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训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人云亦云，在他的眼里只有藤条的起落和女孩抽搐的表情，耳中只有藤条抽打纯白色背脊发出的劈啪声。苗训觉得自己的呼吸急促，好像下一口气就会喘不上来似的。他的手开始发麻，并且剧烈的颤抖，然后膝关节也跟着抖了起来。在我看来，苗训的姿势有点像是在跳恰恰或踢踏。苗训的心脏猛烈的敲击着胸膛，他自己都听得到嗵嗵的声音，而且敲击的节奏和藤条的起落是一样的，和女孩乳房颤动的节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搞不清他的心脏到底是随着什么在跳。
苗训的小弟弟已经把他衣服的前摆支起了帐篷。多亏及时发现，要不很可能会被灰色的粗壮男人扒光衣服，和纯白色的女孩一起挨抽了。这个后果苗训是猜得出的，所以他捂着小弟弟飞快地逃出了人群。没人注意到苗训衣服前摆的帐篷，只是看到他一捂着肚子跑掉了，所以大家都以为这个反应迟钝的家伙在闹肚子。几个平时和苗训关系不错的人还为他感到遗憾，毕竟这么好的表演不是天天都能碰一上的。
那天以后，苗训就生活在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觉得世上根本就没有过那个纯白色的女孩，那次鞭挞只是自己的一个臆想，因为他再没有看到过那个纯白色的女孩，小镇的人也再没提起过那次鞭挞。这样一来，苗训就不得不再一次对自己的道德水准产生了的质疑，做这样的臆想比分不清好歹可坏多了。另外，苗训也没有胆量向小镇的人询问，而且他觉得问了也没用。另一方面，他又觉得那个女孩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他事后在鞭挞的现场捡到了灰色的野菊花，并把它藏进了自己的枕头里。
那天以后，苗训就活在了黑白和彩色的两个世界里。
清醒的时候，世界还是黑白的。天还是阴的，房顶还是黑色的，墙和街道还是灰色的，人们还是穿着黑色或灰色的衣服，出门的时候还是把嘴唇涂成黑色。和纯白色的女孩消失之前没什么两样。但是在梦中，世界就变成了彩色的。而且梦里总会出现那朵野菊花，花瓣是浅黄色的，花蕊是棕色的，花萼是嫩绿色的。
在有的梦里，乌云依然布满天空，房子和街道依然是黑色和灰色的，人们依然穿着黑色和灰色的衣服，不过这些黑白都是为了衬托梦里耀眼的色彩。梦里的女孩依然是纯白色的，但她的身上发出淡淡的光。乌黑的眼睛深处似乎有一点点海水的蓝色，嘴唇变成了鲜红色，乳晕和乳头变成了淡粉色。深棕色的藤条发出冰冷的光，握在一个深棕色的男人手里。藤条下的伤口中淌出了鲜红色的血，血和嘴唇的颜色是一样的。
在另一些梦里，藤条握在了苗训的手中，纯白色的女孩跪在他的面前。有的时候是跪在坚硬的土地或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上，有的时候是跪在绿色的草地上，软软的很舒服。苗训的左手抓着女孩深紫色的头发，把她的脸仰的很高。右手举起冰冷的藤条，一下下抽打在女孩的背脊和臀部上，留下了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被鞭打的时候，女孩没有咬住嘴唇一声不吭，而是放肆的大声呻吟，她的身体会一条蛇一样扭动。藤条每次落下，女孩的脸都会跟着抽搐。在抽搐的脸上，苗训好像看到了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我想是因为女孩天生着一张笑脸的缘故。这丝微笑让苗训兴奋不已，他的阴囊收缩得像紧握的拳头，小弟弟坚挺得像一根钢管，而且梦里的小弟弟总比现实中的大上好几倍。
赵普告诉了粮店的伙计们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像卡在喉咙里的葡萄一样，把伙计们憋得够呛。所以他们在离开赵普戏院的时候，都忍不住使劲清了清嗓子。伙计们一致认为如果保守这个秘密准得憋出病来。
补密赋予了伙计们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毕竟他们知道了一般老百姓不知道的事，这足以让他们把自己不当一般人看待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更觉得必须把秘密说出来，否则谁又能知道自己不是一般人呢？
于是，这个秘密被伙计们告诉了每个来粮店看货的奇形怪状的老百姓。在告诉的时候，他们还特意加上一句“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这么看来，粮店的伙计们也没有把“别告诉别人”这句话当作前提。
还有一点要补充，我觉得伙计们这么干，肯定有报复赵普的成分。他们都觉得娘娘腔嘴上虽然说的漂亮，但谁也拿不准他关键的时候会不会掉链子。而且他们还觉得娘娘腔并没有拿他们真的当自己人，否则断货之前为什么不知会一声呢。
在伙计们的努力下，没过多久奇形怪状的老百姓们就都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他们就再也提不起兴趣去赵普的饭馆喝酒了。
奇形怪状的老百姓们不喝酒了，也就说不出“皇上是个小屁孩”等等大逆不道的话了。这样一来，密探们就突然变得很无聊，但他们并不觉得无聊是好事，因为他们早就习惯一天到晚打人大嘴巴了。密探们不知道奇形怪状的老百姓们为什么突然变老实了。伙计们没有把秘密告诉密探，因为他们认为密探们早就知道了，别忘了开会的时候密探们也在。其实，密探们只是不知道伙计们已经把秘密告诉奇形怪状的老百姓了而已。
密探们认为，每天打人虽然辛苦，但也是一种对自我能力的认可，要不凭什么我打人而你们挨打呢。现在忽然没人可打了，也就意味着对自我能力的否定。密探们都迫切地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否定了，于是就去问路过的老百姓。
老百姓的脑子里想的全是圆脸小伙子们要当混蛋这件事，根本就没工夫搭理别人。而且密探们为了隐藏身份，都化妆成了奇形怪状的老百姓，脸上还有自己抽的手掌印，所以被问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是谁在问他。于是，密探们只能使出老办法，掏出证件，再把那个不理人的家伙拉倒马路中间，左右开弓的打起大嘴巴来。
奇形怪状的老百姓直到挨上了大嘴巴，才知道了问他的人原来又是密探，但这并没有让老百姓屈服，事实上他们反而更来气了。因为老百姓们知道密探都是来自军人开封城的，“你自己要当混蛋了，还问我为什么，这不是装孙子吗！”再说反正大嘴巴也已经挨习惯了，多挨几下也无所谓。
百姓开封城又恢复了排队挨嘴巴的场面。当然，与以往还是有些不同的。以往密探们打人之前问的是：“你说什么了？”而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不说了？”这件事说明，只要人家想抽你大嘴巴，无论你怎么做，大嘴巴都挨定了。要是想不挨大嘴巴，改变你自己的做法通常是没什么用的，有用的方法是让别人根本就不敢动抽你大嘴巴的念想。
她就特喜欢跟我动手动脚的，尤其偏爱掐胳膊，经常把我的胳膊掐得像土著人的脸。她并不是掐住胳膊上大把的肉，而是用拇指和食指揪起一小块皮肉，然后使劲一捻。无论我对她是恭维还是挖苦，她都能冲我一脸坏笑的来这么一下子。其实，我也知道怎么让她不掐我，比如我可以义正严词的告诉她：“你少来劲啊。”或者她怎么掐我，我就怎么掐她。但不瞒你说，我还真没这个胆子。
因此，我觉得密探们其实根本就不想知道老百姓为什么不说了，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想抽人大嘴巴，以证明自己的能力。要是真的有个不识相的老百姓告诉了他们不说的原因，那密探们一定会把这个多嘴的家伙活活打死，因为这个家伙让他们失去了打人的借口。而且密探们一边打还要一边骂：“谁让你把事做得这么绝！”我想奇形怪状的老百姓们也看出了这点，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我就是不说”，因为好死不如赖活着嘛。
在我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一种生存的态度，另一种态度就是“早死早托生”。这两种态度在我的身体里并存着，并交替出现。我总是一会儿希望和她早有个了断，一会儿又沉迷于若即若离的暖昧之中。更重要的是，到底以哪种态度面对她，并不是我自己所能决定的。
奇形怪状的老百姓们真是够倒霉的。他们先被赵普断了粮，又被赵普灌醉，再被赵普的密探打嘴巴。当他们酒醒了之后，还是要挨嘴巴，而且还是没有粮食吃。其实，还有一些人也挺倒霉的，就是那些偷运军粮的圆脸小伙子。
六在我告诉你们偷运军粮的圆脸小伙子是怎么倒霉的之前，先要说一些我小时候的事。这些事与圆脸小伙子们没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
小时候，我居住的城市道路两边种了很多槐树，每到春天树枝上都会长出椭圆形的树叶。槐树长得并不高，虽然那时我个子很小，但要是蹦起来也可以抓下一把叶子。
现在城市里的槐树少多了，到处都是杨树和柳树。我觉得这是因为杨树、柳树比槐树好伺候，而且长得也快。每到春天，杨絮和柳絮就会像鹅毛大雪一样满天飞。据说那是因为种树的时候没分公母，结果种的都是公树造成的。这个解释很合理，要是我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我也一定会吐沫星子乱飞的骂人。有一年，杨絮和柳絮一下子少了，有人说是给这些公树打了药的结果。依照我的理解，就是把公树们都阉割了。在这里我要补充，我认为对别人的迫切需要，通常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满足这个需要，只要这个需要是合理的，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对这些公树而言，给他们身边种几棵母树并不是件特别为难的事。另一种做法就是让他们不再需要，但我以为这么干的确挺不地道的。做了不地道的事是要遭报应的，生活在到处都是不男不女的树中间，城市里的人们也变得分不清男女了。
还是回到我小时候吧。每到槐树上长满椭圆形树叶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淡绿色的小肉虫。它可以用一根细丝把自己吊在树上，人们给它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吊死鬼。当你从树下走过的时候，吊死鬼很可能会粘在身上。要是粘在了女孩子身上，她们发现的时候就会歇斯底里的大叫。我以为吊死鬼就是喜欢听尖叫声，要不它们放着好好的树叶子不吃，吊在半空中干什么呢？
现在我知道吊死鬼是无脊椎动物昆虫纲鳞翅目尺蛾科国槐尺嫂的幼虫，但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第一次注意到这种小虫子，是因为我听说了蚕宝宝的故事，所以就认定了吊死鬼就是蚕宝宝，要不它们怎么会吐丝呢。
养蚕实在是件又好玩又实惠的事，而且对我而言一点也不麻烦，因为我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桑树。所以我就用罐头瓶装了几只吊死鬼，还在瓶底垫了几片桑叶。
我妈下班回家后，我就把瓶子里的“蚕宝宝”拿出来显摆。到今天我还记得我妈笑得前仰后合的夸张样子，以及她把罐头瓶扔出门外时的敏捷动作。后来，我妈耐心向我讲解了吊死鬼和蚕宝宝的区别，比如吊死鬼是害虫，它们除了吃就是拉，吐的丝根本就纺不出纱。再后来，有个同学在家里养了蚕，而且养的铺天盖地。一进他家的门就看到床上地上到处爬满了白色的大肉虫。看到这些大肉虫，我认为它们一点都不可爱，只让我恶心。
我妈扔吊死鬼这件事让我很伤心。就算我分不清吊死鬼和蚕宝宝，也犯不上笑成那样啊。何况又有谁规定了不能养吊死鬼呢？其实就算我养的是蚕宝宝，也绝不会有人指望用我的蚕茧纺纱。既然结果是一样的，那么吊死鬼和蚕又有什么区别呢？而且吊死鬼的个头比蚕要小得多，养起来即不占地方，又不费多少树叶，它们什么树叶都吃，比蚕好伺候多了。
伤心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被作弄了，开始的时候我可是真的把那些虫子当成蚕了。而且这件事还不能向别人倾诉，因为作弄我的人就是我自己。我小时候经常被自己作弄，被作弄后我都会很伤心。直到现在，每当我特别想做某件事之前，都会不自一觉的犯含糊，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又要作弄自己了。还有件事我也一直记得。
小时候我经常糊风筝，用竹筐的竹子劈成又轻又细的竹坯，把报纸糊在用竹坯做好的支架上。我可糊不出什么娱蛤、沙燕等造型，我的风筝就只有一种，菱形或扇形的架子下面飘着一根长长的纸条，俗称“屁帘”。
放风筝的线就是家里的棉线，曾经有人指点我了棉线不结实，风筝飞起来后很容易断。不过我的风筝从来就没有飞起来过，所以用什么线都无所谓。
终于有一天，我糊的一个小屁帘飞起来了。那是我第一个飞起来的风筝，也是唯一一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小风筝为什么会飞起来。也许是因为那天风足够大，也许是因为我站在楼顶上放，而不是在胡同里扯着风筝线瞎跑。当时我心里好不得意，于是不断放线好让它飞得更高。问题还是出在线上，不过不是在空中断线，而是手里的棉线出了一个断头，这的确是意想不到的事。我的手上突然一轻，风筝就随风飞走了，而且速度非常快，想追都追不上。
远去的风筝也让我很伤心。因为我第一个飞上天的风筝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而且这只风筝飞起来的时候，旁边并没有别人，所以我无法证明自己的风筝飞上天了。自那以后，我再没糊过风筝。失败的养蚕、飞走的风筝，以及我经常失败的祈祷，还有很多很多事，让我成为了一个骨子里特别悲观的人。成年以后，有些朋友来问我某个项目的可行性，我的分析结果也都是悲观的。这有好的一面，就是如果项目真的失败了，就会证明我的先见之明；如果成功了，也可以说明我是个未雨绸缪的人。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他们都说我是个乌鸦嘴。我说这些就是想说明我是个悲观的人。我做事总往坏了想，而且总觉得自己活得很壮烈。
圆脸小伙子们装了满满两裤腿的军粮，再用条军用绳子把裤腰紧紧绑在自己的腰上。为了满足老百姓们不同的口味，他们通常一条裤腿装大米，另一条裤腿装白面。
当圆脸小伙子们溜出军人开封城，并没看到往日蹲着等军粮的老百姓。为了找到买主，他们只能在百姓开封城里四处游荡。这么干是很危险的，百姓开封城的路没有规律，就连奇形怪状的老百姓自己出门都要持着绳子走。圆脸小伙子们根本想不到粮食会砸在裤腿里，所以他们的绳子都拴在腰上了。
现在奇形怪状的老百姓们躲圆脸小伙子还来不及呢，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提前过过当混蛋的瘾呢。而且老百姓们还知道，现在跟圆脸小伙子们混得越熟，等他们变身成了混蛋之后就越会要你的命。另外，对这些偷运军粮的圆脸小伙子，老百姓们都恨得牙根痒痒，“你都要当混蛋了，还惦记着挣钱，做人不能这么没人性吧。”
圆脸小伙子们也发现奇形怪状的老百姓都躲着他们，这就更增加了他们卖掉粮食的难度。不过他们已经腾不出脑子琢磨这是为什么了，因为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必须尽快粮食处理掉，要不然就不能上厕所。这个道理很简单，上厕所是要脱裤子的，脱了裤子粮食就会洒出来。不过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越不能上厕所就越觉得快要憋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