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欠薪情况严重，教育部同样也不例外，在很长时间没有拿到工资之后，教育部也举行“同盟大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行动起来了——参谋部自动要求解散；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翼都因部员索薪而求下台。
转眼间，双十节快到了，因是民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当局忙于部署十年大庆的有关工作。不过此时全国上下，已很少有人真正热心去庆祝那个共和国了。时局的败坏，人心的衰败，遍地的贪腐，江河日下的道德，以及变得越来越带有游戏意味的政治，让人们越来越失望。如果说当年建立中华民国，还有很多人抱有理想和热情，那么，经过十年反复，人们已经疲于政治的纠缠与游戏，对于这个“一蟹不如一蟹”的共和国，明显不抱什么希望了。连一向平和的胡适也转向了激烈——由于北京政府加大了对于新思潮和文化的控制，胡适主持编撰的《每周评论》也因鼓吹新思想，遭到当局查封。愤愤不平的胡适在中华民国国庆到来之际，写下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
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1921年，是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第三个年份，也是内政外交最令其烦扰的一年。除了财政危机越来越突出，内部纷争越来越激烈，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外，外国势力对于中国的逼迫也让徐世昌感到困窘：莫斯科东方大学成立，第二年又设立中国班；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正式宣布成立于库伦，奉活佛为元首，司卫巴图执政，与苏俄更加亲密；日本对于中国的渗透越来越厉害……当时很多报纸和刊物这样说徐世昌——这个原先儒雅冲和的老头，言语变得越来越少，疑心病越来越重，脾气也变得喜怒无常。那个曾经冷静平稳气度轩昂的前清翰林消失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优柔寡断、世故圆滑的老官僚，甚至没有原则，只一味和稀泥。同样，对徐世昌来说，不可理喻的是国人——当一战胜利，中国跻身于战胜国行列时，人们对着他高呼万岁。而现在，一切都变了，全国人民越来越恼火，脸色越来越难看。自己当初被山呼海啸邀上的宝座，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这一年中，让徐世昌稍稍感到宽慰的，是法国巴黎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当政者第一次荣获这样的称号。徐世昌很看重这一称谓，特地派朱启钤为专使，赴法接受学位。朱启钤在法期间，得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华法教育会拒绝支付学生生活费陷入极端困难境地，于是慷慨捐款国币五万元予以救济。为此，一些留法学生委托当时亦在法国学习的徐特立起草一份感谢信，并把两册签名簿赠给了朱启钤。
1921年10月底，由于财政危机继续加重，国务总理靳云鹏无力支撑，再次通电“暂行视事”，请总统改组内阁。徐世昌只好准许靳云鹏辞职，命颜惠庆暂代。张作霖提出让“最会理财”的梁士诒担当总理，曹锟、吴佩孚对梁士诒背后隐约的日本背景感到担心，虽表示异议，不过因一时提不出更适合人选，只得同意梁士诒组阁。1921年12月24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高凌霨，财政张弧，陆军鲍贵卿，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董康代），教育黄炎培（齐耀珊代），农商齐耀珊，交通叶恭绰。这是一个偏重于经济的内阁，不过面对千疮百孔的财政危机，上任之后的“梁财神”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利用过去积累的老关系到处借债，承诺以各种优待，赔之以笑脸殷勤，到处拆东墙补西墙。
由于中国南北分裂的状况，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对于中国借款已明显收紧。北京政府所能借到的，只能是非公开和非正规渠道的小额资金，借债难度大大增加了。
这一年底，在大洋彼岸的华盛顿，美国召集英、法、日、中等国开会，继续解决巴黎和会上搁置的部分悬案，包括中国山东问题。开幕式上，美国总统哈定热情洋溢地致辞：“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以恢复全世界的安宁……”北京政府派出了以施肇基为首席代表、顾维钧与王宠惠为全权代表共一百三十余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北京适时爆发的财政危机以及大规模讨薪风暴传到大洋彼岸后，全力谋求世界支持的中华民国代表团陷入了尴尬。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几天，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数百位哥伦比亚教职员工和美国各大报记者聆听了这位留美博士的发言。对于国内糟糕的财政状况，施大使并没有刻意回避，辩解时颇有点强作欢颜：“实际上，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都十分糟糕。也许你们已读到纽约报纸最近的报道，说中国最大的法资银行——中法实业银行开张数年后终于倒闭。在此我想提请注意的是，一是这家银行由法国人而非中国人管理，二是当这家银行数月前倒闭时，是中国银行家出来救市，以免中国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崩盘。”
施公使说，“你们知道的是，中国的财政困境使其难以应付它内部事务，更不可能在银行家们自身难保时出手拯救法国银行。然而，中国金融界愿意救助法国银行的事实表明，中国人确有良好的意愿在世界经济重建中扮演积极角色。问题在于中国缺少机会，中国脆弱的国防力量招惹外敌的窥探，勾引起它们贪婪的欲望。”
施公使回顾了中国在大战中发挥的作用，他说，“中国参战在很大成分上是因为美国发挥了榜样作用。”他谈道，这次大战对改变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巨大影响，对国家实现工业转型也有积极作用。
施公使称，“中国的发展，如果坚持正确的方向，必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中国的发展进程如果受到外界干扰，将可能衍生成为世界的威胁。有两种途径可从中国获得利益，一条途径是通过武力征服中国，世界大战的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另一条途径是通过中国自身的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和发展，那将不仅惠及中美两国，而且惠及整个世界。”
“如果没有外来侵略，没有外来势力在政治、经济和主权、领土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必能实现自身的独立与发展。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必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我们的邻国和远方友邦带来巨大利益。”
在大洋彼岸，施大使信心满满地表明着中国的愿景。不过，对于那些真正了解中国现状的人知道，施肇基所竭力勾勒的，不过是一个谎言，一个志得意满的谎言。
施博士在母校激情演讲的前几天，也即1921年10月27日，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严复在福州去世。这个以翻译《天演论》闻名、矢志推进中国变化的爱国者在临终时留下遗言：“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意思是说中国要想存在，就必须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而不是彻底抛弃传统。在此之前的1920年，落寞的严复从北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福建侯官，“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严复已然明白，时代已不属于自己，时代的意志，也不属于自己了。严复与当下激进思潮格格不入的是：过去才是孕育未来的最好载体，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尽管很多人将这称为保守；国人似乎更热衷民主，只是分不清宪政民主与暴民民主；如果改良可以救国，为什么要革命？如果清室立志改良，为什么要代之以民国？民国革命并没有创立一种稳定有力的宪政秩序，新政权失去了旧朝廷的威信，更没有获得现代国家的威权；没有创造一种议会民主的廉正清明，反而培养了腐败与阴谋之风。民主在西方是个政治概念，到中国则成为社会概念。政治上的民主无从落实，社会上的民主放浪走形。乱世之中，民主竟然成了无秩序、无操守的个人生活行为的借口。
严复就是这样带着困惑离去的。他的墓碑上镌着四个大字：“惟适之安”——求心安者，实乃大惑于胸。
