻来得极其突然，此前根本见不到“死亡号”列车的影子，也听不见列车的轰鸣声，然而，转瞬之间，一个生命就和他的“死亡号”列车相遇了，于是，一个人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作为身体的最后结局，死亡的到来只不过是个早晚的问题。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是，弄懂之后并不能改变人们贪生怕死的常情。所以，面对死神，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躲闪。但是也有例外，有人却主动向它靠近，寻找自己的“死亡号”：一条长绳，一杯毒药，一江春水，如此等等。
消失，这是所有身体的共同结局，死亡是它的别名。生命和死亡是蕴涵在身体里的两大要素，它们时刻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些未必是拥有身体的人所能察觉的。外来之物之所以能置人于死地，是因为人的身体内在地包含了死的必然要素。埃德加‘莫兰在解释死亡的生物学依据时说任何一个系统的体内都孕育着衰退的酵母。一切系统都会有那么一天，在内外反对力的夹攻下化为废墟。导致衰退……解体的不仅仅是外因而且也是内因。外部的偶然死因将会握在组织里当内应的死因之手。因此，一切系统自出生之日起就已经被判了死刑。”相对来说，中国人对死的解释就比较神秘：“人有贤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则人病，尽去则人死。葛洪《抱朴子》）这种观念认为死亡是个精神事件，如果失去了一部分魂魄，人就会生病；如果魂魄完全丧失’人就会死去。中国人一贯重神轻形，甚至把死亡也看成了精神问题。这无疑过于夸大了精神的作用。事实上，死亡是个肉体事件，是肉体的死亡引发了人们的精神感应和死亡观念。
秦始皇是个很会盘算的人，这跟他的帝王心理有关。既然他能为万人之上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像别人一样去死？所以，他派人到处寻找不死药。但是，“徐氏载秦女，楼船几时回”？意识到不死已经不可能了，他就自称“始皇”，然后让子子孙孙们二世、三世以至千世万世把皇帝做下去。活着作威作福，这样的人当然渴望长生不死。秦始皇可谓不想死的代表人物。而西方政治首脑的死亡观念就不是这样。《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说：“死亡的时机已经成熟，别人如此，我们也一样，我们应当退出，给另一代成长起来的人腾出地方。我们已经度过了我们这一代，不应该再想侵占下一代。”中西的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死亡观念方面，更牵涉到对权力的理解。杰斐逊面对死亡之所以比较平静，是因为他有鲜明的民主观念和开阔胸怀，而不是像秦始皇那样只为自己和子孙考虑。就此而言，自私的人更害怕死亡。
渴望不死的人不止一个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的国君几乎没有不想逃避死亡的：“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将加诛焉。幸臣谏曰：‘人所忧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过乎生。彼自丧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诛。《列子》）不想死的原因其实包含在对死的恐惧当中，人为什么怕死？周作人说：“其一是怕死时的苦痛，其二是舍不得人世的快乐，其三是顾虑家族。”这三个因素分别对应于肉体、精神和家族。一般情况下，死亡总是痛苦的。相对来说，皇帝们大多舍不得人世的快乐，一般人则比较顾虑家族。但是，怕死也好，不怕死也好，想死也好，不想死也好，死亡的伟大就在于：不管是谁都得死。正如子贡说的：“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从这个角度来说，庄子是一个参透了死亡的思想大师。《庄子》一书探讨的核心其实就是人的生死变化：“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庄子这个提出“齐物论”的人把生死看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说：“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因此，庄子既养生又顺死，所谓“其生可乐，其死可葬”。
《大宗师》中写到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为友的标准是：“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这个交友标准其实就是对人生的理解。它表明人本来生于无，就像头一样；生活的过程相当于人的脊梁；死如同尻尾，是人生的结束。所以，死生存亡本是一体，并不断轮回。后来，子来病重将死，他并无怨言，却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相与为友，子桑户先死了，朋友们围着他唱：“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死去的人却被认为是“反其真”，贏得了活着的人的向往，难怪孔子说他们“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溃痈”了。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来祭吊，却见庄子坐在那儿敲着盆唱歌，就说：“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回答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撤嫩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在貌似反常的举动中表达了他对死亡的理解：人无非来源于气，从气到形，从形到生，从生到死，生命不过是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庄子在楚国看到一个髑髅后做过这样一个梦：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烧然有形。撤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手？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手？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
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
髑髅深嗔蹙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髑髅是人死后的剩存物，其人已死，其骨犹存。庄子一边用鞭子打它，一边问它是怎么死的：是因为贪图享受被人杀了呢？还是由于亡国被砍头了呢？是做了坏事觉得对不起亲人而自杀了呢？还是受冻挨饿而死呢？还是年龄大了老死了呢？庄子问到最后，也没有听见回答。后来，庄子就枕着髑髅睡觉。在梦中，髑髅出现了。在和庄子谈话的过程中，髑髅竟然对死大唱赞歌，说死是最自由的，就是让他活过来当国王也没有这么快乐。对死的歌颂显然来自对生的厌倦。庄子问：“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为奚据？奚避奚处？奚就奚去？奚乐奚恶？”答案好像是否定的，他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
人之死也，与忧俱死。忧即将结束了：“庄于将死，弟于欲厚葬之。庄于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这个就要死去的人还在运用他的“齐物论”。
（第一节）死亡形态学
死亡是生命的终点。人们从不同的道路汇合到这里，从此在黑暗中永享太平，可谓殊途同归。周作人在《死法》中把死分为寿终正寝和死于非命两类，又把寿终分成老熟、猝毙和病故三种。这种分法未能体现出主体的意志。本书把死亡的形态分成三种：一种是自然死亡，主要包括病死、饿死、难产死、淹死等；一种是被动死亡，主要包括人掏、战死、被害等；一种是主动死亡，主要指自杀。当然，这种划分也是相对的。死亡与出生的不同在于它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美男子卫价是被“看死”的：“卫轮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轮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价’。《世说新语》）事实上，卫玲也属于自然死亡。一般来说，自然死亡是由于身体的疾病、劳累、虚弱等因素导致的生命终止事件。生老病死是身体的内在必然规律，这基本上是一个生物学问题。更能体现中国人的死亡观念的是被动死亡和主动死亡。
被动死亡的大量涌现表明了中国社会鲜明的阶级性。阶级性必然导致下层人民依附于上层人物，从而陷人甚至连自身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的被动处境。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因此，被动死亡者大多是等级制度的牺牲品。中国历史早期流行过一种残酷的制度：人殉与人祭。人殉就是用活人洵葬，甲骨文记载的人祭成千上万。古人认为人死后还会同生前一样生活，因而死后就把他生前用过的物品随葬。原始社会时只把工具、武器、日用品等和死者埋在一起。到了奴隶社会以后，奴隶主死了，不但用自己的妻妾、亲信等陪葬，更将大量奴隶杀死或活埋来殉葬，让他们在“阴间”继续供主人役使。人殉的风气在商代达到了顶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诗经‘秦风》中有一首诗叫《黄鸟》，写的就是一个叫子车奄息的武士被珣葬的情形：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奋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周朝实施以俑代人的方法，此后人殉逐渐减少，但是并未绝迹。约两千年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道：“可汗或汗的称号等于我们语言中的皇帝。一切大汗和成吉思汗他们的第一个主人死后，都必须葬在一个叫阿尔泰的高山上。还有一项惯例，就是在运送灵柩的途中，护送的人要将途中遇到的所有的人杀死作为殉葬者，并对他们说：‘离开现世到阴世去服侍你们驾崩的主人吧。’他们确信，这样被杀死的人在阴间还会成为大汗的奴仆。”
人祭就是杀死活人用来祭祀。《礼记，明堂位》中说：“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也就是说，祭祀时有的用死人的头，有的用死人的心。人祭也一直不曾绝迹。特别是报仇者往往用仇人的头作为祭物。在《水浒传》中，武松杀死潘金莲与西门庆后，用他们的头为哥哥祭灵。
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或者国内争权夺利、朝代更替，或者抗击外族的入侵以及对外侵略。战争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高级别的游戏。在战场上，最珍贵的生命以大规模的集体方式遭到屠杀，人的躯体成为被直接攻击的目标。刀枪剑戟之类的十八般兵器，从一生产出来就是为了刺人人的肉体，所有的训练只不过是为了改进杀死另一个和自己素不相识的身体的速度与方式。身边到处都是死亡，活生生的人转眼之间就悄无声息地死去。《三国演义》中就写到了多次大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哪一战不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这是参战者说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嗽。”这是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人说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尤为沉痛，是谁永远中断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被害致死是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里的普遍现象，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权力争夺。越是权力集中的地方，这种受害者就越多。害人者总有自己的私心，或是为了争名夺利，或是为了报一箭之仇，或者只是出于一时的意气。而被害者往往会在蒙受不白之冤的情况下神秘地消失。一般情况下，害人者往往是拥有较高权力的人，或者借助有较高权力的人达到自己的目的。蔡邕是东汉末年的一个大才子，他的死令人惋惜。董卓立汉献帝后，李儒劝他擢用名流，以收人望，并推荐了蔡邕。“卓命征之，邕不赴。卓怒，使人谓邕曰：‘如不来，当灭汝族。’邕惧，只得应命而至。卓见邕大喜，一月三迁其官，拜为侍中，甚见亲厚。”后来，董卓被诛，大家都拍手称快，“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哭”，这人就是蔡邕。他为什么哭呢？“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蔡邕从理智上知道董卓该死，但是，想到董卓对自己的敬重之情，
这个至性至情的人禁不住有动于衷。所以，董卓一死，他“不觉为之一哭”。这个说法来自《三国演义》第九回。据《后汉书》记载，蔡邕之死的确和董卓有关，但并非因“伏其尸而哭”，而是“及卓被诛，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一代才子竟因此被害，可谓“才如江海命如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