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服饰，小到生活习惯，大到城市面貌、城市市民的生活和谋生方式，都有很大的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入民国之后，政府提倡新的生活习惯，教育民众讲究卫生，对于孩童的赤身裸体，有关部门也开始进行干涉。北京很多建筑得到了维修，道路也进行了拓宽和清理。为了降尘，政府派遣专人每天为街道洒水。内务部曾专门发布法令，规定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者，不得做人力车夫。……为避免车夫中暑热死，警察厅发布告责成所辖各段警察劝阻车夫快跑，鼓励商人捐钱在路边设施茶处让车夫能够喝到茶水。弱势群体能否得到各方面的宽容与关照，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这些，都算是一点一滴的改变，也是一点一滴的提高。
后来的历史，曾经把1916年后澎湃激涌的文化思潮命名为“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命名，似乎更强调这股思潮的人为推动作用而不是它的历史趋势。实际在总体上，社会的改变更像是自发的必然的变化，远远胜过人为的推行。虽然这当中有人为推动的力量。这场涌动的文化和社会思潮，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于行为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宽松开放的空气造成的。
起初，神学和新思想一起涌入，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行不悖。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那段时间，中国每年售出四百万册《圣经》，这个数字接近十九世纪初全球范围的流通数量。惊人的数字后面，寓意着一种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进入和影响。与此同时，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是带有新思想的报刊，对社会思潮的涌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传播的发达，社会巨大转型的动荡，民国之初，社会意识形态的纷繁复杂，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古今中外的思想都在这里交汇，这当中有复古派，有自由派，有君主立宪赞成者，有专制派，有改良派，有共和派，有革命派，有无政府主义者，有达尔文主义者，有实验主义者，有民粹主义者，有浪漫派，有颓废派，有虚无主义者，有恐怖主义者，有孔孟之道……各种各样的思想交织、争战、纠缠，使得无数中国人坠入巨大的蛛网之中，难以自拔。
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但没有改变国家衰弱、民生凋敝的状况。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依旧如故，没有丧失它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居高临下、傲视四夷的特性。年轻的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在人们争议的目光中，大胆用新的视角和标准重讲中国哲学思想史。
在胡适看来，只有“上帝”的权威动摇了，理性之光才有空间，个人才能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上帝”就是孔子，只要对孔子进行充分质疑，孔子的权威动摇了，文化保守性也就松动了，中国人才能从腐朽僵化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才能谈得上实事求是，才能谈得上创造性思维。胡适认为，最终一战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是句空话。
虽然“白话文”算不上是胡适的独创，但胡适以“白话文”为突破口，可以说撼动了整个社会基础，造成了人们思维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胡适看来，语言是思维方式的载体，语言的形式不打破，思想内容的更新便无从谈起。胡适归国前所写《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条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实际是在以常识来看待语言和文字的功能。而在中国数千年语言和文字的演变中，丢弃了太多常识，渗入了更多复杂成分。在《尝试集》序中，胡适写道：“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在《谈新诗》中，胡适更是将这种“体裁解放”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和镣铐。与胡适具有相同看法的还有鲁迅，鲁迅对于白话文的表达更为极端，他在《二十四孝图》中说：“只要对白话文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由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不同，众人还延伸出很多对于中国文化现象的批判：鲁迅强调文言文语法的不精密，说明中国人思维不严密；周作人指出古汉语的晦涩，养成了国民笼统的心理；钱玄同、刘半农则从汉语的非拼音化倾向探讨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从1918年起，《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发表文章，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统一起来。接着出版的《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等都采用了白话文。新式标点符号，也由《新青年》的提倡而得到推广。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从当时的情况看，不仅有助于人们的思想从旧框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有助于使文字的表达适应时代的需要，还能把文化从少数人占有下解放出来，能够为更多的平民所理解和接受。思想永远是走在前列的，不过难能可贵的，是随后制度的改变和提倡。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很快就响应了蓬勃发展的民意，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一、二年级国文一律改为白话文体，并从1922年开始，在小学全部试行白话文教学。使用了几千年的文言文，在三年多时间内，就被白话文取代了。这样的胜利，与其说是胡适、陈独秀们的胜利，还不如说是历史大势所趋，是社会开放带来的进步所致。
通过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周树人变成了鲁迅。这一部白话小说不仅具有里程碑意义，还有振聋发聩的挑战与否定意义：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可以说，白话文运动就是中国人精神解放的第一步，是破除掉的第一层“精神的枷锁和镣铐”。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法宝，正在于白话文作为工具的变革，撬动了中国文化从旧的范式向新的范式转变。
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字变得通俗化等形式上的变化，更重要的，一种对于社会的批判精神也渗入到思维方式当中，成为警醒人们的主旋律。
思想的闸门被打开，人们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审视传统的伦理与道德，并且以一种欣赏的眼光审视世界，这也许是新文化运动背景下最根本的变化。这种社会思潮总体呈现欣欣向荣，所产生的道德和精神影响，足以与经济、政治的结果对峙。当然，在新文化运动推进过程中，也弥漫着一种浮躁、溃散、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气氛，这也是社会变化的性质和人们急功近利的心理所决定的。在启蒙与救亡中，人们一意救亡，结果忘了启蒙是救亡的最好办法。当然，这必定是以一种长远的眼光来打量。除此之外，社会呈现的否定原有价值观，必定会引起乱局和动荡，也会引来很多人的忧虑、怀疑和迷茫。在浮躁和迷乱中，传统文化优雅收敛沉着笃实的精神不见了。新文化标榜科学与民主，看起来志气高昂，却不免空幻败坏。科学不论及人生的信仰与价值、道德与伦理的意义，招致人心愚妄，狂躁不安。时人肤浅地讨论着科学，从科学到泛科学主义，似乎科学可以救国救人救一切。这种对于科学的迷信态度，同样值得警惕。西方人讲科学，却依旧信奉基督教伦理；国人讲科学，却没有稳固的根基，一走就全走偏了。科学或许可以救世救国，却不可以救人救心……社会永远是复杂的，即使是在最欣欣向荣的时候，也会呈现出某种极端的忧郁来。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对于民国北京政府的评价是：这两百名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和他们那些步履蹒跚的部队，在1916至1928年军阀混战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造成了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家的黩武主义。在这个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民族进取心却处于低潮。的确是这样，民国北京政府在政治上的坎坷，比较起它在文化上的建树，差距是如此之大。这也意味着，文化的繁荣，实际上是开放的产物，无论社会局面如何黑暗，如果处在一种开放的状态，那么随之而来最显着的信号，必定是文化上的进步和繁荣。对历史来说，重大事件的发生，相伴文化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就像血肉和骨头，不可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