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出现并存在过许许多多不同的诗歌文本细读范式，它们从不同的文学观念和阅读态度出发，各有其独特的细读角度、方式和风格，可以给我们广泛的参照、多样的启发，我们将在下面有选择地作些介绍。其中有的方法和观念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和有害的，我们也有选择地做一点说明。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就是在今天，也有它的现代版。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其陈列出来，作为反面教训让人引以为鉴。
一、汉代经生微言大义和穿凿附会式的细读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经”字不是最初就有的，而是后来人们加上去的。其中大部分作品原本是民歌，而且很多是民间情歌，是不识字的农夫村妇唱出来的。统治者为了了解社会情况和民众情绪，专门派人收集起来，后经孔子的整理删定为305篇。战国时期，许多人称之为《诗三百》或《诗经》。既然是经典，当然就要细读，经典阐释者们认为，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后面都有重大的政治和道德的含义与真实的历史事实和事件依据，细读，就是要找出这些依据与本事，阐发它的意义。早在汉代，对《诗经》的细读已成为一门学问、一个专门的学科。汉朝研究《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大派，四派之外还有其他学派。据清代唐晏所着《两汉三国学案》介绍，汉代有名有姓的《诗经》研究者就有170多人。这些学者对《诗经》的细读，一是用训诂的方法，解释每个字、每个词的客观意义，这种解释往往是脱离语境、脱离全诗孤立地解释；二是把每首诗的解释最后都扯到历史和政治事件上去，加以考证，这种方法脱离文本实际。他们一字一词地解释，十分繁琐，学习者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听完或看完他们的解说。汉朝着名的伏波将军马援，年轻时候随从齐诗的老师学《诗》，“意不能守章句”，实在忍受不了那样烦琐的讲解，学不下去了，辞别家人，情愿到边远的地方去种田放牧。他最终不是成为文人、学者，而是成为名载史籍的武将。齐诗派的学者伏黯写了《诗经》注释，但他的侄子——也是他的继承人——伏恭认为伏黯的注释太过“繁多”，于是“省减浮词，定为二十万言”。省减了，还有二十万字，那就可以想见原来“繁多”到什么地步了！
伏黯、伏恭的注释我们已无法看到，我们且来看看毛亨、郑玄的注释。毛亨的注释叫作“传”，郑玄的注释叫作“笺”，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如《诗经·郑风》的《将仲子》篇，原文是：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首诗的意思非常清楚明白，是写一个女孩子向追求她的男孩子诉说，央求他在双方约会来往时一定要谨慎小心、避人耳目。诗把少女珍惜爱情而又担心家人和邻居议论的矛盾心理很真切地表现出来。可谓一首综合矛盾经验冲突的好诗。毛亨却把它政治化，因为这是郑国的民歌，就用来比附郑国的历史和政治，认为写的是“郑伯克段于鄢”的事件。郑庄公的弟弟叫共叔段，受到母亲武姜的溺爱。大臣祭仲反对按照武姜的意思，把共叔段安排在大都（京城），庄公不听。后来共叔段作乱谋反，被庄公杀掉。毛传说这首诗是“刺庄公也”，“小不忍以致大乱焉”。郑玄的笺注说：
“无逾我里’，喻言无干我亲戚也；我折我“树杞’，喻言无伤害我兄弟也”。这样的解释牵强附会、毫无道理。郑庄公名叫寐生，他即位之后称庄公，那时他的父亲郑武公已经去世，他怎样还会说“畏我父亲”？他就是大儿子，怎么会说“畏我诸兄”？而且一方面说“不要伤害我的兄弟”，一方面又说“岂敢爱之”，对自己的兄弟怎么会不敢爱呢？退一步说，即使按照他们的解释，从诗歌本身也无法得出小不忍而酿成大乱的教训。总之，这种解释细则细矣，可惜既无诗理又无诗趣，是一种牵强附会和索引式的细读。现代学者余冠英将其译为：
求求你小二哥呀，别爬我家大门楼呀，别弄折了杞树头呀。
树倒不算什么，爹妈见了可要吼呀。
小二哥，你的心思我也有呀，只怕爹妈骂得丑呀。
求求你小二哥呀，别往我家墙头爬呀，别弄折了桑树丫呀。
树倒不算什么，哥哥们见了要发话呀。
小二哥，哪天不在心头挂呀，哥哥言语我害怕呀。
求求你小二哥呀，别向我家后园跳呀，别弄折了檀树条呀。
树倒不算什么，人家见了要耻笑呀。
小二哥，不是不肯和你好呀，闲言闲语受不了呀。
余先生在《诗经选译》后记中说，他用白话翻译《诗经》，属于“谨慎派”，而不是“大胆派”。余先生对《诗经》有长期深入细致的研究，他的《诗经选》的注释，学术水平很高。他的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说：
“余先生的学问功夫相当一部分体现在校勘、注释上，至今，重注者虽然众多，无一不是以先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很少有人能超越他。”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的译文十分贴切地表达了原文传递的意思。
更让我们钦佩的是，原作是民间歌谣体，是两千多年前的民间歌谣，译文也采用了歌谣体，是现代的歌谣；原文押韵，是古代汉语的音韵，译文也押韵，是现代汉语的音韵。译文生动地表现出农村姑娘的口吻，这和毛亨、郑玄们对文本的曲解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是细读，汉代儒生是读得越细，距离文本的真意就越远，越让读者觉得味如嚼蜡。这样的细读有害无益。
以上对《诗经·将仲子》作品的解释，都是经过细读之后作出的。
前一种是道德的训诫，离题万里。它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那就是，细读一定要从文本实际出发，紧扣文本的字、词、句，紧扣文本上下文和历史文化语境。离开文本和它产生的历史语境，就失去了细读的根基。郭沫若先生在1958年曾经愤慨地斥责一种人“不读书，好求甚解”。不尊重和细心体会原文，而去“细读”，去大胆发挥，那是很要不得的。我们一定不要被这种追索比附式的细读研究所迷惑。
汉代经生解说《诗经》在方法论上属于比附式和追索式的细读，是先有了某种先在的观念和结论然后到作品里寻求“根据”。现代《红楼梦》研究中的索引派把这种索引比附式的细读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了。
20世纪初期王梦阮与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是影射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爱情故事，由于有所忌讳，“故于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于是故作离奇，好为狡猾；广布疑阵，多设闲文”，“全书百二十回，处处为写真事，却处处专说假话”。蔡元培为了宣传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而写作《石头记索引》，认为它是一部“政治小说”：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碍，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他寻找证据的途径有三：一是品性相类者，二是轶事有征者，三是姓名相关者。而“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我们看他怎样具体操作，怎样论证小说的民族主义：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
这样一种解说把读小说变成猜谜语了，哪里是什么文学批评？蔡元培的细读，是从一个正当的目标出发，又由于他受过西方近代实证教育的系统训练，尽量地小心求证；但由于背离了文学的本性，越是细致、越是荒谬，离作品实际就越遥远。在古代，比附的方法还屡屡用之于政治陷害。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历来为人们传诵。宋人吴可《学诗诗》说：
“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也说：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谢灵运的两句诗写的是诗人长时间躺在病床上，稍有好转，起身登楼远望，所见春草碧绿，所闻春鸟啼啭，它的好处就是在枯燥的玄言诗盛行时期，舍去了任何雕琢粉饰，清新自然。然而，当时有人向朝廷举报，说这是一首反诗。池塘里面长了青草，暗示“王泽竭”
——刘宋王朝气数已尽；鸟儿鸣声变化，暗示“侯将变”，政治气候变化，要改朝换代了。谢灵运出身世族，生性狂傲，一向受到宋文帝刘义隆的猜忌。他多次被诬告，曾给宋文帝上表辩白说：
“今影迹无端，假谤空设，终古之酷，未之或有。”他的这几句话，也可以看做对文学批评中比附、索隐式细读的危害性的控诉与揭露。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在仕途上屡遭坎坷。他有一首赞美桧树的诗：
“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唯有蛰龙知。”这是以物喻人，表现他孤高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刚直性格。有人立即向神宗皇帝报告说：
“陛下龙飞在天，苏轼却认为你不能认识他的价值，要求助于地下的蛰龙，这不是要谋反是什么！”神宗皇帝没有相信这种谗言，他说：
“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干朕何事？”这才使苏轼免遭一场劫难。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篇批判文章，分析电影《五更寒》的片名，说它“妄图用寒烟冷雾弥漫的‘五更寒’图来掩盖人民革命斗争的雄伟画卷”。影片的结尾是“严寒快要过去”，“春天的气息已经隐约可闻”，对此，批判文章又说，“他们的‘暖’，绝不是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欢乐，而是资产阶级右派和其他反动分子们的所谓‘早春天气’”。这也算是一种“细读”，它只抓住文本的只言片语、牵强附会、任意发挥。现在，我们还不能说以上的比附式、索引式细读就完全绝迹了。细读，应该把诗句文辞、细节与文本的整体语境联系起来，不应该脱离文本整体语境和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牵强附会的任意生发。
二、六朝文士印象式的细读
我们在上面曾说过，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幼时跟随经学家研读《诗经》，不堪其苦，以至下决心忍痛辞别亲人，远走他乡。经学家那样的细读的确让人厌烦、使人害怕。与之相反，在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阅读诗文的态度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就是直面文本，进行整体感悟、体验和印象式的审美细读。其特点是不执着于文本个别的字、词、句作烦琐的考证和外在的追索，他们总是能从文学作品整体感悟和阅读中获得极大的审美快乐和诗意化的人生意趣，这当然与魏晋人的审美态度和诗意化的生存方式有关。陶渊明有一首《读山海经》诗，就生动地描述了这种阅读的快乐：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诗里说的《周王传》就是《穆天子传》，记叙周穆王驾八骏巡游四海的神话故事。
“山海图”就是指《山海经》，为了诗歌押韵故称之为山海图，不过《山海经》确实很早就配有插图。你看：陶渊明吃着亲手栽种的蔬菜，喝着自家酿造的春酒，在微风细雨的天气、寂静独处之时，细细欣赏古代神话故事，那是何等的惬意呀！但他读书能不能算是细读呢？对此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里有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话，被看做夫子自道：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同样的意思还见于他给儿子的信《与子俨等疏》中的自述：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有人根据“不求甚解”
这几个字，认定陶渊明读书态度有问题，说：
“关于读书的名言很多，但要注意，‘好读书，不求甚解’，就中学生来说，不算是好话，我们权当是陶渊明个人偏激的看法。”
①还有人说：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他‘好读书’的读法一定也是粗读（速读）。”
②这样的评价，恐怕应该说是对陶渊明原话的“粗读”，至少是未得其原义和真解。陶渊明的“不求甚解”，不能武断地肯定他一定是粗读，相反，有理由相信陶渊明对于他所喜爱的书读得很细。他这样记叙自己归隐田园的生活：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你看，他不但认真读了，还和邻居共同切磋、讨论疑难之处。读书是他真实的、真诚的喜好，是他自然的内心需要，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他的诗作中多次描述读书的乐趣，提到他读的好多名着。他读书没有世俗的功利追求，而以“会意”和“有得”为其乐趣和最大目标，当他读到与原作者心灵相契和共鸣时，“便欣然忘食”。这种“会意”、“有得”的读书境界，难道不是通过细读才能达到的境界吗？
明代诗论家杨慎说得好：
“《晋书》云，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此语俗世之见，后世不晓也。余思其故，自两汉以来，训诂盛行，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陶心知厌之，故超然真见，独契古初，而晚废训诂，俗士不达，便谓其不求甚解矣。”
③冯钝吟的《杂录》也说：
“陶公读书，止观大意，不求甚解。所谓‘甚解’者，如郑康成之《礼》，毛公之《诗》也。世人读书，正苦大意未通耳；乃云吾师渊明，不惟自误，更以误人。”《晋书》、《宋书》和《南史》的陶渊明传，都只引用了《五柳先生传》说是陶渊明用以自况（自我描述），并没有轻视、贬责的意思。但杨慎和冯钝吟指出，陶渊明的读书态度和方式乃是针对汉代儒生的烦琐、比附，那完全是合乎实际的。陶渊明说的“甚解”，指的是汉代儒生式的钻牛角尖，是用两三万字的离题万里的道德和政治的说教来解说五个字的诗句，那样的“甚解”难道值得去“求”吗？陶渊明当然不屑为之。
以“会意”和“有得”为目标的细读与汉儒学究的穿凿附会式的细读完全两样，走的是不相同的两种路子。中国先秦的道家、魏晋的文人主张在欣赏阅读中“得意而忘言”，注重内在的精神追求而忽略外表的细枝末节。道家的着作《列子·说符》一书中就有“九方皋相马”的寓言故事：说的是秦穆公想访求良马，伯乐给他推荐相马大师九方皋，九方皋告诉秦穆公，沙丘那个地方有一匹天下良马。秦穆公问他是什么马，他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结果找来一看，却是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失望而且不满，说连马的颜色和性别都分不清，还是什么相马大师！伯乐在一边叹气并且议论道：“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九方皋没有弄清楚马的毛色和性别，实在是不求甚解，很粗心。但他能够从千万匹马中发现千里马，这是其他人都办不到的，我们能说他没有仔细观察，没有“细读”吗？当然不能。他关注的是马的内在品性，是神骏还是凡马，与此无关的东西，他视而不见。他的着眼点在“内”而不在“外”，这是一种内倾式的细读视角。
那么，九方皋“细读”马究竟靠的是什么？《列子》中并没有作具体说明，好像也难以说得清楚，我们且到道家早期经典中去寻找。《庄子·人间世》虚构了孔门师生的对话，颜回问孔子：
“敢问心斋？”孔子答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