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丁玲搞政治投机，出于同对手抗衡和更能得到党的信赖的需要而抓起了反右的旗子，这同样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丁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对于无论来自哪个方面的错误思潮都勇于开展思想斗争。1979年丁玲复出以后，……尽管她自己曾有长达25年之久的冤屈，却很少触及。她说：‘远远超过我自身所受冤屈的痛苦，是我见到用烈士鲜血凝成的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在遭受破坏，而我作为一个党员却无能为力。’‘个人心灵上、身体上的伤痕，和国家的、人民的创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她希望大家以积极的态度帮助党纠正‘左’的错误，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要散布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她恳切地说：‘住房破了，漏了，你不去补漏，还要去戳，不是漏洞更大了么？这样一想，自然就有了责任感。大家都能这样，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大了。’正因为这样，她使那些企盼她来控诉党、控诉社会主义的人深感失望，于是说她‘左’的流言就嘁嘁嚓嚓地传播开来”。
“丁玲曾经愤慨地说：‘有人过去说我是右派，后来说错了，现在有人说我是‘左’派’。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这确实反映了一种奇特的景观：有的人，例如丁玲，在‘左’的错误下被打成右，在右的思潮中被说成‘左’，真是‘左’‘右’不是人；另一类人，在‘左’的错误下，‘左’，得可怕，在右的思潮泛滥时右得出奇，叫做‘左’‘右’逢源。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他们的臀部往往都带有‘左’的纹章印记，这恐怕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谬托知己者为了塑造他‘心目中的丁玲’，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如何有利于支撑自己的观点出发，实在有悖于文艺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这里试举例说明。为了坐实丁玲势利的罪名，他绘声绘色地记述1949年3月上旬，沈从文带了孩子到丁玲寓所去拜访，遭到丁玲的冷遇云云。其实，直到1949年6月，丁玲才到北京。从1948年底她出席世界民主妇联大会回国后，她一直住在东北，其间1949年4月还曾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北京后也根本从未住过那座被描绘得有鼻子有眼睛的寓所，而是住在作协宿舍。由于当时沈从文心情不好，丁玲一到北京就约了何其芳一同上门探望，热情地进行劝慰。从不久以后沈从文写给丁玲的两封信看，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不错的。这个材料并不难找，就登在《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三期上，但我们的‘重要作家’愣是对此置若罔闻，仍然引用已被澄清的道听途说，不知是何道理？”
“又如，为了坐实丁玲欺软怕硬的罪名，‘重要作家’大谈丁玲在1980年写的不足3000字的短文《也频与革命》。此文对沈从文确有批评，但事出有因。原来在丁玲被捕期间，沈从文认为她已死，便写了《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书出版。此事丁玲一直不知道，沈也从未提及。1979年秋，一位日本汉学家访问丁玲，把这两本书给了丁，她才首次见到，并知道海外乃至国内始终把它们视为研究丁玲的权威定评和重要依据。她细读之下，觉得书中乖离事实之处颇多，十分气恼，在书上作了批注，计有127条之多。其主要意见是：她不能容忍沈对左翼文艺运动采取居高临下的，怜悯的乃至嘲笑的态度；她认为沈是用低级趣味看待人和生活。因此她才写了一篇短文，提出批评，批评的范围仅限于沈的这两本书，没有涉及沈从文全人及其作出的贡献。后来她出国访问，在谈到我国当今文坛和作家状况时，还介绍了沈从文和他的作品。这能说是‘惹不起锅惹笊篱’吗？再说，丁玲蒙受数十年冤屈之后，在：L980年刚获平反，有些问题还留着尾巴，直到1984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才彻底推倒一切不实之词，说她当时‘处于优势’，‘战则必胜’，‘毫不手软’，‘毫不客气’等等，请问根据何在？这位高唱‘无限宽容向世界’的‘重要作家’，为什么对备受折磨的革命老人如此无情，连死了以后还不放过，非鞭尸三百不可？”
（以上观点均引自艾农：《真实的丁玲与谬托知己者笔下的丁玲》，见《中流》1997年第9期。）
7—2对丁玲生前死后争议的评议
丁玲是一位为人们争论最多、争论时间最长、评价最
为尖锐对立的作家。为何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人们对这位遭受不幸最多、遭受苦难时间最长的作家丁玲，在她生前死后长达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争论不休，虽盖棺10多年而不能定论？为何见解又是天差地别，尖锐对立？有人说她是“新中国的先驱者”、“党的忠贞儿女”、“中国的最好儿女”；有人说她“不是真革命”、“不是真马克思主义”、是“个人主义者”，“是复仇的女神”。有人说她是“真诚坦白”、“心直口快”的“大老实人”；有人说她“嫉妒青年”、“政治上投机、势利”、“欺软怕硬”；有人说她“一生正气处事”，是“人品和文品高度一致的真正伟大的革命作家”，有人说“她有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
为什么不是说她最好，就是说她最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人们认识上的差异抑或有别的原因？我以为：丁玲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坛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丁玲现象”是中国现代、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又是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丁玲内在的主观因素与外在的客观环境碰撞而导致的一种命运安排，是两者纠缠扭结而成的死结。
其一，多变的政治风云，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丁玲个人经历的坎坷曲折，使人们对她的评价大起大落。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纷繁复杂。丁玲一生，在20世纪生活了82年，几乎全卷入了矛盾的漩涡里，时而沉人海底，时而浮上云端。纵观她的一生有四次沉浮。
第一次沉浮是1928年至1936年。1928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这是不同凡响的起步。她一鸣惊人，在当时文艺界刮起了一阵旋风，丁玲成了“挂头牌”的脚色。此后，丁玲赴上海，由于胡也频的牺牲，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迅速左倾，投入左翼文学运动，成为左翼文坛的优秀青年作家。1933年5月至1936年9月，丁玲被软禁于南京3年。国民党特务对她既不杀又不放。外界对她传说纷纷，有人说她已被杀害，有人说她已“叛变革命”。于是，丁玲沉落了，并且自此以后，历史上多了一个“叛徒”的疑点。
第二次浮沉是：1936年11月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1936年9月，在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丁玲逃离了南京，飞向了自由的天地。11月10日到达解放区首府保安。这是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第一位大作家，保安召开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等重要首脑出席了会议。紧接着丁玲被选为文协的主任，旋即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奔赴前线。1936年12月30日，前线指挥部把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一封电报转给了丁玲，这是毛泽东写给她的一首词——《临江仙》，词中赞颂她从“昨日文小姐”到“今日武将军”的变化。这在解放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937年1月，丁玲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是保卫毛泽东、党中央的要职。可见毛对丁的信赖与重视。此后，丁玲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前线，任团长。这一段时间，丁玲干得很开心，很红火。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因写《“三八节”有感》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而遭到批判。于是，丁玲又一次沉落了，自此，历史上又多了一顶“诬蔑解放区”的帽子。
第三次浮沉是1948年至1979年。1948年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1951年，丁玲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这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盟主的最高奖赏，丁玲又“行时”走运了。解放后，丁玲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文学》主编等多种要职。从。1949年至1952年，丁玲可以说是很顺畅的。时隔不久，1955年8月，一场灾难莫名其妙地降到她头上，丁玲被判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头目。丁玲和陈企霞曾是《文艺报》主编、副主编，她们怎么“反党”？有什么罪证？丁玲向组织提出请求，希望弄清楚，于是上级责令成立了调查小组。正当调查小组澄清事实真相，并建议撤销这一错误决定时，反右派斗争已轰轰烈烈开始，调查小组成员个个成为“右派”，丁玲也一下子成为“大右派分子”。1958年，刺配“沧州”，来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中，遭到残酷批斗，甚至毒打，更有甚者，1970年，又被抓进监狱，直到1975年5月才出狱。古来稀之龄的丁玲被押解山西省长治县嶂头村劳动改造，一直到1979年。从1955年至1979年丁玲又沉没了25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
第四次浮沉应是1979年至19861年。粉碎“四人帮”之后，1979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丁玲到北京治病。是年，参加全国文代会和作协代表大会，被选为作协副主席。丁玲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党籍，得到了平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她以坎坷的经历、传奇的色彩而成为中国与世界瞩目的人物、研究的中心。她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坛上频繁亮相，又成了风云人物。
1986年，美国文学、艺术院在授予丁玲荣誉院士称号时，该院院长约·肯·加尔布雷斯称赞丁玲是“20世纪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1986年3月25日，当荣誉证书寄到木樨地时，丁玲已经去世了。3月4日，她沉落了，永远沉落了。
四次的浮沉升降，人们头脑中，浮现出截然不同的丁玲。丁玲时而是人，时而又是“鬼”；时而是“恶魔”，时而又是“圣女”，简直把人搞糊涂了。虽说，最终丁玲还是平了反，但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影响不会立刻消除。政治文件上的平反不会与火们头脑中真正的平反同步。大批判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抹去的。泼向丁玲身上的污水，不能马上被平反的政治文件洗刷干净。在陈明同志的《事实与传说》（原载《读书》1997年第10期）中有一段文字：“1957年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把丁玲划为右派，开除出党时‘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说丁玲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不幸的是，时过40余年后的1997年又有人仍引用“坏女人”的评价来论证丁玲，可见，大批判的烙印有多深。残酷的政治斗争将丁玲卷进漩涡，沉人海底，又浮上云端，丁玲的沉浮必然带来对她“早晚时价不同”的评价。
其二，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文艺界某些人的“门户之见”，有时也会左右着对丁玲的评价。
文艺界在解放前几十年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风格流派论争中，本来就存在许多的“门户之见”。如“京派”与“海派”；鲁迅等与创造性、太阳社的论争；“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解放区作家与国统区作家之间的某些隔阂；解放区作家中工农出身与非工农出身的作家之间的“界限”……。凡此种种，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某些宗派观念、文人相轻、私人意气。解放后，这些“门户之见”不但未能消除，反而又和各种政治运动纠缠在一起，以致某些问题成了死结，难以解开。
解放后，文艺界政治运动十分频繁。在“斗争哲学”的指挥下，文艺界接二连三地开展了斗争。如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又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反现实主义观点”的批判；接着还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并将本来属于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文艺观的问题上升为政治斗争，路线斗争。1955年，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下子上升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据陈企霞回忆：从1953年开始，文联内部就开始批判丁玲、陈企霞，说他们是反党小集团。“有的人甚至说我和她这个集团是在延安就形成的，和胡风集团南北呼应，互相配合，进行反党活动”。
（陈企霞：《真诚坦白的心灵》，《丁玲纪念集》第17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后，文艺界某些领导人将这些莫须有的猜想变成了事实的依据，并且成了丁陈的“罪证”。
谁向上级领导送材料？谁定的罪？不言而喻，丁玲对那时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专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同志是有意见的，她认为周扬有意要整她。以后，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又将丁玲定为“叛徒”、‘反党分子”、“野心家”。
丁玲曾经对陈登科同志说过：“是有人不愿团结我”，“是有人容不下我”，“我几次想找人家谈谈，把过去忘记，人家连见也不愿见我，我去向人磕头？”。（见陈登科：《忆丁玲》，原载《新观察》1986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