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就职大总统的同时，段祺瑞辞去了总理职务，专心于“参战督办”新职务，全力组织参战军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段祺瑞欣慰的是，到了1918年初秋，中国“参战军”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和训练后，已基本成形——参战军共辖三个师，第一师驻扎北京北苑，师长曲同丰；第二师驻扎山东济南，师长马良；第三师驻扎北京南苑，师长陈文运。并且，三个参战师的装备和训练均属世界一流——使用的武器和装备全部购自日本，参战军教导团的教官和助教均聘请日本军官和士官担任。10月，参战军军士教导团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参战督办段祺瑞、参战督练靳云鹏亲自到场，到场的还有内阁全体阁员，以及训练处的领导人日本顾问板西利八郎等。开幕式上，段祺瑞以一口合肥话进行了简短实在却激情四溢的讲演，先是强调中国参战的必要性，继而要求各位军人努力训练，有朝一日上战场为中华民国争取荣光。训话中，段祺瑞志得意满地指着身边穿陆军上将礼服的靳云鹏对学员们说：“你们看靳督练，就是我当年小站练兵时的一个炮兵，如今他都当到了陆军总长。你们要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好好练本领，将来是一定不可限量的。”面对段祺瑞的当众表扬，靳云鹏谦逊地在一旁颔首微笑。接下来是靳云鹏的致辞，这位段督办的弟子一开始就将师傅抬得老高：“我是当年小站练兵时段督办手下的一个小炮兵，今日的地位，全是受段督办的一手栽培提拔而得来的。今日你们做了督办的学生，将来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的。”北京政府内部的某种关系，从这样的陈述中，可见一斑。
中国参战军还没来得及开赴战场作样子，接近1918年底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来——在欧洲，《贡比涅森林停战协议》签订，德国投降，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直承受着参战巨大压力的段祺瑞简直有些狂喜了，可以说，他几乎将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了参战上，现在，他终于赌赢了，压力可以释放，努力也算没白费，并且，对于国民，对于国会，对于他的政治对手，都算有一个比较好的交代。在段祺瑞看来，虽然宣战稍晚了一些，表面工作做得尚不够，但中国能跻身战胜国的行列，也不失为近百年最大的喜事，而这个喜事，完全是由他的韬略得到的。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古老的中国需要这场胜利，年轻的民国更需要这场胜利。段祺瑞有如沐春风之感，他亲自给内阁成员和一些老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一千载难逢的喜讯。
接下来的日子里，北京政府开始像模像样组织一些庆祝仪式了——不用组织，民间一些团体和个人已自发开始庆祝了。北京城浓浓的冬意里，有人开始张灯结彩，鞭炮声也响个不停。11月13日，中华门前搭起了彩牌楼，午门、太和门前悬挂起巨幅的五色旗，上午，国务总理段祺瑞、外交总长陆徵祥、司法总长朱深、参议院长梁士诒以及当时的日本公使林权助、法国公使包朴、比利时公使莫耶等人前往西什库教堂，与那里的北京区主教林懋德一起，共同举行庆祝活动。青年学生、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等组织了游行庆祝，高举着“公理战胜”、“当仁不让”等标牌，在长安街和东单一带游行。原建在东单牌楼北面、西总布胡同西口的纪念被杀德国公使克林德坊也被拆除。
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北京各学校放假庆祝。当天下午，北京学界举行游街大会，教育总长特意安排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检阅与演讲之用。自1912年的最后一天起，天安门正式对外开放，从此之后，天安门与它所正对的天安门广场，就成了北京人最爱来的地方，与中国最萌芽的自由和民主联系在一起，也跟中国最关键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一次纪念一战胜利的游街效果尤其好，北大校长蔡元培兴奋之余，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延课两天，并希望在这两天借用天安门的那个临时高台，以供北大教授们公开演讲。那些天，蔡先生每天都去演讲一次，其他文理科学长教授也陆续登台，在冷风中向大众讲演，几至喉咙嘶哑。在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中，蔡元培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他。”他还说：“生物进化，恃互相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约国互相协商，抵抗德国，是互相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约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之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面去呵！”
11月28日，北京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纪念一战胜利。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四周彩旗飘飘，除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外，还有各战胜国的国旗。一大早率先入场的是战胜国驻华军队的方阵，分列御路两侧。中国军人代表和中外记者则在太和殿门稍候。接着，战胜国公使团簇拥着徐世昌、段祺瑞，由新任的陆军总长靳云鹏带领，穿过太和门，进入到太和殿广场，两边列队指挥官行撇刀礼，军乐队奏乐，一行人登上丹陛，来到太和殿前。阅兵式后，中央公园举行了演讲大会，大会由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主持，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代表总统徐世昌演说，总理钱能训、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人也到场发表演讲。此次大会，人数上万，每至演讲高潮，听讲者欢呼连连，气氛之热烈，前所未有。
考虑到民众兴奋激越之情，徐世昌又决定在30日举行全城市民提灯游行大会。教育部积极响应，特发公文号召京城大学生集体参加30日提灯大会。当天参加庆典游行的学校有六十多所，学生达万人之众。当大总统徐世昌的马车昂首驶入天安门时，围观的市民和学生欢声雷动，盛况空前。
虽然深究起来有些勉强，不过一直不善于深思的中国人还是沉浸在战胜国的喜悦中，以为一战的胜利是一个光辉起点，受尽屈辱的古老中国将由此走向新生。这样的情绪，可以看作是一次感情释放。虽然释放得有些羞涩，有些尴尬，不过毕竟是油然于心的愿望。紧接着，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大洋彼岸宣布“十四点和平纲领”，明确主张公开外交，反对秘密外交，主张取消关税壁垒，削减和全面限制军备，绝对公平地调整一切殖民地，建立国际联合组织，以保证国家不论大小均享有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总统这一主张，赢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弱小国家的一片称誉。
不久，北京政府收到了参加巴黎和会的邀请。消息传开，又是一片欢腾。人们都知道善后会议意味着重新划分世界格局，即使是最不济的国家，也能从中分得一些利益。老成持重的徐世昌很高兴，任期之内，能为国家做点事总是令人欣慰的。徐世昌考虑用两个会议的召开，促成中国在国际国内两方面赢得质变：一个是巴黎和会，力求中国享受实实在在的战胜国果实；另一个，就是即将启动的南北会议，徐世昌考虑的是，双方尽可能达成共识，避免内战爆发，争取获得国家统一。
徐世昌和段祺瑞沉浸于控制不住喜悦之时，反倒是老资格的外交专家陆徵祥显得相对清醒。这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三任内阁总理，现任内阁外交总长，以他几起几落的政治经验，以及多年与列强打交道的心得，隐隐感觉到这一次巴黎和会并不是一次分蛋糕的盛宴。三年前，陆徵祥还在为“二十一条”与日本人苦苦争斗时，就曾预言：“将来战事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这番话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战之国不能与会”讥为天方夜谭。然而，两年后，中国对德参战，成了一战的直接关系国，具备了参加和会的资格。陆徵祥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知道“战胜国”的分量。举国越是欢腾，期望值越大，陆徵祥感到压力越大。外交舞台从没有所谓的公理，有的只是强权和利益。陆徵祥知道，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所面对的现实往往会更残酷。
代表团出征
1918年12月1日，天色已冥，平日冷冷清清的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北京政府为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送行的仪式在这里举行。尽管寒风凛凛，前来送行的人还是有很多。除了外交部全体官员和部分内阁成员外，还来了不少各界社会名流，甚至连英、法、美、日、比等国驻华公使也都顶着寒风前来。行前，徐世昌召集会议，初步议定了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七项要求：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其中包括，把德国在1898年利用不平等条约强占的山东青岛权益（包括租界地及路矿权、铁路警察权等附属权利）归还中国。段祺瑞也参加了会议，并表现出难得的清醒，他认为中国参加一战时间过迟，这一次巴黎和会不宜提出过多要求，只要能收回德奥租界，取消德奥在中国的权益，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以及修订海关税则，就很不错了。至于青岛问题，段祺瑞显得比较乐观，认为日本此前一再声明要交还中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在车站，人们兴奋谈论着巴黎和会的话题，不时发出阵阵欢笑。他们怀有满腔热情，指望在这个战后会议上挽回很多在此之前失去的东西，包括领土、赔款和荣誉。恨不得将过去近百年丢失的全都挽回来。
送行者翘首以盼，忙碌的记者们更是期待从外交总长陆徵祥口中挖出点独家消息来。实际上在此之前，参加代表团的各位成员已特意组织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谨慎地表示希望在巴黎有丰厚的收获，不过那些记者们一直不太满足。然而，列车就要启程，还不见代表们的身影。一直到八点二十分，也就是列车启动前十五分钟，陆徵祥一行才匆匆抵达车站。简短地进行完送行仪式后，几个代表立即在武装人员的簇拥下上了车。八点三十五分，列车缓缓启动驶向奉天（今沈阳），代表们将在奉天搭乘飞机先飞向日本。火车渐渐远去，飘曳的浓烟给送行者们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人们想不通的是，陆徵祥和一干代表为何要舍近求远，不是搭乘轮船经印度洋、地中海直抵法国，而是绕道日本穿越太平洋，再从美国横渡大西洋到达目的地。
后来的资料表明，陆徵祥一行先到日本，目的是先跟日本就某些问题达成默契。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陆徵祥都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尤其是有关领土问题，尽量在巴黎和会上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毕竟此时青岛已落入日本手中。并且，让陆徵祥保持沉默的重要原因是，中日两国已在1918年秘密签署山东问题换文。这当中很多条款，不仅不能让国内民众知晓，更不能让欧美列强知道。
出乎意料的是，作为代表团团长的陆徵祥刚离开北京就病倒了，沿途劳累和受凉诱发了陆徵祥坐骨神经痛，让他无法走路甚至无法站立，行动极不方便。陆徵祥电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与日本天皇及外交大臣的会面。北京政府担心日本不高兴，要求陆徵祥尽量赶赴日本，完成使命。在这种情况下，陆徵祥不得不勉强支撑前往东京，分别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及媾和委员牧野会谈，不过谢绝了日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见。陆徵祥拜会内田康哉时，专门谈及青岛问题。内田表示：“俟与德国交涉清楚后，按照原议交还中国，请勿听德人或他方之撩拨，致生异议。”言下之意，由日本先与德国交涉，然后按照中日两国协议，将山东特权转交给中国。在这些会谈中，陆徵祥并没有就山东问题是否提交巴黎和会与日本达成共识，或者进行换文，这也为后来中日双方在和会上的纷争埋下伏笔。日本人以为他们得到承诺，中国会在和会上与他们合作；而后来陆徵祥只承认存在1918年中日秘密协议，并没有接受它的有效性。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陆徵祥逗留东京期间，中国代表团一只装有重要文件，包括中日秘密协议全文的箱子被盗。后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这一被盗事件更引起轩然大波，陆徵祥也因此背上沉重包袱。
西行的一切，从一开始就充满不顺畅，这让老资格的绅士陆徵祥有种预感，此去巴黎绝非坦途，它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大事件，让人无法面对，也无法把握。
启动南北和谈
中国代表团远去巴黎参加和会的同时，徐世昌着力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启动南北和谈。《纽约时报》1919年4月20日的一篇报道这样说：“中国国内局势因上海和平会议的恢复获得改善，许多引起争议的问题都非正式地进行了讨论。据估计，各方除有关北京安福议会相关问题外，可能达成谅解。为尽快达成一致，和谈代表们提议会址选择在原德国俱乐部，以避免会外极端分子为阻碍双方达成妥协而进行的捣乱。北京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削减南、北双方军队数量，将现在超过一百二十五万人的军队削减到四十个师，并且今后将进一步削减，以减轻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目前，每年的军费开支已占到国家税收的五分之四……”
1918年底启动的南北和谈，肩负着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和希望。总统选举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就委托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向徐世昌转达美国希望能迅速解决中国国内时局问题的愿望。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总统，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贺电，电贺徐世昌就任，同时规劝中国停止内争，实现统一。驻华外国使团在祝贺徐世昌当选的颂辞中，也呼吁希望中国和平统一。美国还向其他国家呼吁，在中国实行统一之前，不允许各国向中国各势力借款，以此不支持中国内战。在京协约国各公使几次开会，就启动中国南方和谈进行敦促。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还就参加战后议和会议提出警告：“我国国内如不统一，将不得列席欧战议和之会。”1918年11月初，顾维钧又接连电告北京政府：“美国国务卿转述美总统愿以实力助华息争，免失国际地位。”这样的态度，可以看作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南方统一的施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