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们以天下之主的胸怀，以极大的宽容精神面对各种政治力量与人群。这主要表现在周初的分封上。当时的封建国家基本上有四种类型，一种是周之同姓，《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又说：“周之子孙，苛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腾、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这些国家，都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可以说是周统治的中坚。其次是功臣，如姜太公吕望佐武王灭商，功绩显赫，即被封于齐。《史记·周本纪》即云：武王“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其三是对原有地方统治者的认可，这一部分恐怕占比重是最大的。据汉儒说，周公制礼之后，天下诸侯千七百七十三国（郑玄《驳五经异义》），其中自然绝大多数是原有的地方政权。其四是先王之后，这是最值得注意的。《史记·周本纪》云：武王克商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一举措代表了周人的精神境界已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已摆脱了功利主义的观念制约，以高旷的胸怀面对历史，考虑的不是物质层面上的利益得失，而是人类文明与文化精神的永久传承。这种举措非博大精神而不能为。而且周人根据重新分封国家所处不同的人文环境与传统习俗，制定出了十分宽容的政策原则。如武王弟康叔封于卫，都朝歌（今河南汲县北）；周公长子伯禽居鲁，都奄（今山东曲阜）。朝歌与奄都是殷人集中的地方，周天子把殷民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六族封赐给伯禽；把殷民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七族封赐给康叔，则要求鲁、卫之君采取“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政策，即既要推行周的土地法制，又要照顾到殷人的习俗。叔虞所封的唐是夏人的故地，夏人又与戎人杂居，因此要考虑采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策，以求周之政令在这些地方能够畅行。由此也减少了不必要的民族冲突。《礼记·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虽为后人所述，但也很符合周人的精神。
其三，周人在行政上，将天下划分为层次不同的区域，以确立诸侯国与周王国之间的从属关系。周王所在的地方被称作“王畿”，王畿方千里，这自然是当时周人认定的天下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心之外的国家，根据离中心区域距离的远近，划为九种不同的封国区域。这九种区域的人群用九种不同的方式臣服于天子，所以称作“九服”。如《周礼·夏官·职方氏》云：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贾公彦疏云：“言侯者，侯之言候，为王斥候。言甸者，甸之言田，为王治田出税。言男者，男之言任也，为王任其职理。采者，事也，为王事民以供上。言卫者，为王卫御。言蛮者，近夷狄，蛮之言縻，以政教縻来之。自此已下皆夷狄。诸言夷者，以其在夷狄中，故以夷言之。言镇者，以其入夷狄深，故须镇守之。言藩者，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藩为称。”《国语·周语》亦云：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
文献的记载虽互有出入，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去中心区域多远的人群，他们都是天子的臣民。这些人群包括了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真可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周确立了“皇天无阿，唯德是辅”的观念，他们一改商朝频用武力的作风，而是要以德安天下。在周代的文献中，我们反复看到一个名词，这就是“周道”。《诗经·桧风·匪风》云：“顾瞻周道，中心怛兮。”《毛诗序》说：“《匪风》，思周道也。”郑玄说：“周道，周之政令也。”《诗序》及郑玄之意，是以周道为周人治国之道。《小雅·四牡》云：“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四牡传》云：“周道，岐周之道也。”朱熹《诗集传》中则以周道为大道。从古人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周道有两种不同的内涵，一是物质的，一是文化的。从物质的层面上讲，“周道”就是周京通向各地的大道，也就是后人所谓的“官道”。周人通过“周道”把自己的势力伸展向四方，因而周诗中频繁咏及，如《大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这是说通向周京的大道平坦而且笔直。《左传·襄公五年》引逸诗云：“周道挺挺，我心扄扄。”杜预注云：“挺挺，正直也。”也是说周京大道平正挺直。《何草不黄》言：“有栈之车，行彼周道。”《小弁》言：“踧踧周道，鞠为茂草。”“周道”又称作“周行”，如《卷耳》“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大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等。这些诗篇的产生，最晚距今也在两千六百年以上。在两千六百年以前，在荆棘丛生中要修筑这样一条通向天下各地的大道，其艰辛自不待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周人的绝大魄力来。《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都曾言：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乐而忘返。听说徐偃王作乱，立时返驾。“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穆王能从数千里之遥的西王母之国，很快返回京城，凭得是什么？就是周道！因而周道无疑是周王朝统治力的说明和象征。从文化层面上讲，“周道”即周人治国之道。《大东》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毛传》解释说：“如砥，贡赋平均也；如矢，赏罚不偏也。”郑玄解释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视之，共之无怨。”毛郑的这种解释，尽管与诗意有违，但反映了古人对周代盛世治国之道的认识与评价。《盐铁论·刑德》引《诗》亦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从，法约而易行。”周人在治国理念上，完全改变了商人以刑理政的观念，而是以德治国，表现出了少有的宽容与大度。在《礼记·乐记》中，有一段孔子与宾牟贾关于《大武》乐舞的对话。《大武》乐舞是一组表演武王伐纣安定天下的乐舞，在舞蹈之前，鼓声作起很久，但武者却久立其位不动。关于这个问题，孔子作了如下的解释：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这与其说是对《武》舞的解释，毋宁说是对周道的说明。因为他重点讲述的是克商之后弃武备而修文教的重大举措。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宽仁尚德的政治胸怀。无论是对先王之后，还是对自己的仇敌，是对庶人还是对官吏，都表现出了宽大为怀的精神。这里提出了“五教”的概念，这五教，“郊射”是将表现勇力的猛射变成了选贤的射礼，是“尚揖逊不尚勇力”的说明；“裨冕”是脱军装换礼服，是“偃武修文”的说明；“祀明堂”是罢武行孝，教诸侯知行孝道；“朝觐”是要明君臣之礼，教诸侯知所以臣；“耕藉”是王者亲耕以供祀物，教诸侯知敬神灵。总之，是要修文德而止武备。《礼记·祭义》记载“五教”与此略有出入，但意义更为明确。其云：
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诸侯之养也；朝觐，所以教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这可以与《乐记》文互补。两段文字共同表现的是“王道荡荡”的“周道”。他们是要以德安天下，而不是耀武扬威。是要用一种宽容的大度，把天下装入自己的胸襟。尽管周人有时也整师出兵以讨不庭，所谓“武夫洸洸，经营四方”，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采取的“远民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的政策。他们还为此编造了上古不用武而天下服的神话。如《吕氏春秋·上德》篇说：“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类似的说法还见于《荀子》与《韩非子》中。这与其说是舜的故事，毋宁说是周人尚德思想的反映。故而文献中出现了美化周道的种种传说，如《尚书·周官》言：“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旅獒》言：“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毕命》言：“三后协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赖。”
有如此的大胸襟大怀抱，便可以装得下整个天下。《逸周书·王会解》记述了周成王时大会诸侯与四夷的情景。远方异国代表纷纷来到成周朝廷，各献异物，以表示对周王朝的臣服。如秽人献上了可站立行走并做小儿叫声的浅黑鲵，良夷献上了一种叫在子的鳖身人头怪物，青丘献上了九尾狐狸，白民献上了背上有两角的乘黄，义渠带来了一种能吃掉虎豹的叫兹白的大兽等等。献异物的国家多达五十多个。虽然其中不乏神话传说，但也反映了当时周为天下之主的王国大气象。
简言之，周之王天下，植根于周之道德精神。《尚书·洛诰》记周公教导成王有云：“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意思是相互勉励以赴功，敦厚宽大以成俗。沈德潜云：“周家王业，文武开之，成王绍之。而成周八百年忠厚之业，实不外周公告成王‘明作’‘惇大’二语。此成周之治法，即万世之治法也。”周以“惇大”之道绥天下，天下也以“惇大”之道待周室。正是其敦厚宽大之德，使周祚绵延八百年之久。而由周人确立的“天下”观念，则成为中国人建立世界和平秩序的信念，由此而维持了东方国家三千年的平稳发展道路，并演生出中国近代的“大同理想”与“世界精神”。
二、隋唐胡越一家与东方世界新秩序
当历史进入公元四世纪时，亚洲大陆北部的马上民族，潮水般涌向了中国腹地，扰乱了中土原有的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史有“五胡乱华”之称。原初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在这个时代被弄得乱七八糟，文化上血统上的大融合，成了这个时代的历史主题。从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所附大事年表中就可看到如下触目惊心的移民数字：
318年，石勒（羯族）攻平阳，迁杂户6000、巴帅及诸羌羯者10余万落于司州诸县（河北中部、河南东北部）。
320年，汉（前赵）迁氐羌部落20余万口于长安。
329年，后赵灭前赵，徙氐羌15万落于司州、冀州（今河北中部）。
333年，南安赤亭羗人首领姚弋率众数万迁至清河（今山东临清市东南）。
336年，索头郁鞠率众3万降于后赵，部众被迁于冀青等六州。
342年，前燕击败宇文鲜卑部，迁其5万余落于昌黎。
370年，前秦迁鲜卑4万余户于长安。
371年，前秦迁关东豪杰和杂夷15万户于关中。
380年，氐人苻坚从西部迁于东部人数达60万以上。
398年，慕容德（鲜卑族）率4万户迁至滑台（今河南滑县）。
399年，魏军俘获高车（敕勒族）10万人，迁于平城（大同）东北。
413年，魏破越勤倍泥部落于跋那山（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迁2万家于大宁川（今河北怀安至张家口南洋河谷地）。
417年，氐人部浇3万迁入河内。
495年，北魏（鲜卑族）迁都洛阳，随迁人口超过100万。
544年，东魏俘山胡3万余户，分置各州。
553年，北齐以所俘辽东契丹20万余口和青山契丹别部分置于各州。
555年，北齐共俘获茹茹（柔然）人5万。
599年，突厥1万余家降隋，安置在恒安镇（山西大同北）
601年，突厥男女万口南下降隋。
607年，隋获丹男女4万口。
630年，唐军李靖、李勣分别俘突厥男女10余万和5万余人。突厥首领苏尼失率5万家来降。铁勒思结部落4万人降唐，迁入河东。
639年，是年全国约1235万人，内迁的周边民族移民约100余万人。
这里所列仅万人以上的移民，万人以下者则不计其数。在短短的三百余年间，竟然有超过三百万的边鄙民族人口移于内地，胡汉杂居之状可以想见。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记当日北魏都城洛阳民族杂居情景云：
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於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馀家。
以一家五口人计，“万有余家”约有五十多万人口。洛阳城当时人口也不过一百多万，而“附化之民”竟占近半数。1999年在太原发现的虞弘墓曾震惊一时，虞弘这位隋朝的官员，他的石椁浮雕的人物却是一群高鼻梁的中亚人，图案上的风物有一种鲜明的异域情调，呈现着中亚和西亚的艺术特色。这说明墓主人当属中亚人。这里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血统融合，有千百个像虞弘这样血统的人，最终都融入了汉族大家庭。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能保持一个民族血统的纯洁性呢？这种历史状态，拓展了中土人已被固化的空间视野，原有的夷夏之防崩溃了，“混一戎夏”的观念形成了！裴矩《西域图记序》说：
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即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
“无隔华夷”，这是当时政治统一必须足备的大胸怀。裴矩这里所表达的正是当时中国政治家与士大夫的新型民族观念。《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条云：
（唐太宗）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与背景下，隋唐盛世随之而生。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文化、经济、文学、艺术等等，都表现出了强盛的气象。那种宏大的包容精神与开放态势，使得大唐胸中，沸腾着各民族文化融入的热血。向达先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